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个农民

我的母亲是个农民

作者 | 鱼见缸

准确的说,我的母亲是个蚕农,除了一般农民的种田锄地,她每年还养4-6万只左右的蚕宝宝。

母亲是家里的小女儿,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外公的毛笔字写的不错,因此据说还做过教书先生。但令母亲终身引为恨事的是,外公不重视女孩的教育,在应该上学的年纪,家里让她去照顾大哥的女儿,而大人就可以出去劳动挣更多工分。自始至终,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我父亲比她年长6岁,住在河的对岸。当时卖船得了一笔钱,他就去买了一台空调大小的春雷牌收音机。每天,声响放到最大,放歌。通过这种方式,父亲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这是记忆里他们和我开玩笑时讲的版本。成年以后,大伯母跟我讲了另一个版本:母亲原本订了一门亲事,在西边的另一个镇,男方条件不错;但某次,母亲听说男方喜欢打牌,因此果断拒绝了这门亲事,选择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那时快30岁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30岁还没结婚是很危险的年纪,有沦为光棍的可能。之所以这么晚还没结婚,是因为我的奶奶很早就去世了,没有人想着替这个家中最小的儿子张罗婚事。而父亲本人其貌不扬,沉默寡言;母亲说,她就是看中父亲勤劳踏实。

我还记得老家的样子。前面一排三间房子,右间是我家,不到20平米,还分成了前后两间,前面是厨房,后面是卧室;左间是大伯家;中间的大厅,两家共用。后排矮房还有茅厕、猪舍、羊棚、兔棚,然后就是一个天蓝色的房间,是我们的蚕房。

我喜欢这个天蓝色的房间,不养蚕的时候,经常带小伙伴进去玩。后来,母亲告诉我,这是他俩的婚房。结婚前,这个房间是我二伯的卧室,他刚刚搬出去不久;简单的刷上天蓝色,就做了婚房。

24岁的本命年,母亲就在那个天蓝色的蚕房里生下了我。不知是否因为接生我的关系,接产婆的儿子后来做了厂长,成了我们村首富。

他们很拼命的干活,希望早日从这低矮的房子里搬走,造一座楼房。养蚕,插秧,双抢,打谷子,收油菜籽,种杭白菊。

有一年,两个人在桑树林里套种榨菜,肩挑一两百斤的羊粪,来回数趟;4月,榨菜丰收,收了一万多斤;再连夜去菜叶、削皮、腌渍。3、4岁的我也参与其中,却差点把自己左手食指切断,疤痕现在仍清晰可见。

那一年的榨菜价格奇低无比,卖完以后,连肥料钱都付不起。

还有一年,母亲把家里宝贵的一块地用来种杭白菊。4月种下,5月压条,6月除草,7、8月防涝,秋天采收。每天晚上都要蒸菊花,然后摊在竹匾上晾晒。那个秋天阴雨无常,菊花始终干不透。为了防止霉变,母亲跑到大姨家里,和她一起买煤球、建灶台来烘干。同样的,成袋成袋的菊花被贩子运走,售价却没能抵过煤球。

可能是被溺爱的缘故,我割羊草的速度和重量远远差于同村小伙伴。放学后,大家背着竹筐去野地里找草,手里拎一把镰刀。其他人把草压的很实,又重又满;我呢,故意把草弄的蓬松,这样看起来和他们差不多,背着又不累。

母亲就开始认真的担心我以后能不能自食其力。有一年暑假,她非常罕见严肃的把我逼到秧田里,让我必须学会插秧。我呢,内心惶恐是不是小腿上有蚂蝗趴着吸血。“乡下人连种田都不会,以后谁来养你?”

直到她看见我上学成绩还可以,开始有了另外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想法:离开农村。她对我说,不要做乡下人,要做城里人。

接生婆的儿子那时刚刚把羊毛衫厂开出来,母亲就去厂里做了纺织工人。但是,她仍然坚持养蚕。常常,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匆匆跑回来切桑叶、喂桑叶,自己扒拉几口冷饭又去上班。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最早的“半农半X”?

羊毛衫厂是没有周末的,也没有五一假期,最多过年放几天。晚上工作到11点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最早的、也是最极致的“996”?

