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小农故事

食通社说

在上篇中，弃医从农的六零后陈玉笏分享了她从农业小白到在大理拥有50亩归零农场的历程。那么，她具体是怎么来做生态农业的呢？在本篇中，她会详细介绍她这七年是如何摸索出一套对她、对大理的水土都有用的“无为”农法。

食通社喜马拉雅频道也上线啦！我们会陆续把录音质量较好的讲座、文章语音版上传到喜马拉雅，欢迎大家订阅（文末附频道二维码）。首期推出归零农场陈玉笏的分享会录音。

一、让人头疼的“卫生田”  

2014年，我们刚租下地的时候，这块土地的土壤呈粉末状，当地人叫它“卫生田”——没有有机质、没有微生物的田。土里、田埂上好多塑料膜，都是农民们这么多年使用地膜的残留，我把它们一块块捡起放进背篓，送去垃圾箱。

我们的这片土地是壤土偏砂质，测了一下PH值6.1，土层偏薄，保水性差，水塘刚挖好时刚灌满满的一塘水，三个小时就漏光光。

那年六月份种薰衣草和迷迭香时，我们挖了900个坑洞，没看到一条蚯蚓，我急了，差点去网上买蚯蚓。最后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条蚯蚓，当时那个开心啊，觉得有救了。

二、尽信书不如无书，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修复方法

土地如此贫瘠，当务之急是要帮它恢复健康。那时我虽然已经跟着雪梅和当地的朋友下地干活，但还是个农业小白，不知从哪里下手。只好读书、查资料。方法很多，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适合我的，似乎没有。

堆肥？这么大片的地用堆肥来改良，那需要多大的场地、多少植物和多少人工？投入太大，我干不了。

油枯？需要外购，现在转基因油菜比较多，难找安全的。

动物粪便？周围只有少数农民有养一两头牛，自家都不够用；工业化养殖场的肯定不能用，有加重土地污染的可能。

人粪？现在早就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时代了。且不说现在家家都是水冲厕所，大部分人吃得比动物还糟糕，万万使不得。

商品有机肥？对它的原材料不放心，天晓得里面都有啥。

绿肥？我也花过三四千块买三叶草、油菜和各种豆类种子，计划种绿肥养地，想象着它们长起来后既可以养地又可以占据优势，控制“杂草”的生长，一举两得，何乐不为？种下后发现，它们根本干不过原生的“杂草”们，控草要花太多人工，干脆放弃，连种子都没收回来。

研究了一圈。太伤脑筋了！

三、从苍山获取灵感，向大自然学习

一筹莫展的我经常坐在田埂上望着苍山发呆：我该怎么办呢？

望着苍山的次数多了，脑子里就翻腾了：这山上的植物，既没人施肥除草，也没人杀菌灭虫，就是靠大自然一岁一枯荣地层层覆盖枯枝落叶，形成厚厚的腐殖土，大家都健健康康。我是不是该向大自然学习呢？

我经常会跟认识的本地老农聊天，问问他们1980年代以前的种地方式。他们说，以前都是用人畜粪、青草肥，一年忙到头，收获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土地越种越贫瘠，一年比一年需要更多的肥。

我问他们有没有开过荒，他们说：有啊，开荒当年的地种庄稼特别好，产量高还不要用肥，第二年就需要用一些了，第三年就跟其它的地一样了。

老农们的话让我意识到土地越种越贫瘠跟用化肥还是农家肥没必然的关系，肯定是我们哪个环节做错了。

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对所谓“杂草”绝不容忍的态度，使得土壤都暴露在大理这高原的太阳下，强烈的紫外线肯定会杀死土壤浅层的微生物，而每种一批作物就要翻一遍土、整一次垄，耕作层的菌群又要死一批。年复一年，我们每一锄头挖下去，对那些脆弱的微生物来说是不是一次大地震？

而“颗粒归仓”的观念让我们习惯地把地里的所有产出，包括那些人类不食用的稻草、秸秆都要收回家，一点都不给土地留下。植物生长时从土壤里吸取的各种物质都被带走了，而种植下一季作物所施给的肥又不够补充这些，土地自然一年比一年贫瘠、土壤里的有机质一年比一年少了。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开荒的地当年很肥沃，到第三年就跟其它的地一样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使得情况更加严重。

如果我们向大自然学习，只拿走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其余的部分（比如：稻草、秸秆、草等等）都留给土地，留下足够多的，超过下一季植物生长的需要，那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就会慢慢增加吗？微生物就有了食物，它们就会繁衍生息，土地自然充满活力。

四、每一棵草都是一个“肥料”加工厂

其实，植物不仅从土壤中摄取生长所需的营养，还会吸收水、空气中的养分，再加上来自太阳的能量，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物质。所以，在我看来，每一棵草也是一个“肥料”加工厂。

农场里有了各种“杂草”，就有了植物的多样性，就会有各种昆虫及软体小动物来安家；草和枯枝落叶的层层覆盖，就给土地盖上被子，可以保持一个适宜的、相对恒定的湿度和温度，各种微生物就可以安居。这样农场就会拥有生物多样性，小环境就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土壤就会越来越健康。

进一步去想，我们人类眼中的杂草和粮食，是根据自己的好恶需求来划分的，但大自然是一视同仁的，它们都是土地的产出，在自然循环中有自己的作用。

于是，我知道我要怎么种地养地了：

• 向大自然学习，减少不必要的干预。
• 在土地不肥沃时种耐贫瘠的植物。
• 适当稀植，留更多的土地随它长各种草，以达到植物的多样性。
• 割草，就地覆盖，不除草，能免耕种植的尽量免耕。
• 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植物，不较劲。

五、一招鲜，吃遍天：稀植+生草覆盖

有朋友笑我，说我是“一招鲜，吃遍天”，确实，七年了，我对土地只做了一件事：生草覆盖。

但肯定不能人工割草做覆盖，太费工费钱了。所以我就把玫瑰种得比较稀疏，2米行距、1.5米株距，这样就方便我们背着割草机去割，只有太靠近苗的，才用人工割。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种这么稀疏，劝我充分利用土地种密点，这样产量才会高。

除了除草方便，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 玫瑰是多年生的小灌木，种一次起码可以管十几年，管理得好几十年都没问题，而且它的萌芽和发枝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要给它预留生长空间；
• 种下玫瑰苗的时候，土地还没养好，我要多留出些地长各种草，一个雨季下来至少割三次，这样留给土地的干物质就可以尽量的多了，土地就可以慢慢恢复活力。随着玫瑰苗的长大，土壤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养分和物资，我也不需要外源性的肥料了。
• 长草的空间越多，草的种类多，植物的多样性就有了，接下来生物多样性也有了。小环境达到动态平衡，作物的病虫害就会大大减少。后来我们的玫瑰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16年夏天，我曾经跟朋友一起去看过一个有机种植玫瑰的农场，还没进门就发现他们的玫瑰枝条上基本都有一层白白的。农场的人告诉我，这是由于温度和湿度过高导致的白粉病，常规农业通过杀菌剂等农药来解决，但目前有机种植没办法治。

