“新零售”,不为赚钱为什么——台湾学者帝都观察记

“新零售”,不为赚钱为什么——台湾学者帝都观察记

食通社作者|万尹亮

台湾逢甲大学公共事务与社会创新研究所助理教授。他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消费文化、另类市场、东亚资本主义比较。近年研究食农网络在台湾和大陆的发展,探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如何团结、如何在社群中界定真实食物的品质,以及消费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永续环保的理念。

今年四月,我到北京访问食农团体,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天。她叫海盗,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工作人员。那天市集结束后,海盗陪我远到郊外去访问大陆最早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之一——小毛驴市民农园。那天刚好是小毛驴十周年生日。离开农场前,一位大哥问海盗:“农夫市集做得怎样?赚钱了吗?”海盗人娇小,但是语气很坚定的说:“要是学电商那套,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在旁边听到这句话竖起了耳朵,“不是为了赚钱,他们为的是什么呢?”不过海盗并未多说。

“海盗”(右)曾经在银行工作,因为认同支持有机小农的理念,而加入市集工作。虽然日常要面对很多琐碎的工作,但是每次下乡拜访农友,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左为她在市集的同事塔拉。

近年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问题频发,让消费者开始找安全健康的食品,的确也有不少企业瞄准这块商机。同时,还有一群不一样的团体:社区支持型农业、农夫市集、共同购买团体等等。他们提倡友善环境的在地耕作,也强调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对面的互动,还在消费者之间推广吃在地、吃有机、吃“真食物”。并且,没有把盈利、甚至赚钱放在优先位置。

这次在北京访问的几个食农团体,我就带着想了解他们对食物的想法,他们怎么重新建构消费者的目的。春天的北京行我听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我想用这些故事来讨论一下北京食农团体的团结行动和环保方面的实践。

1

食物和虚构商品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听到许多人从产业的角度谈生态农业,从商品的框架看待有机食物。从这个角度,他们质疑农夫市集、消费合作社、或是CSA是否是农业和食安的答案。同样的论辩在台湾,也在小农派和农企派之间展开。我认为各方核心的争议点在于:一方认为食物是商品,所以买得起买得到卖得好最重要;另一方则认为食物不应该只是商品。那么,当代的食物到底是不是“虚构的商品”呢?

这要从一个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谈起。波兰尼认为,我们社会的主要经济制度是市场。市场交易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追逐自利,这样的市场交易模式也影响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前市场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现在市场不断扩张,社会成了市场的从属,变成了一个什么事都讲价格和利益的“市场社会”。

在这个“市场社会”中,波兰尼认为有三种商品是被人为虚构出来的: 人、土地和金钱。他说这三个东西本来不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易而产生的:人不是“制造”出来的,也不该“卖”;土地也不是为了买卖才被“生产”出来的,货币原先也只是交易的媒介。可现在市场上却将其当作商品买卖:人被当作劳动力,土地被当成地产炒作的标的或是开发所需的自然资源,金钱被当成资本商品。

波兰尼和他的《大转型》(也译为“巨变”)对市场逻辑渗透并破坏社会根基的论述,对于当前的另类食农团体的工作很有启发。

波兰尼认为这三者代表的市场逻辑渗透并破坏了社会根基:劳动者被剥削,自然被破坏,信任(货币所仰赖的社会基础)也越来越薄弱。许多食农团体是从这个角度批判当代的农业,他们认为市场化让农业成为产业,令农人成为市场劳动力,令土地成为生产必要的投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议:农业不该是工业!

对“真食物”的强调凸显了这样的看法: 食物现在变成了食品,也就是食物的商品。食品的价格随着供给需求波动,随着炒作忽而过剩,忽而短缺。对于食品而言,最要紧的是好看、好吃、便宜、耐久。市场竞争还创造出“伪食品”,使其看起来、闻起来、甚至吃起来像食物,但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食物。

食农团体认为当食品成为这样的“虚构商品”,不只伤害了人的健康,还破坏了社会所仰赖的土地、信任、公平。我们忘了食物最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营养价值、劳动价值、社会文化价值以及生态的价值。

波兰尼认为,社会应该是制衡市场的力量。那么,在食物领域,我们能够将食品去商品化,找回食物的本真吗?

