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有渔,才能年年有鱼:可持续渔业在中国

年年有渔,才能年年有鱼:可持续渔业在中国

国内外很多熟悉渔业的人都认为,渔业几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行业。

从几百年前活跃在欧洲沿海的海盗,纽约码头的移民组成的鱼市社会,到中国东南沿海传统渔民文化与现代资本、管理的碰撞,各种利益、势力纠缠在一起,很难一下子看清。但面对资源衰竭这一共同的困境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其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一、没鱼吃了怎么办?

90年代末期,在加拿大纽芬兰一带的北大西洋海域,曾经有非常丰富的鱼类资源。然而,突然有一年,仿佛是一夜之间,渔民出海却完全捞不到鱼了,捕捞量断崖式的减少,导致了整个渔场的关闭,渔民突然都没活干了,也影响到了上游的造船、下游的加工等环节。于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捕捞业何去何从这个话题一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92年,西北大西洋海域的鳕鱼数量骤减。图: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当时,人们对加拿大政府的渔业资源管理工作很失望,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当年全球冷冻水产品最大采购商联合利华,两家联合起来发起了“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MSC),参考森林资源管理委员会(FSC)对木材产品的管理方式,用一套基于市场的机制,利用供应链倒逼生产端改进捕捞方式,让渔场遵循科学的捕捞配额,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随后就拉开了延续至今的可持续水产品运动。很多社会力量都参与到了这当中,渔业企业、渔民组织、民间机构、厨师、营养师和环境科学家们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话语体系,也构建了一个新的行业生态系统。

欧美餐厅消费的几个大类海产品,比如鳕鱼、金枪鱼,还有美国人特别喜欢的蟹肉罐头等都经历过类似的资源衰退,然后引起供应链上参与者的重视,形成了各种各样自愿组织起来的机制和组织,大家一起想办法制定捕捞和管理的规则。这套可持续的模式也逐渐应用到渔业养殖中来。

名厨丹·巴伯在《第三餐盘》里花了很多笔墨介绍西班牙的微塔帕尔玛养殖场。

●丹·巴伯(Dan Barber)是美国著名厨师,在曼哈顿西村经营着一家“蓝丘餐厅”(Blue Hill),并在餐厅里不断实践自己的饮食伦理和生态观。《第三餐盘》是巴伯的代表作,分别从土壤、土地、海洋、种子这4个层面,记录了他对食物体系的观察和思考。图:网络

这是一个难得的生态友好的养殖案例,从各方面颠覆了人们的认识,比如飞鸟和鱼的关系。养殖场内不只养鱼,还有50多万只鸟,种类超过250种,它们会吃掉20%的鱼卵和小鱼,也吸收了水中多余的营养成分,水质变得更干净,实现了渔场的生态平衡。这个例子很生动的诠释了食物链相辅相成的关系。

去年我拜访了珠三角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态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和很多商业化养鱼场要花力气赶鸟不同,那里的水鸟特别多。当时同去的科学家们说,水鸟的存在肯定有利于鱼的健康。那个养殖基地的鱼确实不怎么生病,不需要用药,鱼的品质非常好,在珠三角市场供不应求。

●三万多只火烈鸟每天飞行一百六十多公里来到微塔帕尔玛养殖场觅食。图:网络

二、可持续渔业在中国

我国的渔业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渔业最早完成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渔民也因此成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拨人。

但是随着各种资本的进入、技术更新换代,工业化捕捞短时间内迅速铺开,一些鱼类品种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资源衰退的情况,于是,开始有了全国性的近海休渔期

春末夏初是很多鱼类的产卵期,为了给它们休养生息繁殖后代的时间,休渔期一般从5月1号开始,持续到8、9月份。目前长江是10年休渔。休渔期可能是相对简单直接的一种管理方式,但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我国海岸线非常长,渔政执法力量有限,从执法的管理成本来说,全国统一标准的休渔期执行起来相对可行。

●1995-2021年,伏季休渔制度的沿革。制图:智渔

现在,政府也开始加强渔船进出港的管理,渔船必须回到船籍所在地,回港卸货时要进行数量、品种的统计。一些相对发达的渔业大省甚至能做到更精细化的管理,比如:采取一把手责任制,与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学习国外配额制捕捞,要求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强化捕捞产出管理。

对此,渔民和捕捞公司一开始当然会有不适应,很多举措是在让捕捞变得更加透明,但船老大可能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捕了多少东西,也不希望暴露他的渔场位置,因为这些都是稀缺资源,人们做这行生意靠的就是信息差。

还有一个管理措施是“双控”,国家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指标管理,地方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控制本行政区域内捕捞渔船的数量、功率,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指标。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近海很多小型木制渔船没有取得合法“身份”,不具备有效的船网指标,成了有待清理整顿的“三无渔船”。图:智渔/陈明智

但是,曾经也有与之相矛盾的一些政策,比如燃油补贴。就像农业有农机作业用燃油补贴,渔民也有相应的渔船燃油补贴。而要想得到燃油补贴,每年出海必须达到一定的天数。这会造成部分渔民为了拿到补贴而出海捕鱼,间接鼓励了过度捕捞。所以,这些年政府主动削减了渔业补贴,原有安排给补贴的财政预算也转移用于海洋生态修复。

渔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是“放得比较开”的一个行业,大部分时候都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配套的行政管理资源相对有限,相应的法制法规也急需完善。

当资源衰退,市场发展陷入停滞,大量传统渔业人口面临转产、转业的时候,很多渔民既没有农业户口,也不是城镇户口,如果没有了渔船,就意味着他们既不能出海,也没有土地,那么如何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类似的难题还有很多,如果不再指望靠捕鱼养活渔村,那什么产业才是适合渔村的呢?