回家立刻上网查询：白粉病发病最适温度15-28℃，相对湿度70%-80%最适。嗯，大理的夏天基本就是这样。

但为什么我不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甚至连白粉病都没听说过呢？

仔细对比我们两家农场的情况发现：

• 我种的稀，他种的密；
• 我留草，他们草锄得干干净净；
• 我不用外来肥料，他用有机肥；
• 我不灭虫，他们用粘虫板。

最后，我们土壤松软透气，他们的板结。

从2016年1月种下到现在，我们的玫瑰都没有发生过白粉病，旱季非常常见的蚜虫也没有对我们造成危害，只是偶尔在一两根枝条上看到几只。有虫，但不为害成灾。

我总结下来最终还是因为草。这让我更觉得草是宝，留草是对的。

六、听懂大自然，省工就是硬道理

2016年1月11号，我们在农场种下了第一批3000棵大马士革玫瑰小苗，种植方式采用免耕+稀植+生草覆盖。

就这样覆盖了几层草，我就发现这样做的好处了。我的玫瑰苗只有刚刚种下去的小苗需要浇水，后面我就不用管它了。其实浇水非常痛苦，1月份栽下去的苗，正值旱季，我隔两天就必须浇一次水，浇到人崩溃：哪里都不能去，想出去玩都不行。直到6月份雨季来临，我们终于不用浇水了。

这时草就又起来了，我们继续割草覆盖。到了第二年旱季，我经常扒开土看一看，如果干了我就浇水，没干我就不浇水。结果我发现覆盖物下的土壤一直保持湿润。这时我就知道了，再也不用浇水啦！

所以农场的日常养护，我只需要割草，如果苗还小，那就割4-5次，等苗长高了，一个雨季割2-3次草就差不多了，很省人工。割下来的草层层覆盖，相当于给土壤盖了个被子，所以我保湿也有了，温度也保住了，草腐烂以后还能就地成肥。

而且根据我们的观察，这种草腐烂成肥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缓释的肥料，基本上没有病虫害。不像化肥或者农家肥，一次下去，养分激增，很容易有病虫害。

七、增加有机质，培育生物多样性

我做农业，就是靠观察和实践。慢慢地，我就发现一条最简单的原则：草我从来不拿走，地里长出多少东西，我就放回到田里去。

后来我看一些资料，知道一棵草从发芽到生长的过程当中，吸收的养分不仅来自于土壤，也会从空气和水中吸收一部分，最重要的是阳光。是这几方面的合力才让它生长的。所以割草还田，其实你是在给土壤增加更多的东西进去。

我发现，无论生态农民还是常规农民，很多人见不得地里有草：有人嫌弃草抢肥，也有人觉得草多=地荒。当地农民就会批评我：看看你把我们的地都荒成这样了。我还得跟他们解释，我这是在养地。在我眼里，没有杂草这个概念。草，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肥料工厂。

很多有机农法也强调往土壤里增加微生物，比如活力农耕，比如强调收集利用本地微生物的流派。但我的经验说明，只要土地里有足够的有机质，不需要我额外运作，土壤里的微生物自然而然地就发展起来了，土地也越来越健康。在土壤足够健康的情况下，病虫害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频繁。

也有些农法非常强调间种，这里种点西红柿，旁边种点白菜之类的。但我发现，只要植株之间留出足够的距离，让它长草，那么生物多样性就自然而然地丰富起来了。虽然有蚜虫，但是吃它的瓢虫也会来了。

所以，我理解的植物多样性不是我们一定要种很多种类的作物，也可以单一种植，只要留下足够的土地让它自由生长各种“杂草”就行。

我很喜欢跟本地的农民聊天，发现每个地方的种植方式是跟本地的气候、环境条件密切相关的。虽然我在大理种地的模式未必适合其它地方，但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则肯定是相通的，那就是要让土壤里面有更多的有机质，土壤里有机质多了以后，微生物菌群和生物多样性就起来了。

那病虫害呢？说实话，我不知道，也不处理。其实在我的概念里面没有什么害虫。比如，我能看到蚜虫，但是没有那么密集，只要它对我的花不造成任何影响，我根本不用管它，更何况，地里还有瓢虫等着它。

但是很多除虫的手段，无论是农药，还是物理性的黄板，用我们医生的话说，就是广谱——是谁它都会粘的，无差别对待。害虫益虫一锅端。

我觉得，只要农场生物足够丰富，植物、动物、微生物就容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基本上就不会出大问题。

我们医生也讲，并不是你的免疫力越强越好，而是要实现身体的平衡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比如说，我这手上肯定有细菌的嘛，对吧？但如果一天到晚都用消毒药水的话，我肯定要出问题。我一般就用清水或者肥皂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其实这也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把虫杀光，让细菌灭绝也是不可能的，先灭掉的更可能是你自己。这也是我农场的一个基本思路。

现在我们的土地是芬芳的，可以徒手挖30公分，更深的我还没试过。

八、结语：农业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邻居大叔看我这满地的草，忍不住了。快80岁的老人，拿起锄头来给我示范锄草，说：像你这样种地，女儿的学费都会亏光！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说：大叔啊，你种了这么多年的地有没有挣到钱呢？

他说：没有。

我说：你这么勤劳、这么能干都没挣钱，我既没有你能干、也没有你能吃苦，按你的办法我不就更挣不到了！我可不可以换别的办法试试，也许可以找到一条路呢？

老人无语了。以后每次在路上碰面就叫我“憨包”，没想到，云南也叫人“憨包”，跟我们九江一样！

期间，也有好心的朋友建议我多拿地然后拿政府资金，也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队做万亩玫瑰园，我都拒绝了，因为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中国农村，基本看不到年轻人种地了。是呀，传统农人起早摸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关键是苦哈哈还苦不到钱（大理老人把做工挣钱叫苦钱）。谁家的孩子还会学种地？出去打工怎么也有个几千块！所以，要想农业有未来，一定要找到不那么累又可以把地养好种好的方法。

如果能有更多比我更厉害的“憨包”，听懂看明白更多大自然的秘密，找到更多顺势而为“无为而治”的方法，产品也能以合理的价格卖掉，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做农业了吧！

〇本文根据2021年5月30日陈玉笏在食农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编辑而成，部分参考了公号“归零生活园”中的内容。

图片：非特殊注明，均来自作者

编辑：天乐

一、我们的身体和食物怎么了？

我是陈玉笏，六零后，祖籍湖南的江西人。现在在大理做生态农业，种玫瑰和各种芳香植物，也做天然护肤品。

我曾经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二十多年里，我观察到病人数量没有随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医疗水平提高而减少，特别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没见过的病，或者因为过于罕见而被老师一带而过的病，越来越多。

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是不是跟食物有关系？正是当医生时见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毛病和病人，让我走到了今天。

二十年前的江西没有有机农业的概念，就算有些靠谱的有机蔬菜，也是种在深山里面，运出来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生出了找一块地，自己种的想法。当时的同事嘲笑我，让我一定要养头猪，因为“你可以给它局麻，想吃那块割哪块，割完再缝起来。”可见当时没人把我的想法当真。

