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狂野的返乡梦想是在江南荒芜的河里划桨
作者 | 鱼见缸
本名于建刚，80后，生于长于浙江桐乡小村正河浜。18岁出门远行至吉林大学念广告系，毕业后在北京奥美做了3年广告。偶然间读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返乡，与妻子梅玉惠共同发起乡土与手艺项目“梅和鱼”，开展蚕丝制作、生态农业等在地文化建设工作。
1
身份认同的危机
大概有两种不同的农民：职业的农民和身份的农民。
职业的农民，就是以农业生产为工作，以农产品的产出获得回报，并因自身的专业性而获得认可（和其它所有职业一样），除此而外，也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
身份的农民，虽然也以农业生产为工作，但并不因此而被认可；相反，这一身份带来的有固化的社会认知（参考春晚小品），代表一种与落后的、乡土的、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形象。费孝通先生曾用过earthbound这个词，即农民、农村是是被土地“困”住的一种生活形态；因为被困住，所以上一辈的“身份农民”希望子弟可以远离这种身份束缚，越远越好。
费孝通的江村，写尽了困于土地的中国农民和农村。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浙北的杭嘉湖平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江南”。那时的江南城镇，还葆有我的同乡、著名诗人木心笔下的“从前慢”景象。但是，乡下的“身份农民”显然厌倦了贫苦的生活（以及白眼）。在长辈们反复叮咛“不要做乡下人”中，我从小学一路念到大学，在08奥运会那年毕业，进入奥美广告北京办公室工作，似乎没有辜负上一辈的期待。
北京奥美的3年，只留了这张模糊的照片。
但是，一路走来，我始终都被农民的身份——一种代表着乡土、传统、地域（与城市、现代、国际化相对）的符号所困扰。一方面被长辈教育要脱离这种认同（“不要做乡下人”），但是每次放假回乡总能动容于稻田、桑林、乡音。
工作3年后，我辞去广告公司的工作，报名参加了北京小毛驴农场的实习生项目，同去的还有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梅玉惠。小毛驴是中国较早从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机构，其团队成员都对乡土抱有深厚情感，有丰富的乡村建设经历。这个实习生项目就是希望培养下一代的乡村建设人才。
北京小毛驴汇聚了一群和作者一样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右上图为作者的妻子，“梅和鱼”中的梅玉惠。
来小毛驴，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因为我读到了他写的《乡土中国》，这使我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有些释然。我想沿着先生的路径继续往下探索农民的身份认同，以解除危机，获得自信。为此，中途我又告别小毛驴，前往广西的一个壮族村落做了长达半年的民族志调研、写了论文《板贵屯，一个壮族村落》；同时，协助公益机构“行动援助（ActionAid）”在当地做稻田养鸭、壮族文化保护、小学教育等乡村建设工作。
在广西板贵屯，作者（右二）一边工作，一边过了一把社会学家的瘾：做研究，写论文。
在广西板贵屯，作者（右二）一边工作，一边过了一把社会学家的瘾：做研究，写论文。
2
返乡最初的挫败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梅玉惠和我决定直接返回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江南村庄，试图在乡下创业和生活。
带着小毛驴农场深深的租地+配菜烙印，返乡创业的模式笼统而清晰——“在本乡做一个像小毛驴这样的农场”。但是，那时候（2010-2012）本地村庄开始疯狂种“葡萄”（实际为一种美国提子）。经营者多为承包大户、企业老板，一下子把本来就少的耕地（人均1亩多）成片流转，土地租金由原来的年均600元/亩，涨到1200元/亩。租金高企，寸地难求。
返乡容易，但找到能落脚的土地却不易。
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农经局，询问有无土地出租信息。农经局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建议慎重考虑是否要做农业。后来，我又跑到附近安吉的山里，打算与人合作，但合伙人农场的状况也很不理想（我有时还要帮他带孩子）。
返乡半年以后，在经历了受同学“崇拜”、与父母争吵、被农经局劝阻、和合作者散伙等等事情之后，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不得不暂时将农场的计划搁置。随后，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半农半X”生活模式：工作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则回村。
