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在食通社“认识食物”系列课程中的讲稿编辑而成。

在介绍主妇联盟之前，我想先把台湾对于合作社的相关法律法规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了解这些规章制度，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主妇联盟作为合作社在台湾的工作和发展。

〇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主妇联盟）1996年成立至今，已经是一个运营组织化，有7万多社员，500多工作人员，年营业额约14亿元（新台币）的合作社，关于主妇联盟初创及人物故事《菜篮子的革命》一书有详细的描述，本文将不做过多介绍。

一、认识合作社

在台湾，小孩子从进入学校就已经开始接触合作社了，因为几乎所有学校都有一个员生（教职员与学生）消费合作社，学生可以在里边购买学习用具、制服、零食等学校生活用品。虽然学生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合作社，但对他们来说合作社似乎就是一个商店，没有人跟他们解释合作社是什么，以及合作社和商店的区别是什么。

直到2012年，我加入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后，才开始真正认识合作社。当我2016年和怡桦一起到英国采访当地合作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合作社的形式经营，合作经济是人们生活中的选项之一。

可以说合作社是一个社员共有、民主管理，为了满足社员经济、社会、文化等共同需求，并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企业。合作社不是一个兴趣社团，但社员的共同需求决定了合作社的类型。对合作社的概念有一个共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

〇关于合作社是什么，合作社的运营与其他组织形态的区别，以及七大原则等概念请参考《合作经济是什么？去合作社的源头看一看》

当某个组织宣称自己是合作社的时候，它必须遵循一些基本价值，比如在决策和价值判断的时候，要遵循自助、自负责任、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等组织价值；作为合作人和社员，则要遵循诚实、社会责任、关怀他人、开放等伦理价值。真正把这些价值贯彻到整个合作社的日常经营和运作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社，而没有价值观空有形式的合作社是没有社会意义的。

二、合作事业在台湾

在台湾，当人们想要共同创立一项事业，通常的选择有公司、基金会、协会以及合作社。选择何种类型的组织形态没有高低、对错之分。成立公司为的是追求盈利最大化；选择基金会或者协会为的是从事与倡议公益事业；合作社这种形式则是为了谋求社员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生活的改善。

除了目标不尽相同，在法律法规层面这几种组织形式也有一些区别。首先从注册人数的要求上来看，法律规定1-2人可以成立公司，合作社注册人数规定是不少于7人，而社会团体则要30人起才能申请注册。以合作社为例，如果要成立一个劳动合作社，7个人的人力成本对小型事业来说起步成本会有一些高。

三种组织形态相对应的主管机关不一样，所缴纳的税种也不一样。简化来看，公司赚取利润要缴纳营业税、所得税等相关税款；社会团体是非盈利机构免征税款；合作社在台湾目前可减免所得税及营业税，可以说是一种被保护的状态。

但这也造成了假合作社的存在：一些企业为了逃避税款而成立合作社，其实并没有落实合作社的七大原则，所以也有一些讨论是关于这些保护政策是不是真的有助于合作社的发展，因为合理的税收也是对合作社良性发展的一种鞭策。

三类组织的决策权也大相径庭。公司的决策权按照股东出资多寡，大股东可以决定公司的走向。社会团体和合作社是每一位社员都有表决权，合作社一人一票并不考虑股金的多少，所以可以说是所有社员共同决定合作社的方向，这也是合作社和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三种机构分配结余的方式更是天差地别。企业如果年底有结余，按照持股和投入的资金多少，对股东进行分配。合作社则是看社员的交易情况进行返利。在一个消费合作社里，社员在合作社里交易越多，年底返还的结余也越多。如果是劳动社，在合作社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年底能得到的结余也越多。社会团体等非盈利机构基本不存在结余的情况，但年底若有结余资金，也是留在团体內不予分配。

三、“台湾合作社法”

以上是台湾三种组织形态所对应法律法规的情况，就合作社而言，还有一些具体的法律规定。

“台湾合作社法”规定：“依照平等的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以共同经营的方法，谋社员经济利益与生活的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的团体。”

这和国际合作社联盟所列的原则一样，都有平等、互助、共有、共同经营，谋求社员经济利益的改善等关键字，说明各个地方都是在一个合作社的大共识下制定不同的法律规范。

在台湾，合作社的最低人数限制为七人，其中规定理事和监事分别至少三人，社员大会由社员出席，若为社员代表大会，则代表是由社員选任。合作社的业务主要以提供社员使用为限，也就是说不是社员就不能使用合作社，如合作社因发展需要，得提供非社员使用，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情况是仅限社员使用。英国的合作社法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社法规也有其地域特性。      

四、出资、利用与参与

合作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出资、利用、参与形成了合作社社员参与缺一不可的铁三角。

合作社是一个经济体，通过社员的出资，确立社员共同拥有，是社员与合作社的一个基本关系。

利用是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如果连自愿参与的社员自己都不以消费或劳动的方式来“利用”合作社，还能指望合作社有很好的发展么？

第三点是参与，如果一个合作社不再要求社员参与，或是社员渐渐不主动参与合作社了，就会很容易造成合作社被少数社员把持，偏离原本的方向，不再是一个真正的合作社。

社员要共同决策合作社的方向，如果消费合作社里面有既有消费者也有生产者，大家的利益就可能产生冲突，再怎么爱与和平还是会有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必须把社员的出资、利用和参与跟合作社的关系厘清，未来做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有过多的挣扎与拉扯。

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是对立的，合作社七大原则第六条的社间合作就可以把消费合作社与生产合作社很好的连接在一起。

五、责任制度

台湾的合作社有三种责任制度，保证责任、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

主妇联盟是有限责任制，比如一个社员出資的股金是2000块钱，当合作社经营不下去选择倒闭，社员只需要负担2000元股金的损失。

保证责任是指社员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会大于其股金，但也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如果合作社经营不下去，社员可能需要承担除股金外更多的损失。

无限责任是指不管合作社的欠款多少，参与社员都要全部赔付。

三种责任制度和公司的责任制度是一样的。

台湾的合作社有10+1种分类，分别是：生产、运销、供给、利用、劳动、消费、公用、运输、信用、保险和其他。目前台湾有约4000多个合作社。但如果严格按照合作社的七大原则筛选，其中可能有一部分不能算是真正的合作社。以下我们简单举几个台湾合作社的例子：

1.运销合作社｜台湾有一个合作社叫做迦南羊乳运销合作社，他们联合单个养羊的农户，把大家的运输、宣传，甚至渠道的成本共同分摊，每一个农户跟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与需求是运输和销售羊奶，所以迦南羊乳合作社的社员是农户而不是消费者。

2.消费合作社｜以主妇联盟为例，消费合作社提供给社员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社员由消费者组成。

3.利用合作社｜如果一个有机农户去常规碾米厂碾米的话，可能要等碾米厂把管线清理干净之后才能把有机米放进去碾制，与其这样不如多联合几个有机农户，大家一起买一个碾米机，成立一个碾米机利用合作社共同利用碾米机。大家有共同的加工需求，把原料加工成可以贩售的东西，在台湾把称作利用合作社。