到了2012年，父母过世，孩子也上了大学，家里没什么牵挂，我干脆就离开了医院，打算开始人生的下半场。

因为遇到过很多江浙一带受工业污染影响的病例，所以我们决定搬去没工业的农村生活。

先去了我的祖籍湖南，还是一个朋友的老家，中国四大名莲“湘莲”的原产地。6月去的时候，非常漂亮，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翠绿的荷叶和粉色的荷花，恰似我心中的桃花源。

但我们真正搬去以后，就慢慢发现不对劲。那个漂亮的小村子半年里死了六个人，都是肝癌、胃癌这样的疾病，而且只有五六十岁，多少算是非正常死亡。真是当头一棒！

这里号称湘潭的西藏，看起来环境那么好，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癌症？

医生的本性让我思考，既然不是工业污染，这些肝癌胃癌，又都属于消化系统，那是不是跟我们吃的东西、喝的水有关系？

我观察到湖南水源丰沛，往往掘地三尺就有水汪出，村里人的井都只有4-5米深，挖个三四米就有水，但这也是能被农药化肥渗透的深度。我的判断是：农业中使用的化学品造成了水体面源污染，危害健康。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决定往更远处找地方生活。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只能去高原了。

二、移居大理，结缘雪梅

于是，2013年5月30日，我们到了云南大理。第一当然是因为气候好，冬天也能晒太阳，第二是因为大理海拔高，也没什么工业，水源被污染的情况会好一点。

身在云南，总有外面的人羡慕我们：你们在那里太好了，吃的都是农民种的。我就觉得好笑：谁家吃的不是农民种的？关键要看怎么种！

在大理住下来之后，去了云南很多地方，我也特别喜欢往山里跑，慢慢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我们发现，别说有没有通公路，只要是马能去到的地方，就会有除草剂。甚至越是偏远的山上，越会用除草剂，因为那里地广人稀，用除草剂最省事儿。

这也让我坚定了一定要在大理自己种菜吃的决心。但我也很有自知之明：就在自家院子边上搞个几亩地，种点果树，请本地的农民帮忙打理，够自家吃，就足够了。

有了湖南的教训，我就贴着苍山，去靠近水源的地方找院子找地，前后花了一年半时间。

当时我还是个农业的小白，只知道自己要种地，一定不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但是该用什么，要怎么做，一窍不通。

可能也是命中注定吧，我到大理的第三天，一个叫谢雪梅的姑娘也住进了同一家客栈。她是附近河谷地区的返乡青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公益组织和有机农场工作过几年。当时也刚刚返乡不久。因为山区温度太低，她跑来大理育苗。

我就一边给她帮忙，一边学。虽然她和家里人都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和经验，但真要做一个有规模的生态农场，还是缺资金。于是我就拿了点钱出来，以入股的方式来支持她。

三、八人合伙，最终孤军奋战

但没想到很快冒出来一帮损友。他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玩个农场吧。于是我出面，跟大理古城外的村子租了50亩地。因为我们一共八个人，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不到10亩，听起来也不多。

没想到，一两年后，这帮家伙就鸟兽散了：要陪孩子回城读书啊，要去挣钱啊。只留我们一家人和这50亩地。既然地是我出面租下来的，我的性格就让我要负责到底，一扛就扛到了今天。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拿地很盲目，因为完全零经验，连该种点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那块地非常贫瘠，当地人管它叫“卫生田”，但最大的优势是有四口地下涌泉，可以避免苍山水，因为那些水流过村庄，其实已经被农田里的化肥农药，还有村民生活使用的化学品给污染了。我就把外面的水全部切断，全部用我们自己的地下水。

我也开始看生态农业方面的书，参加了农耕课程，很快就明确了我的务农思路：无为。但并不是无所作为，我理解的无为是要通过顺应自然的设计来实现的，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过多的人为干预，也算是一种自然农耕吧。

具体的方法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我当时也很清楚，我一定得做一个轻劳动的农场，如果又要弄肥，又要除草，太辛苦，也太费人工了。

四、如何选择品种？因地因人找优势

一开始也没想到要种什么，最初都是到处找来的免费苗木：从做苗圃的朋友搬回来不少淘汰的苗木；听说谁家的果树不要了，我就去挖了回来种。这种为了省钱而不追求品种的结果，反而让农场的物种丰富起来了。最后一数，农场里有20多种果树，但每种数量不超过10棵，自给自足，还能分一些给来访的朋友。

云南地处西南，快递成本不低，种大米谷物或者生鲜产品，跟内地的农友无法在价格上竞争，所以一定要做可以深加工、耐储存和运输的高附加值植物。

我是直到2016年才明确种植芳香类植物的模式。这既是根据我“无为”的种植思路，也是考虑到本地土壤和气候的特性。

大理本来就有很多种玫瑰的，说明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合玫瑰。我也观察雪梅种的天竺葵、薰衣草之类的香草，病虫害相对较少，好打理。

玫瑰还是多年生的小灌木，耐贫瘠，适合我在“卫生田”里无为而治。万一我做不下去了，卖玫瑰老桩，也能换点钱回来。

正好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带给我特别纯正的大马士革玫瑰，我就在园子里认真种上了10亩玫瑰。这也和雪梅那里形成配套：大家都种芳香类植物，主攻香草纯露这个品类就好了。

我想说的是，做农业一定要种适合当地的品种，不要太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可以体现在细节上：比如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选择优良特色品种等。那可能就会不那么辛苦。

五、用手术室的标准做护肤品

我们为什么会做护肤品呢？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大理适合种芳香类植物，做花草茶、精油、纯露是很自然的选择。

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些都是小众产品，很多人不会用，而且用精油的人大部分只用进口的，不用国产的。

来大理之前，我可能是因为长期呆在医院的环境里，皮肤各种过敏。其实我从1990年就开始关注到护肤品和日化品对皮肤的危害，不敢轻易尝试没用过的护肤品，也拒绝化妆，觉得用一堆化学品敷在脸上，不如我素面朝天来的清爽。

来大理以后，干燥的空气、强烈的紫外线逼得我不得不去寻找能用的护肤品，试了生态圈不少产品，发现对大理的气候来说，滋润度都不够，就决定自力更生。而且护肤品也是日常用品，可以把我们的纯露和精油转换成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复购率高，帮我造血换钱回来养农场。

做护肤品还需要基础油。这时我发现滇西北高原有一种特有的野生植物油——青刺果油，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外用。大理本地白族朋友让患有高血压或中风的家人喝它来软化血管、降血脂，也会用它来治疗小伤口，甚至大理的医生都会拿它来给愈合不良的手术刀口换药。查资料还得知，以前藏区的妇女用它来护肤护发。

于是青刺果油成为我做护肤品的最重要的原材料。这种油在大理本地都要300多一斤，比吃的油还贵很多。很多朋友说我：你太奢侈了，我们吃都不舍得你拿来做护肤品。我说：难道你的脸比你的嘴要差很多吗？

