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树叶看三十年风云——《雪花秘扇》作者新作背后的中国茶叶改革史和购茶指南

作者|覃泳江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居广东。自2012年起担任Ethical Tea Partnership中国负责人,推行茶叶产业可持续项目。之前在多家外资公司采购部门从事供应链监管工作。

美国作家邝丽莎(Lisa See)的最新长篇小说《蜂鸟巷茶女》(The Tea Girl of Hummingbird Lane,目前只有英文原版)写了一个关于云南茶农和普洱茶的故事,这颇令人感到意外。虽然在《雪花秘扇》等前作中,有八分之一中国血统的邝丽莎多次展现了她对中国文化和女性命运的独特思考,然而茶叶是一个更加现实和系统性的命题,需要对中国农业经济、茶叶的行业发展、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具备全面深刻的解读方能慨括全貌。幸而邝丽莎有强大的朋友圈,她通过美国的中国茶从业者了解相关知识,与茶叶贸易公司的专家到云南考察采风,并且自己也逐渐成为一名茶叶爱好者。这些因素使《蜂鸟巷茶女》不仅仅是一部吸引人的小说,更是一部云南普洱茶和茶农发展的传记。

美国作家邝丽莎(Lisa See)虽然只有八分之一华人血统,但小说题材大多取材于中国,包括这部去年面世的《蜂鸟巷茶女》。

该书讲述了一名云南哈尼族女孩的成长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双版纳南糯山区一个阿克族(哈尼族支系)村庄保持着贫穷落后的面貌,村民严格遵守阿克族的族规和风俗,并以种植采摘茶叶为生。主人公Li-yan获得上学机会,靠自身努力和好强的性格成为村中唯一会说汉语的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茶商来到云南山区开发传统普洱茶,Li-yan帮助村民抓住这个机会,给村子带来了改善生计的希望。

在传统的早婚和试婚风俗中,少女时代的Li-yan不顾家人反对,与品行不良的外村少年来往,意外怀孕,偷偷生下一名女婴并将她遗弃。Li-yan因此不被阿克族族规所容纳,无法在村中容身。在命运窘迫之时,Li-yan的母亲和中学老师帮助她去云南商业学校读书,后来又被云南农业大学新开办的普洱茶系破格录取。

毕业后,Li-yan在广州芳村茶叶市场开始艰苦的创业。她的公司经历了普洱茶第一波狂热,也在后来普洱茶泡沫破裂中受到冲击。在事业获得成功后,她带领村里的族人发展茶叶生产,重新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尊敬,同时还在全世界寻找她失散的女儿。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西双版纳著名的古茶山——南糯山。图片来源:网络

这个故事30多年的跨度,正是中国茶叶发展最重要的年代。

1978年农民承包到户,开始拥有土地的经营权。茶农和其他农民一样,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然而,由于国家仍旧实行茶叶特种经营制度,茶叶的销售由国有供销社和中国茶叶总公司垄断经营,茶农只能向这两家国营企业在各地的下属茶厂出售鲜叶。正如书中所描写的,当时南糯山的茶农早上上山采茶,背到国营勐海茶厂收购站评级出售。由于茶叶是当时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产品以绿茶为主,台地茶园、良种茶树的茶叶是茶厂收购的对象,而山上的古树茶、野树茶根本无人问津,被认为毫无价值,只是山民自己采摘饮用,以至于传统普洱茶工艺几乎失传。

我们日常喝的茶叶很多来自这样的现代种植茶园。摄影|覃泳江

由于茶园土地大多不适合改种其它经济作物,加上山区的交通和地理条件所限,种茶是一个艰辛且收入微薄的工作。即便其它地区因为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Li-yan的村庄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还未通电,温饱尚不能解决,贫困和落后导致村庄经历一系列的悲剧。