2

行动与思想实验

回应上面的问题,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品味、认识食物。这正是目前国内各种农夫市集正在尝试的事情。透过面对面、密切的互动,消费者有可能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市场定义,而是去珍惜食物本身的特质、味道,进而思考食物如何受到生产方式的影响,如何因不同地方的环境与季节,产生区域的特性。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将两种声音汇集到一起。第一种是农友的声音。我以为我会听到农友骄傲地谈农法、谈论自己种出的食物有多好。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听到一位年轻农友述说他对土地的情感、对商品化农业的批判,批判经济发展破坏了农地、弄坏了食物。他说: “我们被这个时代淹没了”。我想他说的时代就是市场社会。在这个被市场社会淹没的时代,农友来这里,是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本文作者万尹亮(右)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采访喜乎馒头的李庶。
我更好奇北京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市场选择越来越多,消费者要怎么认识真食物,怎么认识农友?

好在我也听到了第二种来自消费者的声音。来这里,消费者想找到了好的食物,也找到了朋友和信任。一位大姐说: “我不想再为买而买,这里的食物,下刀下口就知道不同。”有些消费者进而成为志愿者,来市集帮忙,其中一位帮农友顾摊卖菜的志愿者严厉地说:“心里只有市场的消费者,不配吃这么好的食物!”

还有一些消费者,变成了专业的食农支持者,进一步成立了共同购买团体(准消费者合作社)。为了找到好食物,这些消费者一家一家农场去探访,从食物认识土壤、向农人学习。他们把不同的农法、食物的各种知识介绍给共同购买的消费者。虽然还不成熟,但他们的确在不断地在讨论:什么是好食物?试图去重新界定食物的品质该有哪些元素,不该有哪些元素。

他们不只分享好食物,还在进行一个社会实验。我访问的两个消费合作社各自说出了很像的话。净土合作社的薛遇芳说: “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再抱怨了,做就对了。”清北消费合作社的金海蓝则说: “不能坐着抱怨,现在诚信问题已经有迫切性了,行动才是我们的救赎,这是一个思想的实验。”跟前述的农友一样,他们都看到时代的意义,他们都谈到了消费者行动的必要性,他们也认识到,这是思想和行动转变的必然方向。

“净土合作社”的成员经常和家人一起参加劳动。左图两个女孩儿,分别是4岁和7岁,她们和大人一起分货,“鸡枞”两字就是她们一笔一划写的。

以清华北大教职员工为主体的“清北合作社”也在自己的社区设摊,向社区居民推广合作社和农友产品。

“净土合作社”的三位主力经常一起拜访农场(从左到右):苏菲、王京华、薛遇芳。

在这个实验中,这些食农支持者类似于社会学所讲的公民消费者(citizen consumer)。“公民”是人在公领域的角色,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消费者则属于私领域,追求的是个人的欲望满足。在市场社会中,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永远是对的;而对公民和消费者进行二分法定义,也导致人们逐步放任市场侵蚀社会。“公民消费者”则是消费者从私领域踏进公领域,努力让社会的价值回到市场。

3

消费作为团结和环保的实践

农夫市集、CSA农场、共同购买团体,在社会学中被称为“另类(或“替代性”)食农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另类”指的是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网络”在这里不同于连锁超级市场或大型电商,是用不同的组织型态,缩短生产与消费的距离。农夫市集是另类市场,CSA农场是另类农场,共同购买团体则是另类的消费社群。

这些食农团体有两个看似可以结合,但其实不容易兼顾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希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可以发展出社会团结的意识,进一步促使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关怀地方的生态、社会关系、经济发展;

第二个目标则是期待食农网络有具体的环境实践。除了用生态的农法减少土地、水的污染,当消费者对食物、对生产过程有了亲身的理解,也可能改变他们选购、烹调和回收食物的方法,从消费端减少环境的成本。

薛遇芳(左一)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社区中心教消费者如何在家自制无患子液等环保洗涤用品。