乳化剂我没办法自己搞定，就用法国的纯植物小麦胚芽乳化剂。

不用防腐剂抗生素，那就要从制作环境的卫生、产品包装下功夫。

我们制作过程当中要用到的所有的工具，包括我的工作室和包装品，全部都用臭氧加紫外线消毒。我当医生出身，就按照手术室的标准操作。最容易变质的面霜和乳液，我就用真空瓶，50克容量设定三个月的保质期，大家也都能用完，虽然我在大理试验过，放半年也没问题。

就这样，我从肥皂开始做，去看各种的书，网上到处查资料，不断试配方，从手工皂做到洗面液、沐浴液。研发产品的时候，常常一天要洗好几次脸，就为了试不同配方的液体皂和润肤露的感觉。

除了自己做小白鼠，我还把不同配方的产品编号发给朋友，请他们帮我试用，给反馈。一个个配方就这样固定了下来。

六、不要轻易入农门

做了这几年农业，也经常有人和我交流，很多都是想入行的小白，和我当年一样。说实话，能不进农门，最好不要进农门。

确实很想种地的话，资金一定要准备好，最好是闲钱，赔光了也不影响生活质量的那种。先面积小一点，毕竟，10亩地10万元都不见得够。

我这50亩地，这六七年已经扔进去100多万了，还包括建了房子，修了路。圈子里大家都表扬我：你很保守谨慎！我真的是一个钱掰成好几个用。

最好也不要立刻辞职。可以先“半农半x”三年再说。因为把地租下来，最少要养三年才有个样子，这三年你是不要指望它有什么收益的。

也不要轻易和传统农民合作，他种，你卖。大多数农民习惯使用农药化肥，很难规范他们的投入品使用，品控也很麻烦。

真的做农业后，我发现种菜是最难的。我现在也只是种给自己吃。大理的有机蔬菜行情是六块一斤，可以蔬菜那么耗人工，六块钱我怎么可能做？如果20元一斤，我大概才会考虑种蔬菜卖吧。

水稻也是，我每年会种1.5亩的水稻，也是自己吃，并不打算卖。

水果也不容易，每年集中一小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售后还特别多。

反正不管种什么，如果能做点深加工，一定要做深加工。

七、归零农场，生态生活

我给农场取名叫“归零”，有几个考虑。

第一，  我这片土地之前用过这么多年的农药化肥，从现在开始，我要让他从零开始，不用农药化肥慢慢来修复，让它回到零点。

第二，  我们每个人的祖辈肯定都做过农民。我从医生做回农民，也是一种归零。

如果是使用农药化肥种地，我就没有必要自己种地，因为比我更会种的人多了去了；同样，如果添加抗生素和防腐剂制作护肤品，我也没有必要参与，因为这个行业的大佬更多。

在大理，我不仅仅要做一个生态小农、生态匠人，更是为了过生态的生活。

下期预告

务农七年，陈玉笏通过学习、观察和试验，总结了一套以生草覆盖为核心的无为农法。在下篇中，她将详细介绍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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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非特殊注明，均来自作者

编辑：天乐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呵护自然，人人有责” （We’re part of the solution）。那普通人可以如何承担责任，为保持和丰富生物多样性出一份力呢？

答案触手可及：我们日常的食物，即可能是破坏环境、灭绝物种的元凶，也可以成为维护甚至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功臣。破坏还是保护？这需要我们深入理解食物生产的过程，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北京就有一个以恢复生物多样性为己任的农场，20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关心食物和环境的消费者提供美味的食材，同时又借鉴中国传统农耕智慧，恢复土地和自然生态。这就是位于房山良乡的天福园生物多样性农庄。

5月21日正逢小满，又是生物多样性日前一天，食通社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伙伴们又一次前往天福园，既是劳动，也是体验，更是学习。

一、有生态功能的农场

从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天福园，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南郊这片土地的变迁。天福园所在的村庄，从典型的华北农村，到慢慢竖起高楼大厦，建起工厂，农地越来越少，现在基本只有农场大门外一片不大但整齐划一的麦田。

但一走进天福园，就彷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生物多样性的世界。初夏尤其如此：灌木与杂草共生，蔷薇与不知名的各种野花争相绽放；一边是鸡鸣狗叫，那边则是鸟儿合唱团。但你并不会觉得杂乱，而是能感觉到生气和静谧共存。 

“我希望每个来到农场的人一进门就能发现这里丰富的物种，”天福园的张志敏老师说。“我很早就开始思考，虽然大家都在提倡生物多样性，保护濒危野生动物，设立保护区等，但是没有人提生物多样性的农业是什么。我二十多年总结下来，一个生物多样性农庄，应该有生态系统功能。否则，看似也有不同的物种，最多只能叫做复种种植。这其中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用农场的形式来滋养生态系统是张志敏的农耕哲学。她喜欢打的一个比喻是：边防战士誓死保卫祖国的领土，可是守边战士家乡的土地却被入侵和破坏了。

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想法，特别是她20多年前刚刚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比如她请附近的村民来农场工作，要求他们不要除掉所有杂草。但已经习惯用除草剂的农民觉得这是一个玩儿票的城里人的异想天开。这也让她感到感慨和悲哀：“上千年来轻农的社会环境连农民都已经缺乏对土地的热爱和理解了。”

她只好以身作则，吃住在农场，带着几位村里的大姐大哥一起干活。二十年后，农场的生态恢复已经卓有成效。园子虽然不大，但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态系统，光杂草就有上百种。

“现在我需要做的工作就很少了。牛羊在果园里为我除草和施肥，鸡和鸭子帮我解决厨余，鸡蛋和牛奶是我得到的附属品，”她骄傲地说。

二、从食品安全到生态健康

张志敏的觉醒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她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国企从事外贸，又因为熟稔英、法、西等多门外语，也作为外交官派驻欧洲和非洲多国，八九十年代曾经是一位人人艳羡的金领。

但年近40，健康忽然出现严重的问题。反复求医问药无解之后，只能从食物入手。做过农产品出口，去过大量产地，她深知土壤和生产方式和健康的关系，于是决定投身农业，希望先有健康的土壤，健康的动物，带来健康的食物和健康的生命。

但当她看到农民离开农药化肥不会种地，生态环境也出现退化——有的地方河流已经干枯，无论是种地的农民还是吃饭的消费者，人们对食物的意识也被改变了，她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是个体存在的现象，而且也不能单独解决。

“只有整个生态和全民的改变才能解决问题。我有很大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莫名其妙的丢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它找回来，不要遗祸给后代。”

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张志敏，确实也亲身体会到了农业生态环境在过去60年里的变迁。

“我小时在农村学农的时候，北京的水资源是很丰富的。几年前，我在果园设置放牧围栏，立桩子的时候挖到70厘米，土壤都是很干的状态，我才意识到园子里很多樱桃树是干死的，因为樱桃树的根在浅土层。桃树的根更深，即使这样，去年桃树结了果，最终却没有力量成熟，就差几天，桃子没有成熟就变黄了。”