4.公用合作社｜公用合作社是指社员共享日常生活所需，而不是做再加工生产。目前台湾住宅合作社因为土地私有观念浓厚而推广受限，但近年民间也积极成立住宅合作社来翻转这种情形。2018年以台中主妇联盟社员为主体，成立了台中友善住宅公用合作社，打破个人私有住宅观念，希望催生合作社集体社员共享共有来使用房舍的可能。

5.供给合作社｜供给合作社也是大家共同购买，和消费合作社的区别是他们买的东西是为了经营使用，所以供给跟消费的差别在于所购产品的用途，比如烫发美容材料供给合作社。

6.生产合作社｜加工产品进行售卖被归类于生产合作社。一些社区妈妈加工食品的合作社就会是生产合作社而非劳动合作社。

绿电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因再生能源需求而生新的合作社，由主妇联盟的社员于2018年发起成立的。

7.劳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与劳动合作社在台湾的区别很有意思，劳动合作社特指体力劳动生产型的合作社。

8.保险合作社｜在台湾只有一个保险合作社，因为渔业风险比较高，早年间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承接渔民的保险业务，所以政府部门就建议他们自己去成立一个保险合作社。除此之外目前台湾的保险业务几乎都是由私人企业所承接的。

9.储蓄互助社与信用合作社｜储蓄互助社与信用合作社是以合作经济的方式提供给会员金融服务的合作社。台湾信用合作社目前也面临银行化、公司化的危机。

10.运输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是由小客车运输业者共同组成的合作社，以出租车移动登记为主要业务范围。

11.其他类合作社｜其他类型提供了台湾合作社新型态的可能，来应对日趋新颖的工作型态，不会受到上述分类的法规限制。

以上就是台湾目前合作社的主要业务类型，总而言之，合作经济理论上可以满足我们生活上几乎所有的需求，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合作社，加入一个合作社，或者打开一切我们对合作社的想象。

下期预告：下一期，我们将跟着郁玲深入主妇联盟内部，从合作社的缘起到经营三十几年来发生的改变，详细了解组织结构，产品定价，社员的参与等具体细节，涉及理念到经营的方方面面，以及为什么要用消费合作社的形式来实现买菜自由。

课程统筹：小超

编辑：天乐

第一次见到单伟，是在一次农业游学活动上，我们一起去拜访宜春的返乡青年。听说他在西双版纳种了三年茶，早就存下去拜访的心愿。后来喝了他种的茶，又听朋友说起去茶山拜访他的故事，好奇心就更重了。没料到两年后才成行。

一、上山

小伟是2015年上山的，之前他和人合伙在昆明开咖啡馆，鼎盛时拥有八家之多。那时候的咖啡馆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什么精品、手冲、产地豆，一般就是上岛咖啡的模式，咖啡茶水顺带简餐。然而小伟却非常超前地开始考虑咖啡豆的种植方式问题。他在云南主要的咖啡产区跑了一遍，大失所望：“也去看过号称有机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对咖啡行业颇为失望的小伟，因缘巧合认识了在版纳孔明山种茶的朋友，于是卖了咖啡馆的股份，径直上了山。不知道为什么，听上去似乎有点豹子头林冲雪夜上梁山的决绝。

二、蛰伏

小伟上的孔明山在西双版纳东北部的勐腊县，是澜沧江内六大古茶山之一的革登山最高峰，最高海拔有1900多米。虽然以传说中的云南茶祖孔明命名，孔明山这几年却并不以茶闻名，而是以壮观的云海为人所知。高山云雾是产茶的良好环境。站在山顶放眼望去，蜿蜒如缎的云层在脚下涌动，苍茫无际。云层所在的位置大概是海拔1300米，云雾之上便是小伟的茶园，海拔在1500米上下。

茶园所在的山头是小伟的合伙人杜阿姨一家2006年包下的，距离2007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普洱茶大崩盘只剩一年。此后，整个版纳茶业消沉了将近十年才慢慢恢复。不过当年包下茶园的杜阿姨一家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参与到普洱茶市场的大起大落当中，原因很简单：没有产出。

十五年前包下茶山后，先是忙着修路基建种苗。茶山里的茶用的不是扦插种，而是茶果育出的茶苗。和扦插种比，茶苗生长更为缓慢，大概要四五年后才能有产出。茶树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植物，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过茶果有性繁殖出的茶苗，往往棵棵不同。我们走在茶园里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紧挨着的两棵树，一眼看去叶片形状色泽可以迥然相异。这一棵叶片狭窄如柳，那一棵叶片却圆润似滴，这一棵叶片呈深绿色，那一棵叶片尖端却泛起隐隐的紫色脉络。

这种多样性，站在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颇受诟病，因为多样化不利于规模化均质化生产和管理。现在主流的种植方式是无性繁殖扦插种植，同一母本，整齐划一，如同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样。但是小伟茶山上这种丰富的多样性不仅能够令风味更加饱满，相比起一水扦插的台地茶，还能够起到保护茶园的作用。某棵树生虫生病的时候，不易传播到旁边的树上，造成恶性传染。我们在一棵茶树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茶树椿，看得我头皮发麻，但周边一圈的树上，却无感染迹象，大概这种椿虫也有着特定的口味爱好，专属某个品种。另外，高海拔的低气温和昼夜温差也帮助了茶园，困扰生态农业的病害和虫害问题，在小伟的茶山上影响并不大。

影响产出的核心问题是草。使用草甘膦除草在版纳的茶叶种植中并不是个秘密。从景洪市区开往孔明山的沿路，不用下车，举目皆是大量开荒种植的台地茶，树下一片焦黄，便是使用过除草剂的痕迹。如果不使用除草剂，便只有人工除草华山一条道，放任不管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茶树苗刚栽下的前几年，草隔几天不割就蹿得比苗高。由于缺乏得力的人手管理，第一批栽下的树苗大概只有不到50%的成活率，活下来的长势也并不令人满意。从2006年到2019年这十几年间，整片茶山产出微薄，几可忽略不计。

不过草和茶的关系在2019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2019年春是西双版纳茶区40年来干旱程度最大的一年，当时关于云南大旱的新闻铺天盖地，令人揪心。常规养护的茶区，因为使用大量除草剂，地表无有覆盖，水分蒸发严重，同时长期使用化肥的土地，土壤板结，茶树根系不发达，难以吸收地下水。几重因素叠加，竟导致2019年古六大茶山头春茶产量减产90%之巨。小伟的茶山一年只是人工割草两次，大量杂草覆盖在土地上减少了水分蒸发，另一方面生态种植方式下，茶树地下根系发达，根系长度有些能达到地面枝干的两倍以上，在气候变化的严峻考验中，反而根基稳健，仅有三分之一的减产。

说是返乡，其实小伟并不是版纳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红河，和版纳离着500多公里。刚上山的几年，小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逐步融入当地，同时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如今在我们眼里，小伟已经地地道道是个本地人了。我们是正月十八进的山，这也是春节后小伟第一次从红河老家回山里，一路上就听见村长儿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赶紧上山一起喝酒。