北京的食农团体是否,以及如何,在这两个目标上行动? 我原先预期来农夫市集的消费者会停留在中产阶级为求自保而找安全食物的这个层次上,或是展示一种新兴的环保品味。毕竟任何的社会行动在市场逐利的时代,都容易显得无力、过时。

当然这样的消费者是有的。但我也听到消费合作社的人讨论农村的凋敝,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恶化。清北消费合作社的金海蓝就明确谈及结构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公平性问题。她说:“食物是世界性的,也能反映时代的问题。”消费者团体希望成为支持的力量,支持的不是没有脸孔的品牌,而是活生生的人和具体的社区。我也观察到有消费者在进行可持续生活的实验,比如使用环保购物袋,在家用酵素进行厨余堆肥,减少垃圾和排放等等。

农友的萝卜丰收了。清北消费合作社找来韩国妈妈,教大家做腌萝卜。志愿者们做好后再分发给社员。

“清北消费合作社”的金海兰是一位在读哲学博士,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读书工作的心得。

不过,无论是团结还是环保,就我的观察而言,北京的食农团体还在摸索当中。目前有一些方向,也有一些实验,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例如,他们还未清楚的界定好,食物所涵盖的多元的元素,是该让社群去参与食物的界定,还是仰赖专业热心的前辈?

他们也还没有进一步去探究:

  • 中上层阶级除了找到安全健康的食物自我保护之外,如何真正协助弱势的农人?
  • 如何协助社会上弱势群体的食物权?
  • 如何保障未来世代的食物权?
  • 在中国成为巨大的消费国度过程中,这里的消费行为如何影响远在天边的第三世界人民的食物权?
  •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
  • 如何让社会各界充分地参与到食物体系的改革中去?
  • 可持续的生活除了吃好食物,养成好习惯之外,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相关制度? 

更深层的议题,比如:

  • 社会团结的目标和环保目标冲突了该怎么办?
  • 食农团体是否需要更多的市场吸引力?
  • 有无可能在引领主流消费者的风潮的同时,也引导他们走向公领域?

这些都有待持续的探索。

4

两难话题:社群还是市场?

事实上,欧美食农网络也往往被批评为只创造非主流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并未动摇主流的食农体系,甚至有过度浪漫化地产地销(local trap)之嫌。许多食农团体复制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权力关系,变成城市中产的自我保护甚至是地位标志。

美国学者Alkon和Guthman(2017)批判食物运动和新自由主义的关联。他们认为,许多另类食农网络只是追求建立另类市场选择,而不谈食物的正义(food justice),以及食物体系里的不平等。例如劳工、移民等弱势群体缺乏获得健康食物的渠道;农业对劳动者的剥削、过度使用农药产生的健康伤害等。这类食农网络落入了新自由主义将责任个人化、市场化的逻辑陷阱。

因此,各类食农实践不能只将食物的生产跟消费拉近,靠消费者去承担社会责任,这可能是危险的;还必须要面对和处理食物体系中的不平等、社会和环境的正义。这是更大的挑战。北京的食农团体跟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更是左右为难:一边是被资本和政策加持的电商和大型农企,一边是盛行的消费主义。因此,对比参照台湾的食农运动,有几个问题是我希望持续观察的:

1.要让社会重新去界定食物。北京食农团体要如何创造空间,让消费者成为社群,让消费成为学习、行动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2.让行动扩散就得邀请多方进行社会对话。因此能否有公共讨论,将食物的多种议题深入检视的平台? 

3.食农牵扯多元的议题,和多方的行动切入点。例如新近被人们重视起来的食物浪费问题。那么不同的食农团体,能不能串联各自不同的角色,一起创造一个另类的食农生态系?

从这些角度看起来,北京和大陆的食农团体和行动,都是值得公众、媒体和专家在未来进一步关注的。

感谢净土合作社薛遇芳、清北合作社金海蓝、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提供图片。

参考文献

[1] Alkon, Alison Hope and Guthman, Julie (2017) The New Food Activism: Opposition, 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 edition (March 2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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