九十年代后,政府逐步废除茶叶特种经营,放开了茶叶的经营权,这才实现了茶叶产业的彻底改革。原有国营茶叶公司纷纷改制为股份制或民营化,新成立的私营茶企遍地开花,外资茶企也允许进入市场(主要是香港、台湾和日本)。由于土地所有制的原因,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茶叶生产和贸易领域,不拥有茶园。茶叶销售渠道多元化、市场化,茶农可以自由选择茶厂出售鲜叶,也可以建立简易的加工厂,接受外来客户的订单,茶叶生产格局重新塑造。

书中始终把视角集中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区,以此作为一个缩影描绘全国茶叶领域的变革。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商人和茶叶评审师,九十年代如天女散花般出现在全国的茶叶产地,而云南的古树普洱茶由于其稀缺性和独特性,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台地人工茶园反而被打入冷宫。和很多古树野树茶产区一样,Li-yan所在的南糯山区茶叶也从只能低价贱卖,变成客商争相收购的对象。为了抢夺第一手资源,茶商们带着制茶师傅每年茶季定点驻守各大山头,指导茶农采摘、加工鲜叶,直接包销运送到世界各地。这一时期,茶农拥有更大的议价权,鲜叶销售环节更加简捷,这让他们收入增加,生活大为改善。

野生茶树和古树因稀缺性和独特性成为普洱茶的卖点。作者供图。

以上故事,大体上概述了我国农业体制改革及茶叶改革的路径,对于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是一个较为直观的总结。从现在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国各地茶店、茶城遍地,各地方茗茶品种和品牌不计其数,深入千家万户,这与九十年代改革的影响牢不可分。如果放眼全国,乌龙茶、铁观音、白茶、黑茶等产品都形成了各自强大的市场群体,这种各产茶区自身爆发出的生命力,在改革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自由的市场孕育了繁荣的产业,以茶致富、以茶兴村成为一种现实。

然而,市场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解决产业活力的同时,也可能制造出新的问题。在茶叶体制改革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全国各种茶叶企业已经超过七万家,2017年国内茶叶销售额达到2300亿元人民币,但是没有一家企业营业额达到市场的百分之一。在我看来,这种多而散的局面不利于大规模的技术运用,不利于现代化生产管理的实施,不利于高新技术和工具的推广,不利于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不利于培育可持续的品牌和企业。2007年普洱茶崩盘则是这些隐患集中爆发的结果。邝丽莎在小说中也对这段历史做了生动的描述。

由于普洱茶炒作热度过高,价格一日三变,普洱茶的货源紧俏,各经销商疯狂囤货,茶叶市场出现货源争夺战。同时,市场过度盲目消费,消费者的判断力和识别力被供应商左右,为普洱茶的无序炒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小说中,Li-yan经营的公司为了扩大库存,忽略了对茶农的监督,放松了对品质的控制,导致一大批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茶叶流入市场。在现实中,当时仅广州芳村茶叶批发市场上普洱茶的存量,就超过实际年生产量的十倍之多,制假已经是一个普遍性问题。然而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下,参与者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也没有人认为自己会是第一个撞在枪口上的人。当普洱茶炒作被媒体关注,泡沫便被一针刺破,一夜之间价格暴跌,无人问津。

广州芳村是中国最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图片来源:网络

以茶叶为命脉的南糯山茶农,2007年的这场普洱茶危机可能导致全村人重新陷入贫困。Li-yan在此关头,出于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和责任感,毅然回到被驱逐多年的故乡,与村民共度难关。Li-yan惩罚了不尽责的“茶头”,重新要求茶农严格把关,通过提高质量赢回普洱茶的名誉,重建市场。至于如何实施这些规范,Li-yan的解决方案是:通过阿克族人的祖训,以祖先的名义要求每个村民严守诚信,保护上苍的恩赐——古茶树。然而,作者邝丽莎对这个措施有效性是保持疑问的,正如Li-yan内心中的疑虑一样:村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穿着时髦的服装,人人都拥有手机,与外界社会的沟通来往频繁,“金钱”二字已经深深嵌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里,祖训还能够成为一种信仰和约束力吗?