自然界有些种子需要在森林落叶覆盖下经过几年时间才会发芽。漫长的蛰伏期是积蓄能量和寻找合适时机的必备条件。小伟上山第四年，和合伙人杜阿姨一起通过调整管理方式，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外地来孔明山工作的茶山工人达成了某种平衡，茶山的管理也慢慢上了正轨。原本8000亩的茶园，现在慢慢砍除杂草，收拾出3000亩左右，分别由二十几家农户（主要来自小伟的老家红河）进行日常管理。还有5000亩尚处在抛荒状态，草高得人都进不去。小伟估计2021年是个大年，预计能有3吨的产量。听起来不少，但是均摊下来，亩均不过四五公斤鲜叶，按制成的毛料算，亩均一公斤。相比起台地茶动辄五六十斤的产量，简直不值一提。目前产量不高的原因，除了不施用农药化肥，无法通过外来投入品增加产量之外，还跟茶园的森林占比极高相关。

三、共生

2021年10月，第十五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将在昆明召开。我在拜访小伟之前先去了版纳植物园和傣寨，已经见识到了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精彩。但是上了茶山以后，又有了新的体会。孔明山并不是原始森林，刀耕火种已有历史，所属革登古茶山在明清盛极一时。目前虽然还有少部分原始森林的保留，但大多是次生林，现今绝大部分也已开发出来种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个平均两三百亩的茶园。但是我们过了景洪和勐腊交界的小黑江，一路上山却完全看不见茶树的迹象，满眼只是各种高耸的乔木。

车从小伟居住的山顶小院，又沿着山里崎岖不平的土路开了好长一段，然后还要顺着又陡又窄的小路步行约十五分钟，茶林才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说是茶林，倒不如说是森林，因为这里的主人很明显不是茶树。抬头可见高大木棉、橄榄和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树上寄生着石斛、树花、树下遍布各种蕨类，蚂蚁堆起直径过米的蚁丘，雨季来临的时候，单单一个蚁丘上发出的野生菌两背篓才装得下。茶树就间杂在这些比其历史长久得多的森林之中，完全没有喧宾夺主的意思。

小伟指给我们看一棵橄榄树：“橄榄边上茶树的长势特别好。”过不了两步，看见另一棵枝叶特别蓬勃的不知名乔木，“这种树霸道，它在哪，周边茶树就长不好。”一些茶树上长着当地人叫树花的真菌，下面还包覆着灰绿色的地衣。我正要掏出手机拍，小伟却已经伸手剥去了地衣：“你看这些树花什么的，确实是很好的标志物，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好。真菌对环境非常敏感，用过药肥的地方不容易长。但是呢，也不是说长了树花的茶叶味道就会更好。在同一片茶林里，包裹了地衣的树，由于树皮的透气性降低，可能长势就会差一些，叶子也会弱，没有周边的树健康。”       

茶树在这种多层次多物种的生态环境中，逐渐融入，形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没有在此攻城略地，就像当年的橡胶树和如今的台地茶和果园一样。云南大面积毁林种植的橡胶林，远看郁郁葱葱，近看地表却寸草不生，是著名的绿色沙漠。顺便说，近些年胶价低迷，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推动胶林下套种茶叶。不明就里的游客看过去上有树林，下有茶园，远远拍出来的照片也不能不算赏心悦目。然而套种的台地茶除了配套享用种植橡胶树必备的草甘膦外，硫磺熏蒸橡胶林后流下的残液，也滴落在套种茶上。偌大的山头上，除了经济作物外，再无生命迹象。

在小伟的茶林里，茶树既是森林原生动植物的食物、寄主，也和周边的动植物相互依赖，休戚与共。次生林本是人类干扰的结果，然则不同的涵养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这片茶林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算是非常年轻的次生林，然则眼下整个山林已经重新建构起一套生机蓬勃的多元生态体系，既有生态涵养的意义，也通过可持续性的产出，对人类生计有所裨益。

我们在山上看到一片当年因为索价过高没有流转的林地，现在种着芭蕉，草甘膦药袋遍地，土地光秃秃的，在满目青苍的山林里横亘着就像一道刀疤。“每次路过心里就像被刺扎了一样不舒服，”小伟有点郁愤地说。

这种高肥高药竭泽而渔的种植方式，对土地和环境伤害极大。包地的外来资本对山林没有感情，大可以转战别的土地再行掠夺，徒留下残破的景观。这并非此地独有的现象，按照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末日松茸》里的说法，“当空间里的单一资产不能再生产时，这个空间便会被抛弃。种植园的土壤不再适合农作物生长，对资产的搜刮有将在别处开始。对异化的简化会产生废墟，以及为资本生产而遭荒废的空间。”对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诉求造就了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废墟”，短暂的繁盛假象后，将会是长久的凋敝衰败。

四、第三条路

资本横行下的单一化开荒种植自然不可持续，对所谓“原生态”的盲目追求就能带来美好前景吗？事实上，云南的茶业，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复兴开始，已经经历了几波热潮。从最初的追求茶龄越久远越好，到最近几年风靡的树龄越老越珍贵。老班章、冰岛、曼松等古树资源丰富的山头一叶难求。“好些几百年的茶王树，薅得太猛了，搞得只能靠打营养液续命。没办法，毕竟几万块钱一公斤。”掠夺式的采摘，伴随着扑朔迷离的茶业故事大行其是。

市场故事传闻之丰富，令人目眩，莫衷一是。故事塑造了产业，生产方式却实实在在建构了当地的环境、生态、以及茶农的生产生活方式。

无论是对老茶还是老树的推崇，共性都是对稀缺性的追逐。稀缺性是不可持续经营的结果，大环境的不可持续才会有稀缺的产品，在市场和故事的推动下，价格高昂，利润丰厚。

稀缺性是当下时代的图腾，但茶与米面油盐一样，本来是中国人生活中的日常存在。做普通人日常能喝到，普通人能欣赏的一杯干净茶，才是小伟心中的正道。剥离了故事的矫饰，平心欣赏水土的风味和劳动技艺凝聚的芬芳，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许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缺少的。

五、适度的态度

人仅仅是自然的干扰者，还是共生者呢？小伟以前取了个品牌名——山凹凹，最近他想把这个名字换掉，改成“茶与度”。小伟说：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学习之后，他思索最多的，就是“度”的问题。什么是适度规模，什么是合度经营，如何寻找微妙的平衡，探究茶与山林的关系，人与茶的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弛之间，自有法度。但是这个法度又很难有一个定量定性的分析，归根结底，还是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从“山凹凹”到“茶与度”，其实反映了人作为生产力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

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上，日本发起的“里山倡议”，明确将农村次生自然环境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积极影响，主张通过对农业－农村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促进符合生物多样性基本原则的社会经济活动，推动以“人与自然共生”为愿景的建设模式。

