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山海情》不一样的西海固扶贫故事

位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称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一度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最近,热播的主旋律剧《山海情》和院线纪录片《棒!少年》,也不约而同地把西海固作为背景地,让宁夏以外的公众重新对这个地区产生了好奇。

食通社在2020年9月曾前往西海固之一的固原县,探访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农村发展项目。虽是走马观花之旅,但也能窥见这些年当地农民生活生计的变化,以及各级政府、组织对扶贫、农村发展的思路和成果。

抵达固原前,抱着多年来对“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的刻板印象,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贫瘠的土地和简陋的基础设施。没想到,一下飞机,固原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机场虽小,但通往市区的道路不亚于任何中国城市。进入市区后,两侧的楼房高大威严,酒店的条件也相当不错,连牙刷都比普通酒店好很多。总之,完全不像一个贫困县,甚至比京郊几个区中心还好。

●固原市区夜景。酒店的大楼内还有月子中心、双语教育等“中产标配”服务。图片:天乐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通过和当地政府官员、联合国项目人员、以及农民的交流,我们才逐渐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海固,以及它在这些年的经历。

一、“卡脖子旱”的环境制约

西海固贫困的首要因素是气候和环境,也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

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固原退耕还林前的年均平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但是蒸发量就接近2000毫米,且降水多在秋季,错开了作物生长的春夏季节,当地称之为“卡脖子旱”——这一直是掣制西海固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缓解干旱,宁夏自治区也采取过各种环境治理的措施,例如退耕还林还草和小流域治理,来改善局部气候。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小插曲:尽管退耕还林起到一定作用,但当地官员表示,直到近年全球变暖导致该地区降水增加,缺水状况才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这一状况让我们一行人哭笑不得——令低海拔地区忧心忡忡的全球变暖竟成为内陆干旱地区的福音,可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另一个哭笑不得的例子是宁夏的人工降雨。人工降雨通过吸附邻近地区空气中的水蒸气,增加了本地的降水量,但却间接导致与之相接的阿拉善地区降水减少。据说阿拉善地区对此颇有微词,而宁夏的扶贫官员也很无奈:“我们因为干旱受苦受穷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呢?”

这个小小的事例再度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也许一点点资源投入就会带来显著改变,但资源再分配往往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面面俱到皆大欢喜。

二、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提升小农能力

在本土资源极度匮乏,缺少周转空间的背景下,外部援助的作用就格外凸显。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称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为IFAD)作为联合国下属的金融组织,通过贷款和赠款来投资农村人口,减少贫困和饥饿。1981年,IFAD成为首批在中国进行农村扶贫投资的国际组织,在西海固也已经深耕近三十年。

IFAD早期在华投资项目集中在加强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户资产和改善基础设施。这也和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思路不谋而合。重基建的思路也让西海固这样的传统贫困地区在二十年内,就发生了肉眼可见的翻天巨变。

对此,我们这些初次拜访者也有体会——不仅是县城的酒店和公路,我们在去往项目点的途中也发现,区域之间的高速公路系统很发达,建设标准也很高,完全不像是停留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贫困地区”。

●固原街景。图片:天乐

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西海固的农民仍然面临下一步的挑战:增收创收的困难。这也让IFAD进行战略调整,从基建逐步转向创建增加小农户收入的机会和提高他们的抵御能力,瞄准的重点包括改善农村人口的市场准入机制、加强产品价值链和更加益民的金融服务。

IFAD在2016-2020年的中国战略中,提出两个目标:

  • 通过支持包容性价值链、支持合作社和金融服务, 提高小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和机会;
  • 加强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IFAD和中国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合作,在四川和宁夏开展了“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项目”,通过以下方式提升贫困小农户的收入:

  • 加强中小农户的金融融资渠道和市场准入机会;
  • 发展农村农业综合企业;
  • 带动贫困小农户参与产业价值链。

我们9月在宁夏固原拜访的三个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彭阳县乃河村的高标准农田和牛棚建设项目,以及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是受项目支持的案例。

这三个项目的显著差异也让我们看到像IFAD这样的国际机构,如何与政府合作,在地方上尝试不同的模式来实现农村发展的目标。

三、案例一:找到优势,规模经营

来自宁夏的“冷凉蔬菜”,这些年在东部和南方热销,还进入了香港市场。由于气温低、虫害少、昼夜温差大, “宁夏菜心”等特色品种因其口味好而能获得较高的价格,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认可。充分利用这一气候优势,扩大蔬菜生产,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扶贫产业选择。