星星小学就在羊毛衫厂边上,我们那时发明了一样很变态的游戏:放学以后,去翻工厂的工业垃圾,并从中挖掘潜在玩具的可能。有一种横机上的带钩银针,颇受欢迎。

除了翻垃圾,我还拿着搪瓷饭盆等在工厂门口。母亲会把工厂补贴的加班晚餐省下来,然后倒给我,让我带回家去吃,她则回去继续加班至深夜11点。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加班晚餐。

父亲那时脾气变得格外火爆,他先在窑厂烧砖,后来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偶尔会给我带几个烂苹果。有一回,他在村广播里听到印染厂招工的消息,就去应了聘。

印染厂是两班倒,24小时工作制。今天早上出门,要到明天早上回来,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和小伙伴正嬉闹着,房间里就发出父亲咆哮的怒骂声。后来演变成,他只要一见到我和小伙伴在一起,就勒令回家。

许多个暑假,他们两人都在上班,就会把蚕托付给我。我就连哄带骗的叫上村里几个小跟班,帮我一起把桑叶喂了。窗帘拉着,屋子里漆黑一片,只听见“沙沙沙”、如大雨般的、蚕吃桑叶的声音。

当我在星星小学上到四年级的时候,母亲终于实现了搬家的愿望:他们造了一座两层、130平米/层的楼房。

我在新房子的某块砖头上用粉笔写了自己的目标:上屠甸中学、桐高、北大。堂哥们发现了我的狂言妄语,一顿奚落嘲笑。

屠甸镇有两所中学,一所叫屠甸中学,是给镇上孩子的;一所叫红旗中学,是给村里孩子的。为此,母亲特意去向小学陈老师打听,怎样可以上屠甸中学,因为他的女儿陈亚楠早先从村小转到了屠甸镇小上学。陈老师说,农村户口要上镇上,要交转校费。

因为刚造了新房子,家里一贫如洗、还欠了外债,母亲就断了让我去上镇小的念头,我从星星小学毕业后自然就去了红旗中学。

红旗中学,据我的老师说,是全市最差的初中。果然,我的同学到了初二就纷纷辍学,去纺织厂上班了;有不少去了接生婆儿子的厂。

而我,居然鬼使神差的从最差的红旗中学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桐高。母亲说,厂里人都很羡慕她。

高考的时候我发挥失常,自然没考上北大,上了吉林大学。高考结束的那天,大雨磅礴,我早有预感自己考砸了,没有回家,径直钻进了网吧。

也不知凌晨几点,我不敢回家,就去了镇上宾馆打算开房睡觉。宾馆嫌我没有身份证,让我去派出所开证明。派出所警察直接开警车把我送回了家。

我站在家里的晒场,喊母亲开门,月光如洗,照在一地的桑条、蚕沙上面。

母亲非但没有怪我,还骄傲的逢人就说,儿子要去遥远的东北上大学了。

许多年以后,我瞒着母亲,只身来到千岛湖租了20亩桑园开始养蚕。

前几年,一到养蚕季,我就试图跟着母亲偷师,问这问那。但不到3个问题,她就劈头盖脸怒斥:“你学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用!?读了大学,老不干正经事!”

实际上,我来千岛湖的目的很简单——自己能够真正主导一次养蚕。

五一节前,我在公号上发布养蚕活动公告。不到一天时间,就有40多人表示兴趣。最后建了一个60多人的“养蚕群”。

第一个来的是郑阿姨。从上海过来,头天早上就出发,原本3、4个小时的路程,高铁没票,花了24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农场。

郑阿姨说她有养蚕的情节。她的外公以前在无锡是养蚕人,她的妈妈小时候也养蚕,15岁考上大学后离开无锡。但是,她妈妈特别喜欢养蚕,在她小的时候,每年到了养蚕季就要骑着自行车去上海近郊摘桑叶。因为没有冰箱,桑叶取回后就用湿毛巾盖着,留着备用。

无锡现在已经没人养蚕了。去年,我还特别去拜访了改建为公园的无锡蚕种场,上世纪初的民国建筑,辉煌而别致。我的母亲与郑阿姨同辈,却隔了两代,与她的外公一样是蚕农。郑阿姨的妈妈是他们家第一代大学生,考上大学,离开无锡后,一去不复返,养蚕是个念想;我也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却又折返回来,继续养蚕。

可见这件事,隔了两代,终究是要做。逃是逃不掉的。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勇气?实际上,我从来都是个胆小鬼。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我的勇气来自于身为柔弱养蚕人的反抗。

放眼世界,或者是奢侈品牌,或者是设计师品牌,或者是纺织厂老板,或者是工匠大师,或者是贸易商,居然就真的没有一个养蚕人自己的丝绸品牌。

我们的愿景很明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蚕农成立、以蚕农为灵感的丝绸品牌。

5月是很特别的时间,12日是母亲节,20日是母亲生我的日子;整个5月,春蚕从一粒小小的卵,变成白胖的蚕宝宝,吐丝结茧。

母亲不让我养蚕是为了我好;我要养蚕则是为了更长久的延续她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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