在小伟的实践中，在他的茶山上，我似乎已经看见了这种“共生”的可能和未来的图景。

六、新茶

3月的拜访很是匆忙，我下山后不久，小伟也要开始他一年中最忙的时候：采茶、收茶、制茶。一到采茶季，每天下午收上茶来，就要马上摊开摊青，然后利用摊青的时候小睡一会，凌晨开始炒茶，一直干到早上九十点钟，然后揉捻、解块、理索，最后晒青。午饭后再睡三四个小时，为下午新一轮的制茶积蓄精力。如此循环往复持续两个月左右。出产的茶叶，并不附庸市场虚称“古树茶”、“老树茶”，只是明明白白叫“乔木茶”。我开玩笑地说，等我们都退休了，茶园也是老树茶了，你也是制茶大师了。

对于拥有千年种茶历史的孔明山而言，这片茶园是年轻的，种茶制茶的人是年轻的，就如同茶树梢头一年年蓬发出的新芽一般，生机勃勃，滋味无穷。

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晓云生

编辑：天乐

食通社说

在上一篇文章中，李舒萌介绍了宁夏西海固的三个扶贫项目，分别是大棚蔬菜种植、散户养牛、合作社养鸡。在这样的产业扶贫项目中，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当有外来资源和资金进入社区时，如何安排才能让小农户真正获得发展的机会，从项目中获益呢？小农户、合作社、企业、市场和政府，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如何才能形成有利于小农户发展的长效机制？本文将以这三个项目为例，进一步开展讨论。

在电视剧《山海情》里，上级政府鼓励村民开展蘑菇生产脱贫致富的情节，真实地反映无数产业扶贫的美好愿望、深刻教训以及小农户的困境：带头种蘑菇的农户虽然因为抢占先机赚了一笔，但当家家户户开始种蘑菇的时候，却导致区域市场供过于求，价格跌至谷底，分散的小农户只能被动承受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价格波动。

而在现实中，黄觉扮演的菌菇专家凌一农的原型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他当年不仅提供技术，教会西海固的吊庄村民种蘑菇，还要包销农民种出来的菇，卖到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去。

即便有技术优势、产地优势和政府资源，林教授团队在销售蘑菇过程中也遭遇到很多挫折，有一次甚至要团队自己贴钱补上农户的蘑菇款（不是剧中描述的教授一个人垫了5万）。可见，“闯市场”对谁都是个难题。

一、合作社、产业化和价值链：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称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为IFAD）在中国开展了40年的扶贫工作，这些年在中国的投资重点从基础设施逐步转向为农民创建增加收入的机会，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我们在宁夏固原（也是《山海情》故事的背景地）走访的三个IFAD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点，无论是投资蔬菜生产基地，还是建设高标准农田，或是扶持有能力的养殖户，最终目的都是改善农村人口的市场准入机制、 加强产品价值链。

那么，发展价值链结构的背后，是怎样的逻辑呢？宁夏的一位扶贫官员举了当地葡萄酒的例子来说明。宁夏的葡萄酒近些年在国际大赛上多次获奖，但是仍然难以打开国内市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葡萄酒是个性化的产品，于是有人喜欢偏酸的，还有人喜欢单宁含量高的，只凭口感其实难论高低，这位官员继续说：

“所以什么算是好的呢？我觉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其实消费的就是品牌。但是我们没有品牌，我们没有文化资本来挖掘品牌的价值。把我们宁夏的酒装进拉菲的瓶子，就可以卖高价，就是这么荒谬。”

葡萄酒的例子揭示了“价值”的社会属性——产品的价值不仅源于它的物质属性（例如成分含量），而且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认知框架里才能得到理解。只有当产品能够与消费者的认知框架产生联系，才真正变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

宁夏葡萄酒虽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但国内消费者对葡萄酒评比规则并不了解，国内也尚未形成品味葡萄酒的文化氛围，于是消费者只能依靠品牌作为衡量价值的框架，因为特定品牌已经与“品位”、“地位”形成紧密联系，为消费提供了直接明确的“回报”——而这恰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目前并不擅长的。

再以宁夏菜心为例，虽然它已经是宁夏的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但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地理标志能够传递的品质信息仍然有限，甚至许多消费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地理标志产品”，也就无法直观地理解它与一般产品的区别。要争取更高的溢价，就要传递更丰富的品质信息，甚至为消费者树立认识品质的“方法”。绝大部分小农户的分散生产难以达成这种操作，只能把产品以极低价格销售到对品质不敏感的批发市场。只有极少数的农户能够通过直接对接消费者的方式赚得配得上品质的溢价。

而合作社或者一些专业化的公司，则可以作为一个中介对接组织，一方面在产品的“物质属性”上建立生产标准，另一方面则是挖掘价值阐释的框架，为树立品牌提供产品基础。这也是很多扶贫项目并不直接支持小农户，而是通过扶植合作社、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实现涓滴效应的思路。

二、什么是合作？与谁合作？

讨论合作社的作用之前，我们必须看到大背景——合作社作为近年来被政府推广的新型经济组织，实际运行并非一帆风顺。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但政府部门和学者也都承认，虽然现在全国注册的农业合作社有200多万个，但按照章程持续运转的合作社比例可能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详见社科院苑鹏老师在食通社发布的《农业合作社的未来：不让一个人掉队》一文）。

合作社能不能从一套抽象的组织制度变成具体而实在的经济关系，也是IFAD这样的农村发展机构和政府扶持合作社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在项目地的所见所闻，也让我们感到“合作”一词在农民的语境中其实还很模糊，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 谁来利用生产经营服务？怎么利用？
• 如何“联合”？
• 如何实现有效的民主管理。

从IFAD的项目设想来看，合作社是作为产业化服务（建立生产标准，把控产品质量，后续产品加工等）的提供者，与作为使用者的农民自愿合作。

IFAD中国国别项目主任孙印洪老师提到，合作关键要处理好农户和经营主体——也就是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关系——希望经营主体有包容性，能够把农民带起来。但反过来说，如果经营不善的话，对农民支持的力度或者农民收益的程度会打折扣。

孙老师的解释引人深思，因为它揭示了“合作”的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组织合作社的基本知识和启动资金，绝大部分农户并不具备基本的自组织能力，项目中的合作社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建立的。农户与合作组织之间也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前者更像是合作社需要培育、引导的对象。

如何平衡基于“平等”的集体行动理想，与现实之中的权力关系，既体现农户的自主自决，又体现合作社对于农户的“赋能”，是项目落地要面对的挑战。

三、小农户的参与选择：入股、劳务、收租、经营

从项目点的经验看来，农户的客观条件使得他们在合作初期只能处于“被带动”的地位，也很难决定自身在合作中参与的方式和程度。至于如何带动农户，这次参访的项目点也提供了不同的答案。

一种是杨郎村的模式——农民用生产资料（土地、资金、农产品）入股，通过公司或者合作社的经营收入分红获得利益，例如村民出让土地来入股蔬菜生产基地。

一种是六盘山和乃河村的养殖业计划采取的模式，即农民按照合作社或者公司的标准专注生产，提高养殖或者种植的标准化程度，通过这种方式被纳入更长的产品加工链条之中。这时的农民更类似于产业工人。

