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抗拒新技术?NGO生计介入讨论之二

食通社说 :本周二,食通社发表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黄亚军的文章《公益组织做生意?入坑之前需三思!》,读者反响十分热烈。有的伙伴在文章下认真留言,继续讨论;还有更加用心的读者在后台发私信给食通君,进一步交流心得。本篇则是我们收到的投稿。

食通君也没有想到,个别社区工作者的问题意识反思,竟然能够引起那么多业内业外朋友的共鸣。而关于社区工作的相关话题,我们也打算继续展开讨论,向业内、业外的有识之士发出约稿邀请,针对“社会组织介入生计需求”这个话题,继续进行深入而有反思的探讨。可以联系我们或投稿info@foodthink.cn,也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扫文末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读者群,一起交流想法。
由养蜂失败谈起:如何从“你让我做”变成“我想要做”?

食通社

作者

张婷婷

发展工作者,“发展共学”公众号和21天共读写作营发起人。2006年进入公益行业至今,希望通过行动研究,助力公益人和机构发展以呈现及提升其行动价值。

1

引子:从养蜂项目说起

机构A在西南某地开展社区项目。发现当地生态环境好,村民有养蜂传统,近年来蜂蜜市场价格也不错,稳定在每斤50元左右,供不应求,但产量有限。于是,机构支持村民成立了养蜂合作社,一方面,希望帮助村民改善养蜂条件,来提高蜂蜜产量,一方面,希望村民可以通过合作社组织起来规模销售,打出自己的品牌,以提升蜂蜜的销售单价。项目的想法不错,可落到实地呢?

村民的态度是:合作起来是好事,那你们去搞吧。

机构A给村民提供了现代蜂箱来替代传统蜂桶,但发现新蜂箱几乎被废弃不用——因为新蜂箱有养殖技术门槛,而给村民的技术支持却没跟上,导致蜜蜂难以适应新蜂箱。而且当地可采的花有限,即使蜜蜂增多了花源也不够,因为花是公共物品,谁家的蜜蜂都可以采,却没有村民愿意扩种。那合作社呢?则因为村民集体销售的动力不足而难以组织:因为蜂蜜供不应求,价格稳定,只要有就不愁销,村民没有通过合作社来销售的需求和动力。

事实上,在这个村里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并非A一家。有做生计发展的,有做教育的、有做环境保护的,也不乏或多或少具备参与式发展理念的机构和资深工作者参与其中。然是,却没有一家机构真正把这里的社区发展起来,把村民动员起来,甚至还有的机构和项目扰乱了社区原本的人际关系。

这类“社区实践”并非偶然事件,这样的故事还在以不同版本在各地上演。只是不同的机构名称换成了政府、企业、基金会或其它社会组织,实施的项目除了养蜂,还有养牛、种水果、修路、建活动中心、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或其它。

写下此文,意不在追责,只想分享一些思考和想法,以尝试回答社区项目为何失败,困境在哪,如何避免等,基于教训的学习才更深刻嘛。

 2

社区项目为什么失败?

真实原因要比想象的复杂。在这里工作的机构和人大多也觉得委屈——这就是当地的需求呀,为什么推进不下去呢?村民的工作太难做了!不过,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陷入“项目”太深,过于关注项目成果和项目周期内的目标达成,而忽视了人的发展才是项目的终极目标,忽视了对社区文化、不同的人和关系的深入理解。因为社区工作的本质和目的,是推动人的变化和发展,让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潜能得到激发,成为自己和社区发展的主人,这样的变化和共同发展的结果,需建立在基于平等社区关系及人与人权力关系的改变上,是赋能的过程。项目,只是推动这个赋能过程发生的手段而已。

在这个赋能过程里,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和焦点始终围绕的是人和关系的变化,而不要着急“下评判”、“给建议”。不是以“我的理解或当地少部分人的想法”代替社区整体的需求来设计项目,而是去了解、重视更多当地不同人群——包括贫困人群、妇女、儿童、老人等的想法和意见。经过充分交流:你们想做什么,为什么想做这个,当地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以此来发现和激发集体行动的意愿,协助所有村民完成从“你让我做”到“我想要做”的意识转变。此时,项目干预才可能走向推动社区共同发展,村民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人。

当然,大家可以反驳:“项目设计是基于参与式调查和需求评估所得,项目方案也获得了村民的同意,充分尊重了村民意见。” 但若进一步追问:

  • 我们如何做“参与式”调查的?
  • 调查的内容是什么?
  • 有多少人知晓并参与这个过程?
  • 参与者中的意见都得到了表达吗?
  • 决策的过程和质量怎么样?

回答完这些问题,还能反驳得如此坚定么?

3

知行合一为什么这么难?

从“知道”到“做到”隔着万重山。我们如何才能知行合一?