“如果我去浇水，得到一些产量，但是对于生态的伤害却得不偿失。抽取地下水对土地的伤害非常大：地下水和地表水不一样，地下水没有生物活动。我们可以观察到一般大水之后土地会板结，干裂，造成更深层的干旱。如果按照大自然的安排，水分是通过植物蒸腾、蒸发进行循环的，植物是大自然能量转换的媒介。比如植物的根有的深有的浅，有的是宿根，有的是一年生，大自然自有安排。不尊重大自然，最后只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刚开始做农场的时候还没有形成生态功能，虽然我也种植了很多各种果树，蔬菜，谷物等等，但那时候最多是复种种植。因为还没有形成生态功能，还会有虫子聚集的现象，我会想办法用宿主诱虫法，或者植物互相抑制的方法。后来有了生态系统功能就不用操这些心了。就像今天大家在农场吃的酸奶一样，我只需要把奶放在一个合适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时间会帮我完成发酵的工作，无需添加任何酵种。生态系统功能有了，人做事就很简单了，不用操很多心。“

三、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理解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外语语境的词汇，对应到中国人的哲学，张志敏觉得应该是“五行“，是万物的连接，是一个系统，包含生物间的共生关系。“而大家现在普遍理解的有机认证的农业，只是满足了不用外部的化学投入品，仍然没有走出不健康的常规农业。”这也是为什么她在08年取得了两次有机认证后，决定不再做认证：有机认证不能体现她的初心，也不能满足她对农业的理解。

“有机农业是人为规定的标准，农民遵照格式化的标准生产，没有和自然合作。当人们认为人最高明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尊重自然。”

“古人通过对大自然中万物的观察，总结形成“五行”，观察是占，决策是卜。但是占卜没有农耕的支持就坍塌了，变成了迷信。轻农导致人们缺乏观察和总结的能力。我们草率地抛弃这些传统智慧非常可惜。”

张志敏说，她在天福园最初10年的实践，是她认识和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从祖先丰富的农耕文化遗产中受到很多启发。

她认为做农业要认真研读三本书：《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

“读完这三本书，你会理解人和自然是什么样的生命关系，知道怎样尊重自然，怎样和自然合作，这也就是我所提倡的‘中华耕’“。

作为前外交官，张志敏也一直关注国际上对农业和食物的态度。她认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可是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还朝着更破坏自然的方式发展，仅仅去保护濒危动植物，建立自然保护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生活中建立生物多样性，恢复整个系统的生态多样。

张志敏最后提醒我们：农业生产的改革应该慎重，因为关系到一代代人，生态破坏了，不是短时间可以修复的。

但她和天福园的故事也说明，只要人类有心与自然合作，真正尊重、倾听自然，我们仍有机会维持和恢复生态多样性，重建农业的生态功能。

而这个责任并不只在生产者身上，还得有理解他们的消费者，支持他们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更多像天福园这样生物多样性的农业。

天福园每周参加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欢迎大家在市集上和她交流。具体时间地点和天福园赶集情况，请关注市集公号：CountryFair，或留意食通社每月的食农活动汇总。

活动执行：马小超

编辑：天乐

第一次见到单伟，是在一次农业游学活动上，我们一起去拜访宜春的返乡青年。听说他在西双版纳种了三年茶，早就存下去拜访的心愿。后来喝了他种的茶，又听朋友说起去茶山拜访他的故事，好奇心就更重了。没料到两年后才成行。

一、上山

小伟是2015年上山的，之前他和人合伙在昆明开咖啡馆，鼎盛时拥有八家之多。那时候的咖啡馆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什么精品、手冲、产地豆，一般就是上岛咖啡的模式，咖啡茶水顺带简餐。然而小伟却非常超前地开始考虑咖啡豆的种植方式问题。他在云南主要的咖啡产区跑了一遍，大失所望：“也去看过号称有机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对咖啡行业颇为失望的小伟，因缘巧合认识了在版纳孔明山种茶的朋友，于是卖了咖啡馆的股份，径直上了山。不知道为什么，听上去似乎有点豹子头林冲雪夜上梁山的决绝。

二、蛰伏

小伟上的孔明山在西双版纳东北部的勐腊县，是澜沧江内六大古茶山之一的革登山最高峰，最高海拔有1900多米。虽然以传说中的云南茶祖孔明命名，孔明山这几年却并不以茶闻名，而是以壮观的云海为人所知。高山云雾是产茶的良好环境。站在山顶放眼望去，蜿蜒如缎的云层在脚下涌动，苍茫无际。云层所在的位置大概是海拔1300米，云雾之上便是小伟的茶园，海拔在1500米上下。

茶园所在的山头是小伟的合伙人杜阿姨一家2006年包下的，距离2007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普洱茶大崩盘只剩一年。此后，整个版纳茶业消沉了将近十年才慢慢恢复。不过当年包下茶园的杜阿姨一家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参与到普洱茶市场的大起大落当中，原因很简单：没有产出。

十五年前包下茶山后，先是忙着修路基建种苗。茶山里的茶用的不是扦插种，而是茶果育出的茶苗。和扦插种比，茶苗生长更为缓慢，大概要四五年后才能有产出。茶树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植物，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过茶果有性繁殖出的茶苗，往往棵棵不同。我们走在茶园里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紧挨着的两棵树，一眼看去叶片形状色泽可以迥然相异。这一棵叶片狭窄如柳，那一棵叶片却圆润似滴，这一棵叶片呈深绿色，那一棵叶片尖端却泛起隐隐的紫色脉络。

这种多样性，站在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颇受诟病，因为多样化不利于规模化均质化生产和管理。现在主流的种植方式是无性繁殖扦插种植，同一母本，整齐划一，如同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样。但是小伟茶山上这种丰富的多样性不仅能够令风味更加饱满，相比起一水扦插的台地茶，还能够起到保护茶园的作用。某棵树生虫生病的时候，不易传播到旁边的树上，造成恶性传染。我们在一棵茶树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茶树椿，看得我头皮发麻，但周边一圈的树上，却无感染迹象，大概这种椿虫也有着特定的口味爱好，专属某个品种。另外，高海拔的低气温和昼夜温差也帮助了茶园，困扰生态农业的病害和虫害问题，在小伟的茶山上影响并不大。

影响产出的核心问题是草。使用草甘膦除草在版纳的茶叶种植中并不是个秘密。从景洪市区开往孔明山的沿路，不用下车，举目皆是大量开荒种植的台地茶，树下一片焦黄，便是使用过除草剂的痕迹。如果不使用除草剂，便只有人工除草华山一条道，放任不管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茶树苗刚栽下的前几年，草隔几天不割就蹿得比苗高。由于缺乏得力的人手管理，第一批栽下的树苗大概只有不到50%的成活率，活下来的长势也并不令人满意。从2006年到2019年这十几年间，整片茶山产出微薄，几可忽略不计。