2014年也曾下地种水稻。
3
找到自己乡土的DNA：蚕丝被
2013年春节的某个晚上，当时我们已经离开小毛驴两年多了，儿子也刚满半岁，我突然将“宝宝”和“蚕宝宝”联想到了一起——同样的天然、柔软、纯净，可不可以做给宝宝用的蚕丝被呢？于是，“梅和鱼”就这样诞生了。
蚕茧，让作者和妻子找到了乡土的DNA。
蚕桑丝织是村庄延续千年的传统：从小我们就在桑地里采桑葚、抓知了；一到养蚕季，家里的氛围为之一变，一种异常忙碌的安静，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愈发响亮；小学的暑假，蚕过三龄后，我们就可以独立负责喂养了；冬天，穿母亲做的蚕丝棉袄、盖蚕丝被，轻盈而和暖。
不仅如此，在本地方言中，“宝宝”专指“蚕宝宝”（婴儿是“囡囡”），它们有专门的蚕室，多是房子里最大最干净的一间；年初四是祭祀“蚕神娘娘”的日子；嫁娶的时候，所有嫁妆要缠“红丝绵”；去世的时候，脸上需要蒙一层“白丝绵”——可以说，蚕桑丝织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
嫁妆上要缠的红丝绵。
“梅和鱼”的第一床被子是用2013年自家春蚕茧采收后制作的。在丝厂制作半成品时，我们与其他蚕丝被生产者相互表示出了惊讶和不解：其他人听说“梅和鱼”的蚕丝被使用完整的蚕茧中间层制作，“友善”地提醒我们“成本太高、顾客不懂、卖不出去”；而我们则是第一次得知其他人用化纤、木棉、漂白的柞蚕丝等材料来制作蚕丝被，“桑蚕丝的下脚料”已然是其中较高档的等级。
种桑、养蚕、晒丝、做丝绵、织被。梅和鱼小两口边学边做。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传统的产品，市场上原本就有很多生产者、销售者和品牌。像我们这样没有资源的返乡青年，是毫无竞争力的——我们做的，无非“真实”而已。
第二年，梅玉惠又在母亲和亲戚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尝试后，着力恢复了市场上消失多年的传统无剪蚕丝被制作工艺，所保留的蚕丝长度能达到近百米（市场上较高品质的蚕丝长度也仅为几米）。这是工业化多年挤压下，民间所留下的“最后的蚕丝手艺”。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做的被子不多，大概几千床，但值得自豪的是，每一床都是我们自己和家人亲手制作，秉承并严格遵循一系列工艺与方法，做到极致天然、耐用与舒适。
返乡这几年，梅和鱼，和家人一起，做了几千床蚕丝被。
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天最多做两床这样的蚕丝被。
找到自己那块乡土的DNA，然后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创业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一开始，我们刻意复制小毛驴的模式，遭受挫折；直到我们找到蚕丝，或者说蚕丝找到了我们，原先的身份认同焦虑，“落后的”乡土、传统、地域的文化形态，不仅不再是危机，而且开始展现力量：蚕丝作为乡土DNA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这样的年轻一代，既找到在农村立足的生计，也慢慢理解、发展并展现“身份农民”的内涵。(点击 此处了解更多“梅和鱼”和他们的蚕丝被。)
4
江南是我故乡
我们一边做蚕丝被，一边留意着土地的状况：美国葡萄的泡沫在过去的两年逐渐破碎，现在乡间到处可见倒塌的葡萄棚，荒草蔓延。
废弃的葡萄园。
从今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捡起种地的梦想，倒没有急着去把葡萄园荒地流转过来，而是从小半亩杭白菊茶的友善耕作开始。
为什么是杭白菊茶？
小学时候有一本《乡土知识》的教材，里面用16个字概括家乡：“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百花地面、文化之邦”。百花地面，指的就是杭白菊茶，是故乡的地理保护产品，有着几百年的自留种传统。本地菊花的根可以熬过冬天零下5度的天气，在来年春天继续生发。
等到要种了，我才发现，杭白菊已经在我们村消失了，早就没人种了。总算隔壁镇上还有人在种，赶在4月种植前找到了苗。本来想要生态种植，但因为这么多年，大家都用农药化肥，我们第一年种，完全没有经验，就只种了两分地，练练手。好在父亲10多年前种过杭白菊，于是我跟着他，一边回忆老方法，一边琢磨怎么不用农药化肥种好它。
桑林边的杭白菊，承载了“梅和鱼”对乡土的新思考。
杭白菊的新枝在老藤上发出来后，在清明时节剪取、插扦，一个多月后把枝条再次压到土里，让它持续生根。除草适宜在雨后，泥土松软，较易拔除。我们用蚕沙（蚕的粪便）作为杭白菊的肥料。11月，杭白菊开出来后，就可以采摘。我特地算了一下，我一个人一小时只能采一斤鲜花；当天晚上杀青、晾晒后，一斤花便成了2两茶。