三、中国的渔业养殖

近年来,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让近海养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我国的近海养殖分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以贝类为主的增殖渔业(即投人工繁育的苗,但不需要投饵,让它们在水中自行生长,一定周期后再来采收)。早期有利可图、门槛又比较低的时候,大家蜂拥而入,在滩涂圈一块地,做几个水泥池子,捞一些苗放进去,不用操什么心就会有很好的收获,价钱也非常不错。

●蚝民们利用蚝喜欢粗糙物的特性,将水泥柱或树棍柱作为附着基,在近海泥摊插养蚝苗。详见食通社往期文章《生蚝的万年驯化路》

随着冷链和路网的不断完善,需求拉动了生产的规模化。但是规模化养殖往往意味着高密度养殖,密度过高的鱼,容易得病;而种质资源被人工繁育几代后,抗病性会变弱,鱼也更容易发病,发病就难免用药,这又会因为药残超标等问题影响销路,销售价格降低,最终导致利润空间变薄。单价降低了,在有限的养殖空间里,渔民势必要增加养殖密度才能尽力提高单位空间里创造的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从2017年开始,政府越来越重视对海岸带的保护,很多地方都在清退池塘。生态比较脆弱的滨海湿地会进行“退塘还湿(滨海湿地)”,“退塘还林(红树林)”。退塘后,养殖就得往远海走,就像挪威养殖三文鱼用的那种网箱,离岸的距离更远,水体流动自净的能力更强。

●金鲳鱼养殖网箱。图:智渔/陶兴

但网箱养殖这种设施型渔业投入门槛比较高,大公司才有条件去操作,这无形中把小散户挡在了门外。这样做,好的方面是便于管理,但是传统的渔民生计怎么办?除了一次性的补贴,渔民的传统用海权能如何在合理的转产转业政策中得到保障,是值得思考的。

除了清退池塘,政府也在加强对养殖用药的管理。涉及食品安全的养殖投入品,也包括动物保健品,因为有些成分复杂,有些因为使用不当,药物残留超标,甚至会产生抗药性。用药监管涉及到对兽药厂、流通分销等环节的监管,非常复杂,只有一点一点地去推动,而这个领域的行政资源和相关行业基础研究都亟待加强。

四、可持续渔业往何处去?

说了这么多,那中国的可持续渔业之路应该怎么走?

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的经验,但很多时候,西方体系的普世性和可复制性依然存疑。比如欧美的一些可持续水产标准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品种,又比如说西方捕捞配额制往往是围绕单一物种而制定的,而中国的捕捞大都是混合物种;再加上中国饮食习惯的影响,渔民不太有丢弃渔获物的习惯,捕上来的鱼总能想到办法利用。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从国际组织辞职,出来做本土机构的探索,结合本土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去了解渔民群体。

关于渔民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不多。渔民怎样看待自己和自然资源的关系,渔民组织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渔民个体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而主流研究对他们的了解却很有限。可持续渔业往何处去,需要真正了解渔民群体和产业现状的人来制定相应的政策、选择适用的技术和金融手段。

●在一个复原的疍家人高脚棚里,智渔带来了“让渔回家”之疍家人摄影展。疍家人散落在东南沿海,他们以捕鱼为生,以海为乡,以船为家,又被称为“水上人”。图:智渔/马馨

这也是智渔这些年在做的事。我们努力去认识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个体和群体,认识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参与方,也努力采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传播手段去呈现渔业的复杂性,帮助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好地创造解决方案。我们孵化了养殖协会,促进行业上下游信息共享,和保险公司一起设计服务于小散户的保险产品,帮助渔业合作社探索转产转业之路,为基层政府制定行业治理的规划方案……

我相信,我们最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食通社说

食通社《第三餐盘》读书会,邀请了国内首家关注可持续海产及渔业的公益机构——“智渔”的创始人韩寒。她作为领读嘉宾,结合《第三餐盘》海洋部分和她的工作经验,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分享。20世纪下半叶,不可持续的渔业捕捞导致了怎样的危机?西方世界是如何应对的?中国在可持续渔业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相信以上整理过的分享文字能解答你的困惑。

作者:韩寒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曾任国际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中国区主任,自2010年起在中国策划和实施海洋捕捞与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项目,推进全球水产品供应链绿色升级。2015年初,创建中国首个可持续渔业的本土公益组织“智渔”,带领团队与多家国内外民间公益组织、慈善基金会合作,深入推动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编辑:王昊、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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