IFAD的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就是这样考虑的。村委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集中土地建立生产基地,为日后产出有较高经济附加值的蔬菜打基础。

●尚在建设中的大棚。图片:天乐

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或流转的形式,从村民手里集中了共200亩土地,建立合作社。

合作社借助IFAD项目资金,建设了几十个大棚,每个造价约30万。每个大棚占地一亩三分,墙体60厘米厚,其中有20厘米的保温材料,配有冬季使用的加热灯,确保冬季夜间温度能达到6度。这些大棚将被用于种植高品质蔬菜。

此外生产基地还配备了冷藏设备,延长生鲜的保存期,降低交通中的损耗。

该村的村委书记曾经有长年的蔬菜种植经验,也曾通过中间商向福建销售反季节蔬菜。依据他的经验,通过短链销售,这样一个大棚预计一年可以有十多万元的产值。

●如果经营得当,这样一个大棚一年能生产10万元以上的蔬菜。图片:天乐

目前,生产基地是以合作社的形式运营的,村民可以通过现金或者土地入股,获得经营收益的分红。将土地入股或者流转给合作社之后(流转不同于分红,收益是一次性结清,这里流转价格大约为每亩地一年300元),村民还能通过在合作社工作来赚取一部分收入。该地区农业劳动力一天的薪酬是140元左右(女性更少,只有110元)。

在合作社实现满负荷运转的条件下,村民最多可以连续工作40-50天。也就是说,理想状况下,一个村民可以获得大约5000-7000元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们可以通过外出务工赚取一些收入。

不过,现在项目刚刚推进两年,大棚尚未开始生产,还无法知道运转之后的状况。虽然生产设施已经到位了,但是合作社要如何运作、对接市场需要哪些具体操作,以及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的村民有什么其他生计收入,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四、案例二:集中与分散并行

相对于杨郎村蔬菜大棚集中发展的模式,彭阳县乃河村的养牛产业则是“集中”与“分散”并行。

集中,是指把村里农户的碎片土地集中起来,旱地改水地,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相较于之前,现在的土地平整,连片,而且附带了灌溉设施。这样能够提高种植效率和饲料品质。村支书说,以前5-6亩地的粮食才能养一头牛,以后2-3亩地的粮食就够养一头牛了。

●乃河村把原先分散的小地块平整为大块农田,通过提升饲料生产效率和品质,支持村里的养牛产业。图片:李舒萌
●已经建设好的高标准农田,是经过平整的大块土地,并附带了灌溉设施,解决了供水问题。图片:李舒萌

分散,则是村委会借力当地的黄牛改良工程,支持农户在家分散养牛。当地政府借助IFAD的资金,在村里挑选了一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有发展意愿,以及一些养牛经验的农户,在他们各家的院子里建造了新的牛棚。让单家单户的养殖规模从两三头变为最多十头。还配了青储池、铡草机等,养牛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44岁的马大姐对项目建设的牛棚特别满意,说:“一分钱都没花,就给工人做了几顿饭!”

不过下一步怎么走,仍然是个未知数。高标准农田虽然建好了,但曾经土地划分的分界线已经因平整而不复存在。接下来是重新划分土地,还是统一交给村委会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运营?村民和村委会都说:“现在还不清楚。”

●马大姐曾经在城里打工,为了照顾老人,回到乃河村。项目援建的牛棚让她既能养牛赚钱,也能照顾家庭。
●项目帮助村民新建的牛棚。图片:李舒萌

相对来说,养牛户的生意更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顾虑:扩大生产以后,生产成本也提升了,这样还能挣钱么?多投入的劳动到底值不值呢?而村委又有另一套计划:养牛早晚也要集中起来,用合作社模式去做,这样才能实现品牌效应。

看来日后如何发展,还难见分晓。

●牛棚就建在农户的院子里,但设计合理,并不影响生活。图片:天乐

五、案例三:带领乡亲养鸡的返乡教师

不同于以上两个项目点,此次行程拜访的最后一个项目——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在IFAD项目资金进入之前就运转多年了。

