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保护的新出路:摆脱商业鲸吞,重燃公共价值(下)

种子保护的新出路:摆脱商业鲸吞,重燃公共价值(下)

– 食通社说 –

种子,和空气、水、土壤一样,是人类和很多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偏偏种子们的“存在感”太低,以至大多数人对其重要性视而不见,对种子目前面临的危机也几乎毫无所知——尽管这种危机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前一段时间,中国植物学家钟扬教授遭遇车祸英年早逝,引发网友们的吊唁,令更多人知晓了“育种保护”这个专业领域。食通社作者管奇撰写的这一系列种子保护文章,是想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到,育种保护工作在商业主导的体系之外,别有洞天。

在上篇中(点击👉种子保护的新出路上篇),我们了解到种子是如何从一种公共属性极强的物品逐渐变成私有资源的,并介绍了种子保护的新路径:“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在这次的“下篇”,大家将进一步看到中国在就地保护领域开展的各种“接地气儿”项目,从广西的上古拉屯,到河北远郊的有机农场,一张“农民种子网络”正在热热闹闹地编织起来。

谁才是种子保护的真正生力军?我们普通公众能为育种保护做点什么?在这篇文章中,你也许会找到线索和答案。食通社希望这个系列能帮助大家了解种子,在饭桌上也能透过食物看到种子,吃有种的食物,做有种的人!

–   这是食通社第014篇推送   –

种子保护的新出路:摆脱商业鲸吞,重燃公共价值(下)

作者:管奇

“农民种子网络”项目协调人

种子保护的新出路:摆脱商业鲸吞,重燃公共价值(上)

点击文字,重温上篇

2010年,一场春季大旱突袭广西。

广西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程伟东研究员发现,该省大部分地区农户种植的玉米杂交品种全部没有出苗,而经过他们团队和农户一起改良过的传统品种却能够正常出苗。农户一直以来选择种植的传统品种具有耐旱和抗贫瘠的特性,这些经过提纯复壮和改良过的品种,在面对极端天气时,展现出比商品杂交品种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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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启示录

尽管有关这次中国西南地区大旱的成因未有定论,但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断言是对的:“干旱也许是不能避免的,但它们的后果可以”。如果仔细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和育种研究的历史会发现,在面对极端天气时,品种多样性本应成为抵御风险的一副“盾牌”,但当前主流育种研究却将其弃之不用,态度显得相当武断和傲慢。

自认为比农民技高一筹的专业育种家往往认为,必须要在最佳环境中选育优良品种,适宜推广的作物品种必须要有相同的遗传资源,并且能适应大范围和大规模的种植。不难想象,在以播种面积和产量来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评价体系中,专业育种家当然更偏爱以高产品种来取代本地的传统品种。

2011年春天,广西的一场大旱令研究人员意识到当地农户选育的传统品种具有抗旱耐贫瘠的特点。

高产品种的推广除了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也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市场前景密不可分。中国的种子市场销售额已达到780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子市场。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全国种子企业数量从2011年的8700多家减少至目前4300多家,而最大的50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已占到35%!从种子市场获益的并非只有种子企业,2014年,国家财政拨付的良种补贴为214.45亿元,而同期农资综合补贴却达到了1071亿元,补贴政策反映出伴随高产品种快速推广的还有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后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已无需赘述。

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在粮食丰产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中国的常规作物育种工作也似乎显得有条不紊,成果丰硕。但危机不期而至:中国的农作物品种资源保护形势已不容乐观。中国在1940年代种植的水稻品种有46000多个,但目前种植的品种只有1000个左右;1940年代种植的小麦品种有13000多个,其中80%以上是地方品种,而到1990年代种植的品种只有500-600个。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2017年工作会议公布的信息也进一步证实,我国农作物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丧失严重,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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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种子,老问题

为什么要保护种质资源,特别是世世代代掌握在农民手里的当地传统品种?这其中既有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也有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保护和传承当地的饮食习惯文化的需求。