不过草和茶的关系在2019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2019年春是西双版纳茶区40年来干旱程度最大的一年，当时关于云南大旱的新闻铺天盖地，令人揪心。常规养护的茶区，因为使用大量除草剂，地表无有覆盖，水分蒸发严重，同时长期使用化肥的土地，土壤板结，茶树根系不发达，难以吸收地下水。几重因素叠加，竟导致2019年古六大茶山头春茶产量减产90%之巨。小伟的茶山一年只是人工割草两次，大量杂草覆盖在土地上减少了水分蒸发，另一方面生态种植方式下，茶树地下根系发达，根系长度有些能达到地面枝干的两倍以上，在气候变化的严峻考验中，反而根基稳健，仅有三分之一的减产。

说是返乡，其实小伟并不是版纳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红河，和版纳离着500多公里。刚上山的几年，小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逐步融入当地，同时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如今在我们眼里，小伟已经地地道道是个本地人了。我们是正月十八进的山，这也是春节后小伟第一次从红河老家回山里，一路上就听见村长儿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赶紧上山一起喝酒。

自然界有些种子需要在森林落叶覆盖下经过几年时间才会发芽。漫长的蛰伏期是积蓄能量和寻找合适时机的必备条件。小伟上山第四年，和合伙人杜阿姨一起通过调整管理方式，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外地来孔明山工作的茶山工人达成了某种平衡，茶山的管理也慢慢上了正轨。原本8000亩的茶园，现在慢慢砍除杂草，收拾出3000亩左右，分别由二十几家农户（主要来自小伟的老家红河）进行日常管理。还有5000亩尚处在抛荒状态，草高得人都进不去。小伟估计2021年是个大年，预计能有3吨的产量。听起来不少，但是均摊下来，亩均不过四五公斤鲜叶，按制成的毛料算，亩均一公斤。相比起台地茶动辄五六十斤的产量，简直不值一提。目前产量不高的原因，除了不施用农药化肥，无法通过外来投入品增加产量之外，还跟茶园的森林占比极高相关。

三、共生

2021年10月，第十五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将在昆明召开。我在拜访小伟之前先去了版纳植物园和傣寨，已经见识到了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精彩。但是上了茶山以后，又有了新的体会。孔明山并不是原始森林，刀耕火种已有历史，所属革登古茶山在明清盛极一时。目前虽然还有少部分原始森林的保留，但大多是次生林，现今绝大部分也已开发出来种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个平均两三百亩的茶园。但是我们过了景洪和勐腊交界的小黑江，一路上山却完全看不见茶树的迹象，满眼只是各种高耸的乔木。

车从小伟居住的山顶小院，又沿着山里崎岖不平的土路开了好长一段，然后还要顺着又陡又窄的小路步行约十五分钟，茶林才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说是茶林，倒不如说是森林，因为这里的主人很明显不是茶树。抬头可见高大木棉、橄榄和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树上寄生着石斛、树花、树下遍布各种蕨类，蚂蚁堆起直径过米的蚁丘，雨季来临的时候，单单一个蚁丘上发出的野生菌两背篓才装得下。茶树就间杂在这些比其历史长久得多的森林之中，完全没有喧宾夺主的意思。

小伟指给我们看一棵橄榄树：“橄榄边上茶树的长势特别好。”过不了两步，看见另一棵枝叶特别蓬勃的不知名乔木，“这种树霸道，它在哪，周边茶树就长不好。”一些茶树上长着当地人叫树花的真菌，下面还包覆着灰绿色的地衣。我正要掏出手机拍，小伟却已经伸手剥去了地衣：“你看这些树花什么的，确实是很好的标志物，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好。真菌对环境非常敏感，用过药肥的地方不容易长。但是呢，也不是说长了树花的茶叶味道就会更好。在同一片茶林里，包裹了地衣的树，由于树皮的透气性降低，可能长势就会差一些，叶子也会弱，没有周边的树健康。”       

茶树在这种多层次多物种的生态环境中，逐渐融入，形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没有在此攻城略地，就像当年的橡胶树和如今的台地茶和果园一样。云南大面积毁林种植的橡胶林，远看郁郁葱葱，近看地表却寸草不生，是著名的绿色沙漠。顺便说，近些年胶价低迷，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推动胶林下套种茶叶。不明就里的游客看过去上有树林，下有茶园，远远拍出来的照片也不能不算赏心悦目。然而套种的台地茶除了配套享用种植橡胶树必备的草甘膦外，硫磺熏蒸橡胶林后流下的残液，也滴落在套种茶上。偌大的山头上，除了经济作物外，再无生命迹象。

在小伟的茶林里，茶树既是森林原生动植物的食物、寄主，也和周边的动植物相互依赖，休戚与共。次生林本是人类干扰的结果，然则不同的涵养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这片茶林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算是非常年轻的次生林，然则眼下整个山林已经重新建构起一套生机蓬勃的多元生态体系，既有生态涵养的意义，也通过可持续性的产出，对人类生计有所裨益。

我们在山上看到一片当年因为索价过高没有流转的林地，现在种着芭蕉，草甘膦药袋遍地，土地光秃秃的，在满目青苍的山林里横亘着就像一道刀疤。“每次路过心里就像被刺扎了一样不舒服，”小伟有点郁愤地说。

这种高肥高药竭泽而渔的种植方式，对土地和环境伤害极大。包地的外来资本对山林没有感情，大可以转战别的土地再行掠夺，徒留下残破的景观。这并非此地独有的现象，按照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末日松茸》里的说法，“当空间里的单一资产不能再生产时，这个空间便会被抛弃。种植园的土壤不再适合农作物生长，对资产的搜刮有将在别处开始。对异化的简化会产生废墟，以及为资本生产而遭荒废的空间。”对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诉求造就了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废墟”，短暂的繁盛假象后，将会是长久的凋敝衰败。

四、第三条路

资本横行下的单一化开荒种植自然不可持续，对所谓“原生态”的盲目追求就能带来美好前景吗？事实上，云南的茶业，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复兴开始，已经经历了几波热潮。从最初的追求茶龄越久远越好，到最近几年风靡的树龄越老越珍贵。老班章、冰岛、曼松等古树资源丰富的山头一叶难求。“好些几百年的茶王树，薅得太猛了，搞得只能靠打营养液续命。没办法，毕竟几万块钱一公斤。”掠夺式的采摘，伴随着扑朔迷离的茶业故事大行其是。

市场故事传闻之丰富，令人目眩，莫衷一是。故事塑造了产业，生产方式却实实在在建构了当地的环境、生态、以及茶农的生产生活方式。

无论是对老茶还是老树的推崇，共性都是对稀缺性的追逐。稀缺性是不可持续经营的结果，大环境的不可持续才会有稀缺的产品，在市场和故事的推动下，价格高昂，利润丰厚。

稀缺性是当下时代的图腾，但茶与米面油盐一样，本来是中国人生活中的日常存在。做普通人日常能喝到，普通人能欣赏的一杯干净茶，才是小伟心中的正道。剥离了故事的矫饰，平心欣赏水土的风味和劳动技艺凝聚的芬芳，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许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缺少的。