合作社创始人李进勇原本在吴忠市有教书的铁饭碗。2011年,为了方便接受集中的社会化服务,他老家的村落从山上搬迁山脚下的贺兰新村,但人均土地却因此减少了。类似电视剧《山海情》里展现过“白手起家”拓荒的吊庄移民。相比之下,我们在六盘山见到的近年新组建的行政村的基础设施要好得多。

●从村民山上的老房子远眺他们的新家:平原上建立的新行政村。图片:李舒萌
●整村搬迁之后,村民在山上留下的老房子。图片:李舒萌

已经在吴忠市安家立业的李进勇说:“吃财政饭拿工资的日子当然好过,但是我的父辈、兄弟姐妹、邻居、父老乡亲呢?”

带着“守着大山,如何变富”的思路,他在农科院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决定在老家的山间散养生态鸡。

最初回来组建合作社,他只动员到七个人,其中四个还是亲兄弟。但话说回来,自己带着家人做养殖不就行了,何必做合作社呢?李进勇的解释是,如果通过合作社发动更多村民加入,扩大生产规模,就更容易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也更可能实现品牌效应,“要让大家都赚上钱!”

合作社入股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这里的养殖户无需缴纳股金,而是按照养殖数量入股的。原因很简单——一说要拿钱出来,老百姓就不干了。

●村民从山上搬到了山下,合作社则在山上搞了起来。图片:天乐

合作社负责为社员对接技术,以及提供鸡苗饲料统一配送服务,对于这些服务不收取费。对向合作社出售出栏鸡的养殖户,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最终,合作社的盈利来自于向社员收购和对外销售之间的差价。

理想情况下,合作社在生产端能统一生产标准,在销售端可以做到为社员包销。不过,美好的设想实践起来却有困难。目前,养殖技术特别是疫情防控,对养殖户是一大难关。因此,IFAD此次资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技术培训,此外还有饲料加工和围栏建设。

●说是散养,但围栏、鸡苗、饲料、防疫、销售等都由合作社统筹安排,社员只需照顾好鸡就行。图片:天乐

向我们介绍生态养殖的方式时,李进勇还用会议室的电视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他们制作的宣传片。在后来的讲解中我们才知道,原来购买电视的费用也来自IFAD的资助资金!

“有了这台电视,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社区里去,播放我们的宣传片,这样可以吸引到客户。”李大哥解释道。市场营销也是现在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合作社现在销售渠道有限,还不能保证为养殖户包销,这也是目前壮大规模要面对的主要障碍之一。

●李进勇既有老师的口才,又有企业家的风范。图片:天乐

在山上和村民交谈时,还了解到当地种植业的收入。一位村民家中有十亩旱作梯田,虽然听起来面积很大,但由于降水匮乏,实际产量并不高。玉米产量是一亩700-800斤(东北玉米的亩产量大概在1000-1200斤左右),一斤收购价在七八毛钱左右。土豆亩产1000斤,一斤价格只有三毛多钱。土地耕作全部使用家庭劳动力,也就是夫妇两个人。在收割的时候会雇佣一台收割机。按照玉米和土豆各种五亩地来计算,全家从种植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有4000元左右(包括了农资和设备的成本)。

此外,旱地种植本身也对局部气候有影响——作为曾经的涵养水源工程,耕地实际征用了大部分山上的降水,间接导致河流下游缺水。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环境效益来说,种植都不是理想的生计选择。这也是李进勇返乡后选择养殖作为突破口的原因。

●固原六盘山地区的旱作梯田,《棒!少年》中马虎的老家离这里不远,也有类似的地貌。图片:李舒萌

六、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在固原的两天,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三个项目点,让我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环境改变。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使国家有能力为扶贫工作提供更充裕的资金,对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功不可没。

但短暂的拜访也给我们留下一些疑问。譬如,农民到底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呢?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计和收入预期,又和IFAD提倡的价值链建设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些问题不仅令我们好奇,也萦绕在村民,村干部和生产带头人心头。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会继续深入分析这些项目点的合作模式,并探讨小农户在这些发展规划中的位置。

●高速公路上拍到的风力发电。图片:李舒萌

作者|李舒萌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关注市场经济转型,新兴市场的建构和多样化的经济体系,目前正在研究国内有机食品的价值构成,并从2019年开始,拜访了全国各地的有机食物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此外,她还作为志愿者,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和多家农场深度参与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工作。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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