食物不仅让我们填饱肚子,还有其文化价值,更不用说多样化的特色美食是各个地方彰显其地域特色的骄傲。

广西马山上古拉屯的小菜园。多样性的蔬菜种植也让当地的妇女生产小组在对接市场时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定价权。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上古拉屯是南宁马山县的一个壮族和瑶族村落,这里的村民种植着丰富多样的本地蔬菜品种,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小菜园景观。在上古拉的小菜园里,你可以见到一种长得像兰花的野韭菜,外人觉得既没有普通韭菜的香味又看起来显老,但当地人就爱用这种野韭菜来打汤。还有一种老品种大芥菜,也是缺少卖相——可以长到半米长,但当地人将其切碎焖出黑豆芥菜这道菜却颇受青睐。

上古拉村民对蔬菜品种的选择并不只出于产量动机,反而是常规育种工作无视他们多样化的真实需求。由于常规育种目标更关注产量提升,传统品种的作用和价值也被忽略。这些品种的保护和传承完全依靠农民和当地社区,要和得到政府与企业双重加持的商品种子抗衡,前者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1996年,一项由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CIMMYT)开展的针对中国西南地区玉米品种适应性的研究结果也证实,由公共科研体系和商业种子公司主导的正式种子系统(Formal Seed System)和由小农构成的农民种子系统(Farmers Seed Systems)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分离。简单来说,这种分离意味着,正式种子系统培育出的种子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农民不得不放弃使用这些品种,仍然种植传统品种,继续依靠农民种子系统。

广西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的黎友明,是全球3万名“白裤瑶”的一员。他不仅种植生态水稻,还积极保育本地水稻老品种,种了30多个水稻品种,还把自己选种的过程用摄像机拍下来,做成纪录片。图片来源 | 常天乐/黎友明 

广西百色凌云弄王的吴廷飞留了几十种种子:玉米水稻蔬菜药材谷物,样样都有。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口味如何,是否容易生虫,长势如何,产量如何,抗性如何,适合怎么吃,每一个品种都能讲出许多道道。图片来源 | 南宁都市农墟 

以广西为例,这里保存玉米种质资源约2700份,其中1700多份是本地品种,但这些材料在常规育种中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利用。过去20-30年,广西培育出的玉米杂交种仅有3个杂交组合被利用。而随着现代杂交种的推广,本地品种却不断退化和消失。公共科研体系和商业种子公司“并轨”,放弃改良传统品种,转而加大力度推广所谓“高产品种”,迫使西南地区的小农不得不依赖市场才能获得种子。对于耕地面积有限的小农而言,传统品种的提纯复壮和自由串换是保障生计的重要手段,但市场依赖无异于放大了农民在面对干旱等极端天气时的脆弱性。

1960年代,中央文件提出“种子第一,不可侵犯”,这是在当时粮食短缺背景下,为防止种子被吃掉酿成更大灾难而制定的政策,彼时各地生产队的“种子田”制度也能够有效保障粮食生产,但这些具有启示意义和可资借鉴的做法早已被封存在历史深处,被人们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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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种子,新契机

如何才能让广大农民手中丰富的种质资源得到有效地就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公共育种体系如何为小农服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牵头的一项开展了近20年的“参与式选育种试验”多少回答了这些问题。

广西参与式选育种项目活动人员合影(2011年)。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自1999年起,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广西农业科学院等多个科研机构合作,在广西马山、横县、武鸣、都安等地的农村社区启动了“参与式选育种试验”。试验的主线就是“参与式植物育种”,即为专业育种人员与农民合作改良品种搭建平台,将科学技术与传统知识结合在一起。这个有农民参与的行动研究团队从当地的玉米品种入手,农民在专业育种家的协助下,通过去雄(编者注:除去雄蕊的花,准备人工杂交授粉的技术措施)和混合选择(编者注:按照一定的育种目标,从现有品种或育种材料中,选出一定数量外形近似的优良个体,进行混合收获、脱粒、种植的一种育种方法。)等一系列杂交技术对品种进行改良。

