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烂脖子与“命”:靠天吃饭,如何丰收?

干旱、烂脖子与“命”:靠天吃饭,如何丰收?

一、靠天吃饭的丰收

2021年,华南多家食农机构联合举办的年度“丰年庆”大戏也进入第五个年头。在讨论今年的主题时,“靠天吃饭的丰收”呼声最高。

但也有人担心,这样的主题会不会有些不合时宜?毕竟,过去几十年,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以农药化肥、杂交技术为核心的“绿色革命”似乎已经解除了我们对饥饿的恐慌,各种智慧农业的方案也越来越能模拟和控制外部条件,农业好像已经完全掌握在人类手中。

但真正去到农村,我却发现,小农们却依然在“靠天吃饭”;甚至,这个“天”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捉摸了。重提“靠天吃饭”这句老话,也许能帮助所有关心粮食和农业的人们,在新的时代和背景下,重新尝试理解小农们面临的处境。

●让小农发声,是丰年庆的重要工作目标。图片©️丰年庆

二、气候变化阴影下的小农

有几年,我在云南的村里工作生活,对“靠天吃饭”这四个字有了切身的直观体会,亲眼目睹那寄托了许多家庭期待的“丰收”,是怎样“靠天”而行,“天”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农民又是怎样面对那不可捉摸的“天”。我所在的那个村有一片河谷地区,小河在山谷中蜿蜒。稻田分布在小河两边,地势平缓,那些大块、平整的稻田是村里最好的田。每年雨季来临,河水丰沛,小河两边的几百亩稻田因此得以灌溉。村里还有一些稻田,分布在山沟沟里,村民称之为“雷响田”,需要大量的降雨才有足够的水量栽秧。

●村子水土丰沃,向来“种一年吃三年”。但干旱、新的杂交稻种改变了这一切。图:黄亚军

2010年前后,西南地区出现连续多年的干旱。在云南,原本应该在5月开始的雨季迟迟不能来临。我在的那个村,几乎到7月才有大量的降雨。大部分稻田都没有办法栽秧。

雷不响、雨不来,“雷响田”自然是没有办法耕种;而小河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旱季,水位很低,根本无法引水到两边的稻田。村民看着秧苗一天天变老,日日盼雨,直至秧苗彻底错过移栽时间。

秧栽不下去,就意味着一年的粮食没有着落。连续几年的干旱,年年不能正常插秧,让村民措手不及。在这个向来是“种一年吃三年”的村庄,那几年,家里存粮不多的村民竟然需要找亲戚借粮周转。村民们都说,如果像以前一样种“腊水田”(稻田常年不放干,犹如小型水库,可随时插秧),怎么会这么被动?可惜“腊水田”在推广农药化肥杂交稻的过程中,已经被打上“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标签而不复存在了。

●勉强栽秧后,因为干旱而龟裂的稻田。秧苗生长关键期的缺水造成稻谷产量大幅减产。图:黄亚军

干旱的那几年,不仅水稻缺水,云南的很多村子连饮用水都不够,甚至出现因涉险取水而出现事故的情况。

十年前,“气候变化”一词不如今日热门,官方只能引用科学家的气象专业术语来解释“百年不遇的大旱”,或者重点报道爱心人士送水下乡的义举。但现在来看,“百年不遇”不过是气候变化的另一种说法。它是切切实实的灾难,只不过因为其变化缓慢,在老年人对“天气跟过去有了很大变化”的感叹中,好像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因而有点常态化的事实。

即便到了2021年,我们也依然只是在受损面积大、程度严重的情景中(比如今年河南水灾),才能理解气候变化的灾难属性。而且,这往往还和城市生活受影响相关。扪心自问,如果不是地铁遭淹,造成人员死亡,河南的灾情能引起全网如此关注吗?

平日里,气候变化似乎离我们还远。但小农,占农业从业人员90%、经营着全国70%的耕地的小农,却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明显的群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如同西南地区连续干旱所显示的,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三、“烂脖子病”,天灾还是人祸?

除了气候变化,“靠天吃饭”对今日的小农来说还意味着更多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可捉摸的事情。

2009年,我所在的云南小山村,村民大量种植某个品种的杂交稻。当年,该品种所有水稻都染上了稻穗颈瘟,村民称之为“烂脖子病”——水稻结穗后,稻谷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养分,都成为半饱的谷子或瘪谷。

●感染稻穗颈瘟的稻谷,稻谷多为半饱甚至瘪谷,当地农民称之为“烂脖子病”。图:黄亚军

我在村里做了简单的调研,该品种的水稻无一例外,令人震惊。我想村民一定是吃了种子的暗亏,应该去找种子经销商要个说法。但村民说,那些人才不会认账:导致“烂脖子病”的因素很多,谁说一定是种子的问题呢?