两种参与方式各有利弊。

作为股东，农民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价格上涨获得资产性收益，但另一方面，宁夏大部分地区的耕地流转价格都很低。在杨郎村，一亩土地一年的租金是300元。在乃河村，IFAD项目出资为农民平整土地、加强灌溉基建后，土地租金能再提高200-300元。此外，分红的情况也非常依赖于合作社或者公司的经营状况。

孙印洪老师表示，IFAD并不倾向于分红型参与，因为分红收入较低，能占一个合作社收入的8%就很难得了，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农户还是应该参与经营，通过务工、土地流转、分红、经营多种途径增加收入。

作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可以通过整个产业的增值在生产端的获得更高的收益（相对于生产没有品牌价值的产品）。真正的合作社相对于公司来说会更强调对贫困农户的包容性，把市场营销带来的产品增值向农户移动。

然而，合作社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包容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本身的经营能力。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李进勇就坦言，由于目前合作社自身的销售能力不足，还不能带动太多农户迅速提升收入，所以哪怕不用老百姓出现金入股，也很难动员他们加入合作社。

这也引发我们思考，合作社如何参与大市场的价值链？

四、政府和市场，谁来引导合作社发展？

政府的倾向也极大地影响着扶贫项目的效果。中央政府近年一直强调扶持多种经营主体，特别是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土体托管来带动分散农户进入市场。 可是，涓滴效应最后能不能滴到小农身上，滴的份量是否公平，达到项目目标，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更不用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这样的非市场力量在参与市场时的各种“水土不服”。

IFAD中国项目也认识这个过程的挑战。在地方层面，集中力量办大事，打造亮点，开展“短平快”的项目，是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这样一来，相对容易做大效果的环节——例如土地平整（乃河村的案例），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如《山海情》中的蘑菇），就容易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而生产扩大后如何与市场对接，其实地方政府不擅长。  

“很多时候，政府一说支持农户，就是想到生产扩大。其实生产扩大现在是容易做的，反而是产后的东西不容易做。政府特别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村集中很多资金，打造亮点。都是这样的思路。但这些项目往往不是很关注市场。”一位项目官员这样评价。

宁夏的滩羊养殖，其发展模式和我们在乃河村见到的养牛业有很多类比之处，三联生活周刊曾详细介绍过这个案例，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滩羊在2006年就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但由于是散养散卖，在市场中体现不出品质差异，农户也没有因为地理标志而获得相应的议价权。为了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盐池县政府带头投资建立滩羊养殖集团，通过订单生产与农户合作，设定养殖标准，精细化产品处理，对接到精品超市和电商渠道。  

对于没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来说，这增加了他们对企业的依赖性，一旦公司或合作社的销售出现问题，生产端可能损失惨重（参考内蒙奶农和大奶企的关系），在灵活性上不如一家一户的庭院经济。不过庭院经济同样无法避免其他散户面临的风险——对即使轻微的市场波动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据我在国内其他农村地区调研的经验，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对于农民来说是如此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实现从农民到企业家的转变是极少人能够完成的。即使能够成为企业家的农民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学习。尤其是在市场渠道的结构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很少接触外界的农民很难承担这样的工作。

五、合作社：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

以上的讨论让我想起曾经拜访过的四川的一家水果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也是当地的村支书，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合作社如果作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就应该行使市场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我们（合作社理事）有双重身份——是干部，是党员，要为集体经济考虑。”

这段话指出了当下合作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即当农户还不具备经济活动能力时，农户在合作中的自主性，与经济组织的包容性也许无法兼得。

合作社如果要体现成员自主性，就需要成员本身具备一定的经济活动能力——先有权利，才能捍卫权利。农民有自己的利益，懂自己的利益，才有动力为自己谋划。

相比之下，我们在固原IFAD项目点观察到的合作社（以及全国许多受政府和NGO推动的合作社）参与者虽然在农业生产上还算“活跃”，能够参与生产，但在经营和市场对接上，能力有限，很难全面参与合作社的工作。因此在发展成员时，不仅只考虑其参与能力，更多是服务于减贫这样的社会目标。

其实这些本该是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在运营上更接近“社会组织”，不仅要让农民参与生产，还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指导等社会化服务，这些成本一般都由外来的项目资金承担，光靠合作社的经济运营很难提供这些服务。

这些合作社的构成和资金来源也比单纯的经济组织要复杂，涉及到政府、NGO等非市场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小农户在合作初期确实还不具备进入市场需要的能力，例如知识、技术和启动资金，因此需要包容性的社会组织为其提供一定的条件。

六、赚到钱不等于能力提升

然而从长远来看，合作社作为包容性的社会组织，应该通过培养小农户参与经营决策、进入市场的能力，逐渐向有自决的经济组织转变。现有的价值链建设是否能够让合作社实现这种转换，也许还值得追问。

很多扶贫项目的规划强调订单生产、品牌建设，并希望合作社将市场增值的部分向小农户转移，增加小农户收入。这样的出发点固然很好，但赚到钱不等于学习到能力。

农户的参与仅限于生产，而与市场打交道的部分则被合作社“包办”了。更准确地说，是被介入的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包办”了。这使得农户完全可以在满足订单要求的前提下，仍对组织工作有限参与，对市场行情知之甚少，也无需学习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更主动地建立关系。

一旦外部扶持的力量撤出，小农户是否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运营合作社，在市场中为自己占下一席之地呢？

在IFAD宁夏项目的所见，与最近大热的反映宁夏扶贫经验的电视剧《山海情》参互成文，为我们理解小农户如何融入市场提供了更完整的语境。《山海情》中早期吊庄移民的辛苦开拓，三十年后的新移民村已经不必再经历，这多亏了近年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但电视剧中涉及的产业扶贫政策，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在今天要面对更多挑战。

小农一家一户单打独斗，难以在结构上改善自身的弱势地位；只强调政府的优惠政策则忽视了市场的复杂。作为深耕中国扶贫领域多年的国际组织，IFAD也深知以产业发展带动扶贫的难度。在国家对于扶贫绩效的要求以及市场对效率的追求下，如何发展出可持续的对小农户友好的利益分享机制？IFAD在宁夏开展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示范项目带给我们许多值得深入思辨的经验。

小农的赋能还任重道远。

编辑：天乐

食通社说

位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称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一度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最近，热播的主旋律剧《山海情》和院线纪录片《棒！少年》，也不约而同地把西海固作为背景地，让宁夏以外的公众重新对这个地区产生了好奇。

食通社在2020年9月曾前往西海固之一的固原县，探访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农村发展项目。虽是走马观花之旅，但也能窥见这些年当地农民生活生计的变化，以及各级政府、组织对扶贫、农村发展的思路和成果。

抵达固原前，抱着多年来对“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的刻板印象，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贫瘠的土地和简陋的基础设施。没想到，一下飞机，固原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机场虽小，但通往市区的道路不亚于任何中国城市。进入市区后，两侧的楼房高大威严，酒店的条件也相当不错，连牙刷都比普通酒店好很多。总之，完全不像一个贫困县，甚至比京郊几个区中心还好。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通过和当地政府官员、联合国项目人员、以及农民的交流，我们才逐渐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海固，以及它在这些年的经历。