南糯山的哈尼族村落的文化也受到外部冲击。图片来源:网络

作为一部小说,只能点到为止,读者也只能且乐观的相信。事实上,用祖训来对抗金钱诱惑,谈何容易。

Li-yan要求茶农禁止使用农药,每单茶叶生产加工后,茶农要亲自试喝,确保没有问题才能交货。这种由生产者自己控制和决定质量标准的方法,在管理实践中简直是一个灾难。我经常到各地调研,类似教训数不胜数。例如有的茶园声称是有机种植,样品测试结果惨不忍睹;有的茶叶定价动辄成千上万,实际质量平庸无奇。由于农业产品从产地直接流入市场,尤其在电商高度发达时代,生产者与顾客无缝对接,使质量问题无法有效监管,大量问题被消费者在无意识或有意识中买单。相对于其他农产品,茶叶更为特殊,顾客没有充分的辨别能力,一旦监督缺失就容易产生各种问题。而当这些问题积累成为常态,纠正成本巨大的时候,产业链的各方以及监督部门,处于各种顾虑和利益纠葛,很难有足够的魄力去干预和纠正。

其次,Li-yan整顿南糯山茶叶经营,提出由她的公司对全村的茶叶包产包销,以杜绝不良经营者毁坏南糯山古树茶的名声,这也不是一个有太大可行性的方案。在小说环境中,我们可以简单理解Li-yan出于良好的动机,而村民也自愿服从。但是在现实中,“良心保证”并不是一个有效制度。

由于农民已经被赋予极大的自由抉择权,再将他们的决策权回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并且每名农民有自己不同的利益关系,在充分民主的前提下,决策权回收后,也不太可能集中于一人身上。同时,一家独大未必是一种长期健康的状态。所以,在一个小茶叶产区中,往往是若干企业或经营者同时存在的,他们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关系。尤其在云南几大茶山中,由于拥有优质资源,产品供不应求,独占经营权是更加不现实的。这种复杂性大大增加了茶叶生产监管的难度。

农民合作社是一个较为成熟的理念,但是这个制度要求赋予合作社成员相应的表决权,又削弱了管理方的执行力。

总而言之,市场经营者不拥有土地经营权,农民不掌握市场,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当生产力低下时,我们希望分散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当行业一旦开始繁荣,我们又希望统一集中,这显然是矛盾的。我们暂且相信,是Li-yan的人格魅力使之实现了吧。

看似整齐划一的现代化茶园,也可能存在环境、食品安全的问题,茶园也要面临经营管理的挑战。摄影|覃泳江

普洱茶崩盘后,我国茶叶种植表面繁荣之下存在的其它问题也陆续浮出水面,例如违规使用农药、无可追溯性、生产加工环境较差等。

除了茶叶质量安全问题,还有茶叶生产技术落后老旧、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茶园老化和土壤硬化,茶叶劳动人口老化且严重不足等等问题。这些状况都决定了我国茶叶生产大而不强,可延续性存在危机。

参考其它国家茶叶生产经验,例如非洲茶叶生产大国肯尼亚。该国主要由大企业控制大面积茶园,茶园面积通常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公顷,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同时,当地的土地政策允许公司控制土地长达数百年,因而茶企不能仅仅追求短期利益,也要注重可持续发展。为了在未来数十年乃至契约允许的更长时间保持竞争优势,他们严格执行最高的产品标准,除了部分茶园使用除草剂,完全没有农药接触。即便是小农户,肯尼亚政府也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进行同样的企业化管理。因而肯尼亚茶叶在欧洲享有极高声誉,是很多老牌茶叶公司的免检产品。对比之下,我国出口欧洲茶叶受到一次次苛刻的测试和抽检,即使是持有有机认证的产品有时也不例外。显然大规模、集约化管理更加符合现代化的需求,然而这种模式正是我国九十年代改革所打破的约束、茶叶由此得以百花齐放的出发点,难道我们要回到过去吗?