那一年,田里“烂脖子病”比较轻微的村民,还是收割了水稻。半饱的米粒,人没法吃,拿来喂鸡,聊胜于无。但“烂脖子病”严重的水稻,全是瘪谷,有何价值?在河边的大片稻田里,水稻陆续收割,最后剩下的那几块灰褐色的、未收割的稻田,突显在大片的稻田中,它们已经被村民遗弃。

某天早上,我跟着一位大哥去他家的“烂脖子”水稻田里,看着他用柴刀把稻秆砍到,然后一把火烧掉。丰收的季节,我见证的却是枯竭和死亡,同时感受到村民深深的无奈。

●远处绿色叶子的稻田感染了稻穗颈瘟,尚未成熟,但稻穗已经变成灰褐色。图片:黄亚军

那年的“烂脖子病”,到底是不是种子的问题?即使是,村民又能如何证明、如何索赔?自那以后,我开始明白,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超出农民掌控的事,对农民来说,也就只能像接受和适应气候变化一样去承受。这何尝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靠天吃饭?

四、压在农民头上“看不见的天”

而农业生产过程之外,市场的变化对农民来说也带来了相似的感受和挑战。

我所在的云南小山村主要经济作物是生姜,其所在的乡镇也致力于打造“姜乡”。每到收姜季节,小小的乡街上有来自各地的商贩在活动。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了解生姜的产业链及其对村民的影响,因此访问了很多村民和村中的收姜人。很多村民对我感叹,他们没有“姜命”。因为他们总是在生姜价格好的年份只种了一点点姜,然后他们决定第二年多种一点,高价买入姜种、大面积种植,但第二年的价格却又跌了下来。在那几年时间,生姜的价格既到过5元/公斤的高点,也曾跌破1元/公斤——这个价格让村民都失去了挖姜的动力。无法捉摸的市场,让村民没有任何办法,如此重复几次,除了自认没有“姜命”,还能作何解释?

然而,作为某一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年年大幅浮动、甚至每日一变,导致“谷贱伤农”,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见得少吗?尽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价格的浮动都是人为、种姜赶不上市场变化绝对不是因为没有“姜命”,但这种“知道”改变了农民面对市场的处境吗?市场对农民来说难道依然不是不可捉摸的力量吗?

“我没那种命”,是他们对不可捉摸的力量的认知。

●“同姜不同命”。四川金堂的唐亮和家里人经营的亮亮农场主打生态小黄姜。通过直接对接市场,掌握定价权,30亩地,每年能有30万收入,让一大家人安居乐业。图:唐亮、张小猫

五、重新思考“靠天吃饭”

所有的不可捉摸,对农民来说都是“天”或“命”。“靠天吃饭”,道尽了今日小农在农业产销链条上的种种不自主状态。当产销的各环节都被不可捉摸、难以改变的力量所左右,那就是真实的“靠天吃饭”。而在“天”的另一边,是所有以小农的产出为生的人,也就是食物的消费者——我们所有人。那些力量,终将作用于我们身上。

丰年庆以小农和生活者为本,希望直面、反思和改变这种“靠天吃饭”的不自主状态。所以,每年都选了一个积极正面,希望小农和消费者、生活者都能参与的主题:

2017,关⼼粮⻝,好好⽣活

2018,he 作好⽣活

2019,乡村振兴,有你有我

2020,农与你我,he 作⽣活

●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丰年庆,都会集结华南地区的生态小农和生活者,既能赶墟交易,也能听到来自土地的音乐,还有严肃的论坛讨论,以及多样化的市民活动。图片:天乐、丰年庆

回顾前四届,丰年庆或许呈现了太多“农”的美好与价值、想象了太多可能的出路。今年,在对极端气候的警醒中,在各地小农的提醒下,我们才意识到,小农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它变得更加复杂了。

或许,是该把“靠天吃饭”作为一个基本的现实和起点、来重新设想未来的时候了。向来安处于“天”的另外一边的人,也可以参与进来,不论以食物消费者身份,还是跳出来、扮演更多元的角色,与小农共同找回农业生产-消费和生活的自主权。

作者:黄亚军

丰年庆发起方之一——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总干事,从事农村社会工作多年。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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