一、“卡脖子旱”的环境制约

西海固贫困的首要因素是气候和环境，也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

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固原退耕还林前的年均平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但是蒸发量就接近2000毫米，且降水多在秋季，错开了作物生长的春夏季节，当地称之为“卡脖子旱”——这一直是掣制西海固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缓解干旱，宁夏自治区也采取过各种环境治理的措施，例如退耕还林还草和小流域治理，来改善局部气候。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小插曲：尽管退耕还林起到一定作用，但当地官员表示，直到近年全球变暖导致该地区降水增加，缺水状况才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这一状况让我们一行人哭笑不得——令低海拔地区忧心忡忡的全球变暖竟成为内陆干旱地区的福音，可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另一个哭笑不得的例子是宁夏的人工降雨。人工降雨通过吸附邻近地区空气中的水蒸气，增加了本地的降水量，但却间接导致与之相接的阿拉善地区降水减少。据说阿拉善地区对此颇有微词，而宁夏的扶贫官员也很无奈：“我们因为干旱受苦受穷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呢？”

这个小小的事例再度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也许一点点资源投入就会带来显著改变，但资源再分配往往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面面俱到皆大欢喜。

二、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提升小农能力

在本土资源极度匮乏，缺少周转空间的背景下，外部援助的作用就格外凸显。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称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为IFAD）作为联合国下属的金融组织，通过贷款和赠款来投资农村人口，减少贫困和饥饿。1981年，IFAD成为首批在中国进行农村扶贫投资的国际组织，在西海固也已经深耕近三十年。

IFAD早期在华投资项目集中在加强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户资产和改善基础设施。这也和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思路不谋而合。重基建的思路也让西海固这样的传统贫困地区在二十年内，就发生了肉眼可见的翻天巨变。

对此，我们这些初次拜访者也有体会——不仅是县城的酒店和公路，我们在去往项目点的途中也发现，区域之间的高速公路系统很发达，建设标准也很高，完全不像是停留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贫困地区”。

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西海固的农民仍然面临下一步的挑战：增收创收的困难。这也让IFAD进行战略调整，从基建逐步转向创建增加小农户收入的机会和提高他们的抵御能力，瞄准的重点包括改善农村人口的市场准入机制、加强产品价值链和更加益民的金融服务。

IFAD在2016-2020年的中国战略中，提出两个目标：

• 通过支持包容性价值链、支持合作社和金融服务, 提高小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和机会；
• 加强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IFAD和中国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合作，在四川和宁夏开展了“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项目”，通过以下方式提升贫困小农户的收入：

• 加强中小农户的金融融资渠道和市场准入机会；
• 发展农村农业综合企业；
• 带动贫困小农户参与产业价值链。

我们9月在宁夏固原拜访的三个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彭阳县乃河村的高标准农田和牛棚建设项目，以及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是受项目支持的案例。

这三个项目的显著差异也让我们看到像IFAD这样的国际机构，如何与政府合作，在地方上尝试不同的模式来实现农村发展的目标。

三、案例一：找到优势，规模经营

来自宁夏的“冷凉蔬菜”，这些年在东部和南方热销，还进入了香港市场。由于气温低、虫害少、昼夜温差大， “宁夏菜心”等特色品种因其口味好而能获得较高的价格，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认可。充分利用这一气候优势，扩大蔬菜生产，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扶贫产业选择。

IFAD的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就是这样考虑的。村委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集中土地建立生产基地，为日后产出有较高经济附加值的蔬菜打基础。

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或流转的形式，从村民手里集中了共200亩土地，建立合作社。

合作社借助IFAD项目资金，建设了几十个大棚，每个造价约30万。每个大棚占地一亩三分，墙体60厘米厚，其中有20厘米的保温材料，配有冬季使用的加热灯，确保冬季夜间温度能达到6度。这些大棚将被用于种植高品质蔬菜。

此外生产基地还配备了冷藏设备，延长生鲜的保存期，降低交通中的损耗。

该村的村委书记曾经有长年的蔬菜种植经验，也曾通过中间商向福建销售反季节蔬菜。依据他的经验，通过短链销售，这样一个大棚预计一年可以有十多万元的产值。

目前，生产基地是以合作社的形式运营的，村民可以通过现金或者土地入股，获得经营收益的分红。将土地入股或者流转给合作社之后（流转不同于分红，收益是一次性结清，这里流转价格大约为每亩地一年300元），村民还能通过在合作社工作来赚取一部分收入。该地区农业劳动力一天的薪酬是140元左右（女性更少，只有110元）。

在合作社实现满负荷运转的条件下，村民最多可以连续工作40-50天。也就是说，理想状况下，一个村民可以获得大约5000-7000元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们可以通过外出务工赚取一些收入。

不过，现在项目刚刚推进两年，大棚尚未开始生产，还无法知道运转之后的状况。虽然生产设施已经到位了，但是合作社要如何运作、对接市场需要哪些具体操作，以及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的村民有什么其他生计收入，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四、案例二：集中与分散并行

相对于杨郎村蔬菜大棚集中发展的模式，彭阳县乃河村的养牛产业则是“集中”与“分散”并行。

集中，是指把村里农户的碎片土地集中起来，旱地改水地，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相较于之前，现在的土地平整，连片，而且附带了灌溉设施。这样能够提高种植效率和饲料品质。村支书说，以前5-6亩地的粮食才能养一头牛，以后2-3亩地的粮食就够养一头牛了。

分散，则是村委会借力当地的黄牛改良工程，支持农户在家分散养牛。当地政府借助IFAD的资金，在村里挑选了一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有发展意愿，以及一些养牛经验的农户，在他们各家的院子里建造了新的牛棚。让单家单户的养殖规模从两三头变为最多十头。还配了青储池、铡草机等，养牛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44岁的马大姐对项目建设的牛棚特别满意，说：“一分钱都没花，就给工人做了几顿饭！”

不过下一步怎么走，仍然是个未知数。高标准农田虽然建好了，但曾经土地划分的分界线已经因平整而不复存在。接下来是重新划分土地，还是统一交给村委会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运营？村民和村委会都说：“现在还不清楚。”

相对来说，养牛户的生意更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顾虑：扩大生产以后，生产成本也提升了，这样还能挣钱么？多投入的劳动到底值不值呢？而村委又有另一套计划：养牛早晚也要集中起来，用合作社模式去做，这样才能实现品牌效应。

看来日后如何发展，还难见分晓。

五、案例三：带领乡亲养鸡的返乡教师

不同于以上两个项目点，此次行程拜访的最后一个项目——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在IFAD项目资金进入之前就运转多年了。

合作社创始人李进勇原本在吴忠市有教书的铁饭碗。2011年，为了方便接受集中的社会化服务，他老家的村落从山上搬迁山脚下的贺兰新村，但人均土地却因此减少了。类似电视剧《山海情》里展现过“白手起家”拓荒的吊庄移民。相比之下，我们在六盘山见到的近年新组建的行政村的基础设施要好得多。