肯尼亚的经验,是否值得中国同行借鉴?图片来源:网络

而我们环顾主要茶叶生产国,包括肯尼亚在内,凡是执行大企业化、大茶园化的国家,都出现了产品种类单一、产品溢价能力低、农民收入偏低、国内市场萎靡等问题。两相比较,难以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我们在希望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又需要保护农民的生计和生产积极性,我们也希望在茶叶市场兴旺发展的同时,又能够充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两者矛盾关系之下,我个人并不认为当前能有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但无论如何,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不良生产者的惩罚力度,加强消费者的辨别力是当务之急。

在个别案例上,我愿意相信拥有独特资源和良好经营管理的个体企业有机会突破困境,一枝独秀。就像小说里所说:因为阿克族的茶农深爱南糯山,对祖先赐予的古茶树心怀感恩,他们用行动将自己的茶叶重整旗鼓、发扬光大。邝丽莎因此给Li-yan投了信任票,这是一个感情营销的胜利。

在下一个全国性的变革到来之前,我衷心期待有一批茶农坚守自己的原则和情怀,勤勤恳恳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产品做成良心产品和道德产品。而我们应该甄别这些好的生产者,使用自己的消费投票权,尽己所能去做一个有道德感的消费者。最后也简要谈谈何为理性茶叶消费者。

如何在眼花缭乱的茶叶市场上找到你的那杯茶?图片来源:网络

首先,我认为消费者应该树立客观的认知和合理的期望值。茶叶评审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在不具备相应知识的前提下,普通消费者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名茶”、“私家茶”等超过自身鉴别能力的产品。同时,茶叶是一种农产品,也是一种饮品,可以按照农产品和食品的最基本的通用法则选择,那就是:好喝、安全、卫生。

其次,茶叶是可追溯性非常弱的产品,这是因为茶叶的产业链长且复杂,产品差异性低、缺乏严格的理性标准,靠感官识别的依赖度很高。对茶叶有兴趣和有条件的消费者,建议争取条件亲身去茶叶产区参观走访,直观了解茶叶种植加工的情况,既能丰富自己的茶叶知识又能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

第三,无论什么时候,消费者坚定自己对科学和知识的信念,坚持基本常识为出发点进行判断。茶叶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基本科学的“玄学”概念。茶叶的生产应该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无论被宣传得多好的茶叶,如果连基本的食品标签、产地标识都不能正确标志,生产标准缺失,或者产品一眼看去就充满杂质灰尘,这样的产品显然不是在严格监督管理之下生产出来,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反观生产者,一个健康的茶叶企业应当有可量化的质量目标,按照这个目标去运作企业并接受市场的监督。例如在小说中,Li-yan给她的茶叶定制的目标是“只采用南糯山三百年以上茶树的茶叶”,这便是一个可执行、可监督的指标。现实中有的企业喊出要做“最好的茶叶”、“大师茶”、“绝对的生态茶”等看似高大上的口号,但这些目标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成为空话,反映企业经营者价值观模糊、对产品发展方向没有清晰的规划。

最后,企业应当向消费者证明达到质量目标的可行性。如果“只采用南糯山三百年以上茶树的茶叶”,那么Li-yan的下一步工作是统计三百年以上茶树的数量,计算这些茶叶的年产量,在既定产量的基础上如何应对天气、病虫害等状况,使生产水平保持良好。如果企业定位的目标是有机茶,那就向消费者展示茶园如何除草、如何施肥等日常操作,而不仅仅是给消费者亮出一张证书。只有向消费者证明企业言行一致,质量目标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核心,才能获得消费者的信心。反之,很多企业倾向于用专家、名人代言背书,用权威否决消费者的质疑的做法,并不可取。消费者应当坚持自己的知情权,而不为商家的引导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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