很多时候,即便社区工作者知道并口口声声的宣扬: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平等地参与表达和决策,项目才可能真的做好,赋权于人才可能真正实现,社区才可能持续地发展。但回到真实的情境下,要让“知道”落地,则需要彻底放下先入为主和想当然的想法、经验,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尊重当地人的知识,让不同的声音得以表达。我们是否愿意付出耐心、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不被项目目标和节奏所迫,深入了解当地,引导和协助当地人识别自己的资源,产生自主行动的意愿呢?

以上这些为什么难以做到?其原因究竟是外界资源所限,还是社区工作者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清,对走进社区,真正地聆听缺乏耐心?或许我们在骨子里就压根不承认——人(无论疾病、性别、年龄、经济状况等)的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相信村民能够成为自己决策和发展的主体。

扪心自问,社区工作者的目标和使命,难道不是基于对服务人群的相信,然后创造出一系列机会,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发现彼此的联结,产生集体行动的意愿,并在不断的实践反思中,提炼经验,做得更好么?促成集体行动不是一个通过快速调查、一次走访和讨论,依靠专家就能产生的过程,而是需要深入当地,去倾听、去陪伴,并在倾听,陪伴中做一个学习者,向当地人学习,学习并激发当地人的文化和智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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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重视本土的智慧和文化价值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智慧,也有越来越多的社区机构,开始意识和重视到社区文化对社区发展的价值。比如贵州某社区发展机构B,在初入社区的头几年也走过许多弯路,尝试过各种切入农村工作的方式,最后发现让村民参与社区文化记录,比如社区农耕调查,才是最好的激活社区的方式,然后回到对社区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关注上来,他们认为:

“社区发展只有建基于社区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而社区组织的价值,则是协助社区形成集体想象,发现社区中愿意做事的人,帮助他们认识到当前所做的事情与社区未来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以什么角度切入,其实不那么重要。”

当地的文化和智慧,是外来机构启发社区居民自觉行动的基础和关键。认识并有能力利用好这一点十分关键。以机构C在贵州流芳村推动生态农业项目为例,或许会让我们更好的感受到识别和运用当地文化和智慧的价值。

机构C是国内最早一批推动生态农业的NGO,他们在流芳村的项目,最初是以技术为切入点,跟农业局合作,但做到后来做不下去了。农业局的技术专家把做不下去的原因归结为村民观念落后,说本来是教村民密植栽培的,但村民偏偏不听,要栽得很宽。机构向村民了解情况,为什么要把水稻种得很稀?原来村民种得稀是想在田里养鸭子。村民说,密种后水稻会收得多点,但鸭子和鱼就不能养了。对当地侗族人来说,鱼和鸭子在他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鸭子,是侗族人结婚必须要有的东西。男方去接亲,要送公鸭子,女方陪嫁要送母鸭子。侗寨的各种重要事务、仪式,都要用到鸭子。而鱼,则是当地人生老病死都离不开的,老人过世,孝子不能吃肉只能吃鱼,鱼也是村民互相赠送,促进关系连接的重要物品。

由此了解到,其实不是村民观念落后,而是有些外来的干预者,看不到村民的需求,看不到在生活改善的需求之外,他们还有对民俗和文化的坚持,这些内生的东西,有时候比钱更重要。而只有当外来人深度发掘和理解到村寨的文化,才可能采取一些符合当地愿望和条件的行动,才会真正搞活生计项目。比如稻米种植时,为什么外来品种推不动?是因为当地村民有留种的习惯,而且老品种跟符合当地人的口味。若硬推新品种,肯定会不受欢迎,并可能失败。基于对社区文化尊重和理解的干预,就会生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和效果。(此案例节选改变自《江山是主人是客》一文,首发在《比邻泥土香》上,更多细节和对当地文化的价值挖掘可自行查阅。)

那么,回到当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想:

首先,无论我们在社区开展什么项目活动,都不要只从一个点去看当地人的生活,只聚焦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要听到和了解更多村民的声音,从中激发更多社区成员对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和拥有感。

其次,相信每个社区,无论是少数民族,是城市还是乡村,是大还是小,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态智慧。当我们深入了解了社区文化,那些真实的、深层次的、多元的需求才可能显现,并由此激发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产生持续的内生行动。

其三,如果可能,尽量放下项目的束缚,不要一开始就带着很强的目的进去,不让先入为主,阻碍我们对社区的认识和判断。

回到篇头养蜂这个事,或许我们放下项目套路,本着与社区建立连接,培育社区自主行动出发,去深入了解多一些,再多一些,会发现带着文化视角的新转机,也许能事半功倍。

然而,放下自身经验,尊重当地文化的价值,激发当地伙伴的潜能,这个知行合一的过程,实在有太多荆棘和阻碍,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要持续修炼,最好结伴同行,且行且珍惜吧。

本文作者张婷婷发起的21天共读写作营正在招募中,如果你渴望成长,相信个人能触发改变,相信社群的力量,相信陪伴和生命影响生命的意义,可点击文末“原文链接”或关注“发展共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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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共学

主编:天乐

责编:春晖

插图:全海燕

版面: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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