参与式植物育种(Participatory Plant Breeding,简称PPB),也称农民参与式育种,是一种科研人员和农民共同参与、密切合作,进行植物遗传资源改良或品种培育的方法,旨在满足农民需求、强化农民种子系统、解决育种遗传资源基础狭窄和农作物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问题。在种子不断商品化的当下,参与式选育种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保障农民保种育种的机会与合理分享品种改良产生的收益。

PPB试验结果表明,育种专家与农民合作培育出的品种不仅产量更高,对病虫害和干旱的耐受力也更强。农户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本地品种的独特优势,一些农户开始自发种植本地品种,比如广西罗成的古毛社区在PPB项目的引导和支持下重新种植常规水稻,这个社区在2009年之前常规水稻基本上被杂交水稻所替代,又比如都安县弄律社区恢复了“稻-鸭-鱼”生态种养模式(编者注:稻谷提供生存空间,鸭在水面吃稻谷的虫子或青草,鱼游水中吃水底植物或浮游生物,同时鱼和鸭子的排泄物供给稻谷以养份)。恢复传统品种种植和传统耕作方式,农户自己首先获得了健康的食物,通过将剩余产品链接市场农户收入得以增加,生态环境也得到了保护,在社区层实现经济发展、品种资源就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综合目标,而不仅局限在经济方面。

云南丽江石头城的妇女育种家张秀云。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除了育种目标和生产方式的革新,PPB项目也激发了农户的智慧。2013年,经过农户间的交流活动,桂糯2006——一种经过PPB改良的玉米品种,被分享到了云南丽江的石头城社区,石头城的妇女张秀云和她的姐妹们开始改良这一品种。在接力过程中,育种专家原本担心石头城的高海拔和相应的夜间低温会影响玉米出苗,结果,对改良品种饶有兴趣的妇女们动起了脑筋,琢磨出夜间保温的土办法,即夜间在田边烧一些柴火,通过余烬释放出来的热量为玉米正常出苗进行保温。

宋一青(左一)2017年8月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考察当地小米品种。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宋一青表示:“我们的工作说明,需要建立不同领域的跨界合作来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脚踏实地的行动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在种子接力的同时,起始于西南地区的PPB工作也有了更大范围的延伸。2013年,农民种子网络—一家面向全国、连接基层行动和政策研究的新组织在北京成立。农民种子网络成立后,继续推进社区资源登记、社区种子银行建设和参与式选育种等基础性工作,目前已覆盖10个省市的26个社区。截止到目前,农民通种子网络登记了548种社区保存的作物品种资源,还在云南丽江的石头城、广西横县的三叉和江苏昆山的绰墩山村建立了3家社区种子银行,希望通过这些机制探索和创新可以在种子保育的路上走的更远。

广西横县三叉村妇女带头人黄英莲介绍社区种子银行。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广西横县三叉村的社区种子银行。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江苏昆山绰墩山村的社区种子银行。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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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改变发生

实实在在的改变也需要制度和政策环境的支持,让越来越来人认识到种子的公共价值,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认可农民在就地保护种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农民种子网络成立之初,《种子法》正面临第二次修订。修订意见中有关农民权利的部分备受关注和争议,有些“专家”企图从法律层面全面剥夺农民留种、交换种子、销售种子的权利。一些“专家”还遮遮掩掩地用“规范市场”和“法律监管”的角度来剥夺农民的权利:“农民数量太多,分布太广,不好管啊!”,也有人赤裸裸地说出了众多反对意见的理论基础:“农民自繁的种子没有历史记载、没有科学依据,是没有办法追溯的。”换言之,在他们眼中,只有“专家”能够理解的东西才是科学,他们理解不了、甚至不想去理解的东西就不是科学了!这种态度不仅傲慢,其实根本有违科学精神。