以前家家户户都自己种杭白菊，家里也喝，后来不种了，就都在外面买。忽然又有了村里自产的杭白菊，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都在说这个菊花啥都不用居然能做出来。还有邻居跟我们买，要自己喝。
其实一家人折腾一年，也就做出了20斤杭白菊茶，但这个过程让我对家乡的土地、风物、手艺有了最切身的新体验。
蚕的粪便叫蚕沙，是杭白菊的好肥料。
而概括家乡的那16个字，我想也正是“梅和鱼”需要讲述和践行的故事：不仅仅是种地，或者做丝，而是不断的寻找自己真实的文化认同，回答和清晰自己是谁的过程；而这种认同又反过来激发我们去更好的种地和做丝，归根到底，是为了让自己感到骄傲——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
而这恰恰是品牌塑造的过程（品牌并不是指大量的广告投入）：品牌的英文brand，最初是“烙印”的意思，是初民为了区分自己的牛群而打上的“烙印”——以表明“这是我的牛群”，不在于多大或多小，而在于“这是我”，同样是身份认同的需求。
5
像父辈那样，在河里划艇
返乡7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对家乡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好像是在乡土里插了一根封闭的管道，从小学到高中，虽然生活在此地，却是完全隔离的；然后管道直通大学、大都市。回来之后，我发现对家乡的人事地理全然不知。现在和不同的老师学习，包括我的父亲，才慢慢认识家乡。
父亲经常提到年轻时候划船出去，南过长安坝到杭州，西到长兴，在南浔的桥底下过夜，小心翼翼的沿着太湖岸边到苏州……那时候，没有发达的公路网，江南农夫精通水性，脑子里印着水路地图，和这片水乡有着最切肤的接触。多么令人向往！
于是，我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像父辈那样，在河里划艇。
江南水乡，船只却无用武之地。
河流，某种程度上，曾是江南的灵魂。但因为公路的快速普及和工业化的发展，江南的河已经变成鸡肋般的存在——无法饮用，无需航行。游客仍然可以在旅游古镇看到表演划船，但绝大多数河流已经和人不再发生真正的关系：人们不再使用河流，也无需关心河流。
为了有朝一日在河里划艇，我在今年夏天开始学游泳。这本来是父辈的必备技能，20多年前河水逐渐污染，无法练习游泳；20多年后，我和儿子在游泳馆一起学会了蛙泳。
之所以是“艇”，而不是旅游古镇常见的小木船，是因为我想呈现一种摩登的形象——乡土是摩登的，是和今天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活了30多年，我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返回乡村。长辈们希望我摆脱乡土的身份，我则从困惑到渐渐明了，重新理解并拥抱农民这个身份。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但应该也是许多像我这样人的梦想——我们希望乡土可以展现其力量，希望农民可以骄傲的站立，希望祖先的土地可以绵延不绝的讲述澎湃人心的故事，更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赋予“身份农民”新的意义和价值。
新一代的农民，是否会改变乡村，重塑农民的身份和价值？
编辑：常天乐
图片：作者提供
– 关于农友故事集 –
农民，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食物。但他们也是最不被看见的人群，城乡隔离和漫长的产业链让食物成为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背后的生产者和生产信息一概被抹去，消费者无从了解。
而生态农业（包括严格意义的有机农业）从事者又是农民中更加“边缘”和不被公众了解的一群人。除了农业技术上需要密集的管理和劳动力、他们通常还面临着销售压力、市场的过剩或短缺、资本挤压，甚至不规范的同业竞争……在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的化学农业一统天下的时代，这些生态小农偏偏反其道而行，每个人都有各自五味杂陈的经历和体验，“种地”和人生一样充满跌宕起伏。
食通社希望通过“农友故事集”这个系列，将这些从事生态农业的人的经历和想法勾勒出来。无论是口述、第三者视角，还是农友自己创作，我们是想让大家了解这样的食物生产者，了解食物的来源，知道农业种植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形式，也希望可以帮助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去跟农友们交朋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食材，支持他们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