五、适度的态度

人仅仅是自然的干扰者，还是共生者呢？小伟以前取了个品牌名——山凹凹，最近他想把这个名字换掉，改成“茶与度”。小伟说：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学习之后，他思索最多的，就是“度”的问题。什么是适度规模，什么是合度经营，如何寻找微妙的平衡，探究茶与山林的关系，人与茶的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弛之间，自有法度。但是这个法度又很难有一个定量定性的分析，归根结底，还是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从“山凹凹”到“茶与度”，其实反映了人作为生产力中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

2010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上，日本发起的“里山倡议”，明确将农村次生自然环境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积极影响，主张通过对农业－农村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促进符合生物多样性基本原则的社会经济活动，推动以“人与自然共生”为愿景的建设模式。

在小伟的实践中，在他的茶山上，我似乎已经看见了这种“共生”的可能和未来的图景。

六、新茶

3月的拜访很是匆忙，我下山后不久，小伟也要开始他一年中最忙的时候：采茶、收茶、制茶。一到采茶季，每天下午收上茶来，就要马上摊开摊青，然后利用摊青的时候小睡一会，凌晨开始炒茶，一直干到早上九十点钟，然后揉捻、解块、理索，最后晒青。午饭后再睡三四个小时，为下午新一轮的制茶积蓄精力。如此循环往复持续两个月左右。出产的茶叶，并不附庸市场虚称“古树茶”、“老树茶”，只是明明白白叫“乔木茶”。我开玩笑地说，等我们都退休了，茶园也是老树茶了，你也是制茶大师了。

对于拥有千年种茶历史的孔明山而言，这片茶园是年轻的，种茶制茶的人是年轻的，就如同茶树梢头一年年蓬发出的新芽一般，生机勃勃，滋味无穷。

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晓云生

编辑：天乐

食通社说

在上一篇文章中，李舒萌介绍了宁夏西海固的三个扶贫项目，分别是大棚蔬菜种植、散户养牛、合作社养鸡。在这样的产业扶贫项目中，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当有外来资源和资金进入社区时，如何安排才能让小农户真正获得发展的机会，从项目中获益呢？小农户、合作社、企业、市场和政府，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如何才能形成有利于小农户发展的长效机制？本文将以这三个项目为例，进一步开展讨论。

在电视剧《山海情》里，上级政府鼓励村民开展蘑菇生产脱贫致富的情节，真实地反映无数产业扶贫的美好愿望、深刻教训以及小农户的困境：带头种蘑菇的农户虽然因为抢占先机赚了一笔，但当家家户户开始种蘑菇的时候，却导致区域市场供过于求，价格跌至谷底，分散的小农户只能被动承受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价格波动。

而在现实中，黄觉扮演的菌菇专家凌一农的原型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他当年不仅提供技术，教会西海固的吊庄村民种蘑菇，还要包销农民种出来的菇，卖到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去。

即便有技术优势、产地优势和政府资源，林教授团队在销售蘑菇过程中也遭遇到很多挫折，有一次甚至要团队自己贴钱补上农户的蘑菇款（不是剧中描述的教授一个人垫了5万）。可见，“闯市场”对谁都是个难题。

一、合作社、产业化和价值链：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称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为IFAD）在中国开展了40年的扶贫工作，这些年在中国的投资重点从基础设施逐步转向为农民创建增加收入的机会，提高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我们在宁夏固原（也是《山海情》故事的背景地）走访的三个IFAD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点，无论是投资蔬菜生产基地，还是建设高标准农田，或是扶持有能力的养殖户，最终目的都是改善农村人口的市场准入机制、 加强产品价值链。

那么，发展价值链结构的背后，是怎样的逻辑呢？宁夏的一位扶贫官员举了当地葡萄酒的例子来说明。宁夏的葡萄酒近些年在国际大赛上多次获奖，但是仍然难以打开国内市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葡萄酒是个性化的产品，于是有人喜欢偏酸的，还有人喜欢单宁含量高的，只凭口感其实难论高低，这位官员继续说：

“所以什么算是好的呢？我觉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其实消费的就是品牌。但是我们没有品牌，我们没有文化资本来挖掘品牌的价值。把我们宁夏的酒装进拉菲的瓶子，就可以卖高价，就是这么荒谬。”

葡萄酒的例子揭示了“价值”的社会属性——产品的价值不仅源于它的物质属性（例如成分含量），而且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认知框架里才能得到理解。只有当产品能够与消费者的认知框架产生联系，才真正变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

宁夏葡萄酒虽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但国内消费者对葡萄酒评比规则并不了解，国内也尚未形成品味葡萄酒的文化氛围，于是消费者只能依靠品牌作为衡量价值的框架，因为特定品牌已经与“品位”、“地位”形成紧密联系，为消费提供了直接明确的“回报”——而这恰是宁夏葡萄酒产业目前并不擅长的。

再以宁夏菜心为例，虽然它已经是宁夏的地理标志产品，并且得到了一定的市场认可，但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地理标志能够传递的品质信息仍然有限，甚至许多消费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地理标志产品”，也就无法直观地理解它与一般产品的区别。要争取更高的溢价，就要传递更丰富的品质信息，甚至为消费者树立认识品质的“方法”。绝大部分小农户的分散生产难以达成这种操作，只能把产品以极低价格销售到对品质不敏感的批发市场。只有极少数的农户能够通过直接对接消费者的方式赚得配得上品质的溢价。

而合作社或者一些专业化的公司，则可以作为一个中介对接组织，一方面在产品的“物质属性”上建立生产标准，另一方面则是挖掘价值阐释的框架，为树立品牌提供产品基础。这也是很多扶贫项目并不直接支持小农户，而是通过扶植合作社、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实现涓滴效应的思路。

二、什么是合作？与谁合作？

讨论合作社的作用之前，我们必须看到大背景——合作社作为近年来被政府推广的新型经济组织，实际运行并非一帆风顺。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但政府部门和学者也都承认，虽然现在全国注册的农业合作社有200多万个，但按照章程持续运转的合作社比例可能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详见社科院苑鹏老师在食通社发布的《农业合作社的未来：不让一个人掉队》一文）。

合作社能不能从一套抽象的组织制度变成具体而实在的经济关系，也是IFAD这样的农村发展机构和政府扶持合作社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在项目地的所见所闻，也让我们感到“合作”一词在农民的语境中其实还很模糊，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 谁来利用生产经营服务？怎么利用？
• 如何“联合”？
• 如何实现有效的民主管理。

从IFAD的项目设想来看，合作社是作为产业化服务（建立生产标准，把控产品质量，后续产品加工等）的提供者，与作为使用者的农民自愿合作。

IFAD中国国别项目主任孙印洪老师提到，合作关键要处理好农户和经营主体——也就是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关系——希望经营主体有包容性，能够把农民带起来。但反过来说，如果经营不善的话，对农民支持的力度或者农民收益的程度会打折扣。

孙老师的解释引人深思，因为它揭示了“合作”的权力关系——由于缺乏组织合作社的基本知识和启动资金，绝大部分农户并不具备基本的自组织能力，项目中的合作社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建立的。农户与合作组织之间也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前者更像是合作社需要培育、引导的对象。