已经在吴忠市安家立业的李进勇说：“吃财政饭拿工资的日子当然好过，但是我的父辈、兄弟姐妹、邻居、父老乡亲呢？”

带着“守着大山，如何变富”的思路，他在农科院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决定在老家的山间散养生态鸡。

最初回来组建合作社，他只动员到七个人，其中四个还是亲兄弟。但话说回来，自己带着家人做养殖不就行了，何必做合作社呢？李进勇的解释是，如果通过合作社发动更多村民加入，扩大生产规模，就更容易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也更可能实现品牌效应，“要让大家都赚上钱！”

合作社入股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这里的养殖户无需缴纳股金，而是按照养殖数量入股的。原因很简单——一说要拿钱出来，老百姓就不干了。

合作社负责为社员对接技术，以及提供鸡苗饲料统一配送服务，对于这些服务不收取费。对向合作社出售出栏鸡的养殖户，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最终，合作社的盈利来自于向社员收购和对外销售之间的差价。

理想情况下，合作社在生产端能统一生产标准，在销售端可以做到为社员包销。不过，美好的设想实践起来却有困难。目前，养殖技术特别是疫情防控，对养殖户是一大难关。因此，IFAD此次资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技术培训，此外还有饲料加工和围栏建设。

向我们介绍生态养殖的方式时，李进勇还用会议室的电视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他们制作的宣传片。在后来的讲解中我们才知道，原来购买电视的费用也来自IFAD的资助资金！

“有了这台电视，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社区里去，播放我们的宣传片，这样可以吸引到客户。”李大哥解释道。市场营销也是现在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合作社现在销售渠道有限，还不能保证为养殖户包销，这也是目前壮大规模要面对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山上和村民交谈时，还了解到当地种植业的收入。一位村民家中有十亩旱作梯田，虽然听起来面积很大，但由于降水匮乏，实际产量并不高。玉米产量是一亩700-800斤（东北玉米的亩产量大概在1000-1200斤左右），一斤收购价在七八毛钱左右。土豆亩产1000斤，一斤价格只有三毛多钱。土地耕作全部使用家庭劳动力，也就是夫妇两个人。在收割的时候会雇佣一台收割机。按照玉米和土豆各种五亩地来计算，全家从种植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有4000元左右（包括了农资和设备的成本）。

此外，旱地种植本身也对局部气候有影响——作为曾经的涵养水源工程，耕地实际征用了大部分山上的降水，间接导致河流下游缺水。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环境效益来说，种植都不是理想的生计选择。这也是李进勇返乡后选择养殖作为突破口的原因。

六、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在固原的两天，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三个项目点，让我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环境改变。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使国家有能力为扶贫工作提供更充裕的资金，对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功不可没。

但短暂的拜访也给我们留下一些疑问。譬如，农民到底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呢？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计和收入预期，又和IFAD提倡的价值链建设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些问题不仅令我们好奇，也萦绕在村民，村干部和生产带头人心头。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会继续深入分析这些项目点的合作模式，并探讨小农户在这些发展规划中的位置。

编辑：天乐

文｜孙秀才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自己在跨国农企从事种子的工作，也对他们选种育种的精准性、从种子开始打造产业链的高瞻远瞩表达了钦佩。

那这是否意味着，种子的工作只能由科学家、大企业这样的“专业人士”去做呢？

未必！或者我应该更加斩钉截铁地说：非也！因为种子不仅是简单的生产资料，一个商品，小小的种子里是一个大大的世界，不仅包含了丰富的遗传特性，也掌握着人类尚未完全理解的自然奥妙。

一个品种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所以，小农和种子、特别是老品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无法被“专业人士”取代。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从种子和农业的历史说起。

一、种子的前世今生

人类的祖先，一度过着采集与狩猎的游牧生活。采野果撸草籽比逮兔子还是相对容易点儿。先人偶尔发现采集的果实掉到地上，又长出了植株和结出类似的种子，惊喜、雀跃、冷静之后受到启发，开始有目的地继续采种播种，于是出现了原始农业。

所以，农业始于人类对种子的认识和使用，没有种子就没有农业！

指望自然进化太慢了，于是人为干预出现了！庄稼动物人工进化驯化一起上。于是作物育种学、相马术等就都出现了。不仅种“稻梁菽麦黍稷”，还养了“马牛羊鸡犬豕”，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新年新气象。

就这样，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而这当中，不断有新物种出现，老物种消亡，更迭繁衍，生生不息。

二、从种子理解生物多样性

我们现在吃到的作物都是从野生植物演变而来，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

就拿原产于我国的大豆来说，古代叫“菽”，英文叫“soy”, 一听就是汉译英。

大豆的祖先是蔓生的，常在湿地河边芦苇丛附近趴着，但现在培育的大豆都是直立的，不用攀附谁。然而，“旱收谷、涝收豆”，当代大豆和它祖先一样，还是喜欢水分多的地儿。

关于遗传、变异和选择，太专业了，课堂上讲过很多，一时也说不完。反正记住最关键的一条就好：遗传多样性越丰富越好。

不妨以另外一个原产中国的重要粮食——水稻为例，再给大家讲两个故事，也许比抽象地解释科学道理更有趣些。

鼎鼎大名的袁隆平院士在1964年通过理论论证和基础研究确立了杂交水稻方向，踏遍大半个中国到处找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未果。

有一天，他们到了天涯海角——三亚南红农场。他的学生李必湖下河洗脚，无意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随即拔出来捧回试验地。经过悉心照料，当年收获了5粒种子。

有了这个材料就好办多了，接着研究。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创建了三系配套，高产杂交水稻就出来了。所以，常在河边走，也不一定是坏事。但首先，你得有丰富的种质基因资源。

说完海南，再说一个东北的故事。

“稻花香”这个水稻品种因为好吃，所以全国粮店都卖它，都发誓自己卖的是正宗的五常稻花香。正不正宗不知道，但它的选育人可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田永太。

60年代时候公社里搞技术推广，那时候哪有啥高产品种，就是不停的找资源试验：种、选，选、种。选单穗-种单行-圃系种子混收。水稻扬花接穗的时候得天天在地里瞅，都顾不上吃饭，瞅花眼了也得瞅，选中了标记下来单收，然后年复一年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终于，90年代在原有老品种517的基础上，田先生选育出了一个长粒、有香味的新品种，他叫它长粒香。后被政府部门命名“五优稻1号”，这是稻花香的官方命名。

2000年在这个长粒香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花期就带香味的变异株，并培育出了名气更大的稻花香2号（五优稻4号)。也因为这个品种，五常政府开启了艰难的打假维权事业。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自然拥有最丰富的基因库，偶尔搞点意外，遇上育种家的慧眼，总会创造新的历史。

大自然也有悲伤的一面。

据统计，地球自有生命至今，90%、甚至99%的物种都已不复存在。一方面是物竞天择，但在过去一百年里，人类改造地球的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特别是城市化和农业，更大大加速了物种消失。