农民种子网络组织农民之间交流种子和知识 (重庆胜天湖村)。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农民种子网络组织的种子展示和交换。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农民种子网络成员在与农民合作的同时,也努力参与政策与立法。2016年1月1日起新修订实施的《种子法》第37条款确认和保障了农民的权利,即“农民个人自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可以在当地集贸市场上出售、串换,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这为农民自繁自用、出售和串换种子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进一步推动农民参与育种工作创造了政策空间,相应的研究和试点成果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小农农业是否能够应对来自诸如《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1991)的国际压力。

回顾历史,农业部1951年提出《五年良种普及计划》之后,农民一时间成为种子保留和选育的主体,种子田制度也让当时的农村呈现出“家家种田,户户留种”的景象。公共科研体系也相当重视品种资源的收集和保护,仅1956-1958年,全国就征集到43类大田作物品种21万份和蔬菜作物品种1.7万份,为后来开展品种改良和育种研究提供了品种资源基础。可以说,若没有丰富多样的农家品种作为公共资源,没有公共科研体系的公益性研究积累,很难想象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商业种子公司能够快速成长和蓬勃发展。

中国的2.4亿小农户是农业生产和种子使用的重要主体,在相对边远的地区,那里的农民依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当地的农耕文化系统,而活态的种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保障这些系统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原因。这些经农民世代积累的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种子系统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对于反思农业发展模式和建立可持续食物体系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河北张家口一墩青永续农耕家庭农场的成鹏飞,热爱收集、种植、交换各种作物品种。光小米,20多亩地里就种了七八种。除了留种,他也在观察这些品种在抗旱、抗病、产量、口感等方面的全面表现,再考虑是否要扩大种植面积。他说,多样性种植的目的,一是在地保育传统作物品种,把当地的东西保留下去,二是丰富当地的作物,让当地农民有更多选择。摄影 | TALA 

从2016年开始,企业申请新品种权的数量已经超过科研单位,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预兆,这意味着,企业对于品种资源的控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种子同时作为生产资料和食材来源,既关系到农民的生计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再造包容农民就地保护和伸张种子公共价值的种子系统,或许能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的美好生活。

食通君的读后感

为什么农民留不下自己熟悉的、更适合在地种植的老品种?除了管奇文中提到的商业资本挤压、规模化育种威胁生物多样性、政策偏向……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传统种子品种找不到市场渠道。这也是让农民们在留种问题上左右为难的重要原因。那么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助农民,为他们手上的传统品种打造市场?假如农户们能够在当地市集、社区直接接触消费者,面对面分享传统品种的特色和重要性,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那么他们种植传统品种的积极性就会得到提高,种子的多样性也能得到保护。

所以食通君建议,如果你在买菜的时候看到一些不常见的品种,不妨多多询问品种的特色和做法,多多结识食物的种植者——各种扎根于城市社区的农夫市集应是最好的去处。去认识老种子,消费并维护老品种,久而久之,我们的餐桌就会和大地一样,更加丰富啦!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罗尼·魏努力.中国南方粮食高产的新尝试.中外对话,2012-03-20

[3] 刘振伟,余欣荣,张建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导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4] 徐志刚.中国小农:过去,现在与未来.香港乐施会,2016

[5] 陈天渊,黄开健.参与式植物育种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广西玉米为例.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J],2006(7):490-494

[6] 农田生物多样性忧思:我国水稻品种半世纪减少4万个.每经网,2014-11-17

[7] 我国种企创新力提高,企业申请新品种权数量超科研单位.中国网,2017-10-13

[8] Yiching Song. Formal system and Farmers’ System: The Impact of CIMMYT Maize Germplasm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Extension.Vol8,2001

[9] Y Song, Y Zhang, X Song, K Swiderska. Smallholder Farming Systems in Southwest China: Exploring Key Trends and Innovations for Resilience.IIE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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