如何平衡基于“平等”的集体行动理想，与现实之中的权力关系，既体现农户的自主自决，又体现合作社对于农户的“赋能”，是项目落地要面对的挑战。

三、小农户的参与选择：入股、劳务、收租、经营

从项目点的经验看来，农户的客观条件使得他们在合作初期只能处于“被带动”的地位，也很难决定自身在合作中参与的方式和程度。至于如何带动农户，这次参访的项目点也提供了不同的答案。

一种是杨郎村的模式——农民用生产资料（土地、资金、农产品）入股，通过公司或者合作社的经营收入分红获得利益，例如村民出让土地来入股蔬菜生产基地。

一种是六盘山和乃河村的养殖业计划采取的模式，即农民按照合作社或者公司的标准专注生产，提高养殖或者种植的标准化程度，通过这种方式被纳入更长的产品加工链条之中。这时的农民更类似于产业工人。

两种参与方式各有利弊。

作为股东，农民可以通过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价格上涨获得资产性收益，但另一方面，宁夏大部分地区的耕地流转价格都很低。在杨郎村，一亩土地一年的租金是300元。在乃河村，IFAD项目出资为农民平整土地、加强灌溉基建后，土地租金能再提高200-300元。此外，分红的情况也非常依赖于合作社或者公司的经营状况。

孙印洪老师表示，IFAD并不倾向于分红型参与，因为分红收入较低，能占一个合作社收入的8%就很难得了，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农户还是应该参与经营，通过务工、土地流转、分红、经营多种途径增加收入。

作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可以通过整个产业的增值在生产端的获得更高的收益（相对于生产没有品牌价值的产品）。真正的合作社相对于公司来说会更强调对贫困农户的包容性，把市场营销带来的产品增值向农户移动。

然而，合作社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包容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本身的经营能力。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发起人李进勇就坦言，由于目前合作社自身的销售能力不足，还不能带动太多农户迅速提升收入，所以哪怕不用老百姓出现金入股，也很难动员他们加入合作社。

这也引发我们思考，合作社如何参与大市场的价值链？

四、政府和市场，谁来引导合作社发展？

政府的倾向也极大地影响着扶贫项目的效果。中央政府近年一直强调扶持多种经营主体，特别是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土体托管来带动分散农户进入市场。 可是，涓滴效应最后能不能滴到小农身上，滴的份量是否公平，达到项目目标，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更不用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这样的非市场力量在参与市场时的各种“水土不服”。

IFAD中国项目也认识这个过程的挑战。在地方层面，集中力量办大事，打造亮点，开展“短平快”的项目，是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目标。这样一来，相对容易做大效果的环节——例如土地平整（乃河村的案例），新品种的引进推广（如《山海情》中的蘑菇），就容易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而生产扩大后如何与市场对接，其实地方政府不擅长。  

“很多时候，政府一说支持农户，就是想到生产扩大。其实生产扩大现在是容易做的，反而是产后的东西不容易做。政府特别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一个村集中很多资金，打造亮点。都是这样的思路。但这些项目往往不是很关注市场。”一位项目官员这样评价。

宁夏的滩羊养殖，其发展模式和我们在乃河村见到的养牛业有很多类比之处，三联生活周刊曾详细介绍过这个案例，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滩羊在2006年就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但由于是散养散卖，在市场中体现不出品质差异，农户也没有因为地理标志而获得相应的议价权。为了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盐池县政府带头投资建立滩羊养殖集团，通过订单生产与农户合作，设定养殖标准，精细化产品处理，对接到精品超市和电商渠道。  

对于没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来说，这增加了他们对企业的依赖性，一旦公司或合作社的销售出现问题，生产端可能损失惨重（参考内蒙奶农和大奶企的关系），在灵活性上不如一家一户的庭院经济。不过庭院经济同样无法避免其他散户面临的风险——对即使轻微的市场波动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

据我在国内其他农村地区调研的经验，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对于农民来说是如此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实现从农民到企业家的转变是极少人能够完成的。即使能够成为企业家的农民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学习。尤其是在市场渠道的结构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很少接触外界的农民很难承担这样的工作。

五、合作社：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

以上的讨论让我想起曾经拜访过的四川的一家水果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也是当地的村支书，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合作社如果作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就应该行使市场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我们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我们（合作社理事）有双重身份——是干部，是党员，要为集体经济考虑。”

这段话指出了当下合作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即当农户还不具备经济活动能力时，农户在合作中的自主性，与经济组织的包容性也许无法兼得。

合作社如果要体现成员自主性，就需要成员本身具备一定的经济活动能力——先有权利，才能捍卫权利。农民有自己的利益，懂自己的利益，才有动力为自己谋划。

相比之下，我们在固原IFAD项目点观察到的合作社（以及全国许多受政府和NGO推动的合作社）参与者虽然在农业生产上还算“活跃”，能够参与生产，但在经营和市场对接上，能力有限，很难全面参与合作社的工作。因此在发展成员时，不仅只考虑其参与能力，更多是服务于减贫这样的社会目标。

其实这些本该是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在运营上更接近“社会组织”，不仅要让农民参与生产，还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指导等社会化服务，这些成本一般都由外来的项目资金承担，光靠合作社的经济运营很难提供这些服务。

这些合作社的构成和资金来源也比单纯的经济组织要复杂，涉及到政府、NGO等非市场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小农户在合作初期确实还不具备进入市场需要的能力，例如知识、技术和启动资金，因此需要包容性的社会组织为其提供一定的条件。

六、赚到钱不等于能力提升

然而从长远来看，合作社作为包容性的社会组织，应该通过培养小农户参与经营决策、进入市场的能力，逐渐向有自决的经济组织转变。现有的价值链建设是否能够让合作社实现这种转换，也许还值得追问。

很多扶贫项目的规划强调订单生产、品牌建设，并希望合作社将市场增值的部分向小农户转移，增加小农户收入。这样的出发点固然很好，但赚到钱不等于学习到能力。

农户的参与仅限于生产，而与市场打交道的部分则被合作社“包办”了。更准确地说，是被介入的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包办”了。这使得农户完全可以在满足订单要求的前提下，仍对组织工作有限参与，对市场行情知之甚少，也无需学习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更主动地建立关系。

一旦外部扶持的力量撤出，小农户是否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运营合作社，在市场中为自己占下一席之地呢？

在IFAD宁夏项目的所见，与最近大热的反映宁夏扶贫经验的电视剧《山海情》参互成文，为我们理解小农户如何融入市场提供了更完整的语境。《山海情》中早期吊庄移民的辛苦开拓，三十年后的新移民村已经不必再经历，这多亏了近年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但电视剧中涉及的产业扶贫政策，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在今天要面对更多挑战。

小农一家一户单打独斗，难以在结构上改善自身的弱势地位；只强调政府的优惠政策则忽视了市场的复杂。作为深耕中国扶贫领域多年的国际组织，IFAD也深知以产业发展带动扶贫的难度。在国家对于扶贫绩效的要求以及市场对效率的追求下，如何发展出可持续的对小农户友好的利益分享机制？IFAD在宁夏开展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示范项目带给我们许多值得深入思辨的经验。

小农的赋能还任重道远。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