拿我们国家的种业发展历程来看，从当家品种到产业化品种、再到彻底商业化品种，加上新品种快速推广模式，一个新的商业品种在产业推动下，就会攻城掠地，造成“大树底下无好草”的结果，而让饱含了无数生命秘密的老品种也岌岌可危。

须知“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开春满园”也适用于农业和种子。

三、老种子，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这就要说到和杂交品种、商品种相对的“老种子”了。

何谓老种子？一般来说，老种子就是我们说的地方品种、农家种，多属于自留种，至少用过10年以上。每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特有的粮食、蔬菜甚至水果品种，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人，多少会有些印象，但这些品种在市场上越来越少见了。

谈老种子离不开小农。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也是小农文明。小农在驯化、保存、交换、改良种子的过程中形成了农民种子系统。在国家科学种子系统（亦称正式系统）出现前，我们主要靠民间的系统运转，并伴随着在地的农耕实践，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根基。

直到近现代，随着工业社会到来，传统农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尤其在推动绿色革命发展阶段，产品选择方向一切以产量为王。因此种子培育和使用主体也在变化，从小农+老种子，到小农+现代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大农+现代品种。

随着种植模式和销售模式的变化，原来的老品种不断消亡了，与之相伴的小农也逐渐减少了，熟悉的味道难找了。到底谁抛弃了谁？

有人说，“老品种真的好吃吗？我小时候饭都吃不饱，吃啥都香。”好像也有道理。

也有正式系统的育种人说，“用啥老品种啊？产量低没面积，不值得保留。”

还有人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千万别忘了，没有老种子就没有美味稻花香。在种子界，简单的“优胜劣汰”思维只会导致遗传多样性降低，更何况，何为优、何为劣，评判标准谁来定呢？

老种子之所以能保留下来，甚至在一定阶段成名，或许产量不高，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往往具有特殊的抗性，能适应特定区域的小生境气候。而特别的香气、口感乃至传统仪式用途不仅能够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特色，也能为消费者提供多样、营养丰富的食物。

而这些特性，都会成为未来育种的重要基因素材。

可惜，这些特性在越来越追求产量和标准化的市场环境下，越来越不被重视，种的人也越来越少。

哎，老种子，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四、小农们愚公移山般的老品种传承

幸好还有一群人为之努力。

我所熟悉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农友：张家口的一墩青、保定的沃翠源、唐山的三和雨顺，都有老种子收集习惯。他们做这件事，一是出于传统农民的习惯，农民没种咋行，这样不收收那样，各种作物种子都得留点；二是为家人守住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老家人往往习惯吃那一口和相关制作方法；第三就是传承我们老种子资源，保留当地种质资源的同时，让它们从农场到消费者的餐桌上传递，让老种子青春不老。

2020年12月，我到广西参加“农民种子网络”组织的培训，有幸到南宁市马山县古寨乡上古拉屯，拜访了陆荣艳和她带头搞起来的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到了那，我一个东北人终于理解了愚公移山的委屈。

当地地少，但生态环境很好：高山游蛇小河，平地丝瓜田螺。合作社最自豪的主角佛手瓜身影随处可见——房前、篱笆、地角、井旁。本地佛手瓜品质上佳，完全靠自留种，不需要外买。

合作社20多年来收集了不少老品种，并与广西农科院玉米所合作，形成了参与式育种模式（PPB），共同挖掘老种子潜力，有的还分享到云南石头城的伙伴那里。

回城路上，我一边回忆着餐桌上的三黄鸡、本地鸭，一边想起我所走过的村落和“三农”问题。记得荣艳姐说过，因为疫情村里外出打工的都回来了，幸好有佛手瓜这个小产业有事情可以做，还有点收入，否则······

五、种子保护，正规军和游击队缺一不可

为了农作物育种服务，国家在种子收集、保护、使用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50年代、80年代和2015年开展了三次全国性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及多次专项考察搜集。

为了保护品种资源，政府也建立了长期保存库、青海复份库；不少省市都有各种作物的中期保管库；还有野生近缘种保护区等等，很丰富，保管更新都有系统。

农民如有实际需求，还可以到政府的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网（www.cgris.net）在线申请，据说也可以免费给你几十粒，不过周围还没人试过。

尽管这样，那我们在地的小农保护老种子方面有什么必要和优势呢？前文已经提到，种子会随着自然环境不断进化。而小农的优势就在于就地种植、食用、分享、传承，让种子永远保持生命力和活力。

要知道，同样一个老品种，放在保管库的货架上，或者种子银行的冷库里，过几十年拿出来，和一季一季种在小农的田地里的，就会不一样。因为种子也会随着环境、气候、生产方式而变化。

所以，小农可以做的和国家正式系统做的完全不重复、不冲突，是相辅相成、互补、可持续的！

六、做豆腐也能保护种子

我现在的主业是“秀才豆坊”，就是一个做豆制品的。但没想到，这次去南宁参加“农民种子网络”组织的老种子就地保护培训，也帮我们这个小小作坊的下个5年计划找到了方向。

现在，我们在黑龙江老家用有机的方式种植大豆，在北京做无添加的豆制品，算是把种植和加工这一产和二产都做了。所以，我们原来的规划是提升产业融合度，加一个三产：就是再组织点活动，让孩子和家长来体验做做豆腐，弄个大石磨盘轱辘轱辘，顺便讲讲豆腐发明的故事。

受课程启发，现在变了，我想再往上游走。即决心自己繁育种子，不再外购大豆种子。其实我们这个品种也有30年了，虽然不够老，产量一般般，但当地做豆腐仍在用，香气浓郁，豆腐表面非白泛黄，透着油香。我打算从今年开始，自己留种先做起来。

所谓“搂草打兔子”，我也想借此开启老种子的收集整理、提纯复壮重任。先以豆类为主，从最熟悉领域开始。总之，不能让优秀的老品种久挂房梁、躺在库房睡大觉。而是找出来、种起来、用起来。让它在现实环境中继续青春进化，让它的优秀基因流向千家万户。

七、小农可以做什么？

202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闭幕不久，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有种子和耕地。

新上任的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说：“我国粮食总产量要保持在年产1.3万亿斤以上，根本出路在哪？在种子和耕地上，重点就是捧自己碗、装自己粮、用自己种，这是根本的根本。”种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小农的一份子，我们该怎么做？

我来抛砖引玉，提个九字方针：定好位、搭好台、一起走。

小农的，一定是在地的、特色的、优质的，规模有限的。这是定好位。别贪多嚼不烂。

无论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起来的平台，还是像农民种子网络这样把农民、育种家、学者、政府拉拢到一起提升农民种子保育能力和权利的组织，也要形成规范的机制，保障机构的顺利运行，真正为农民服务。这是发挥平台作用！

只有利益和方向一致才能一起向前走！农户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产出的东西有人帮他卖，有好东西能得到别人认可。以往我们这一块严重扭曲，农户利益没有保障，所以，明确提出要求，把种子议题的重要性再提升一下，手拉手，一起走。

我相信，小种子有无穷的力量！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老种子，那我希望老种子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小种子。藏粮于地、藏种于民才是王道。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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