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土地打补丁的人 | 岜山那水散记

给土地打补丁的人 | 岜山那水散记

文 |伍娇

作者按

在上海一家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杂志社工作几年之后,2019年我来到西南山地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村庄,和朋友老园一起改造了一个老旧民居,并租下几亩水田,开始了向往已久的乡居生活。

现实并不完全是美好的田园牧歌,我开始了整日劳作,和杂草、老鼠、麻雀、青蛙以及蛇斗智斗勇的日常。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时刻里,乡土社会也在和我发生连结和撞击。我尝试去理解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乡民,记录那些人和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也在劳作和生活中感受这个时代急剧变迁中的无数隐喻,于是有了这组岜山那水散记。

5月的一天中午,我们农舍来了两位特别的客人——一对六十岁左右的白裤瑶夫妇。

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在田间一同扯秧、拉线、栽秧,配合默契,聊着本地趣事,像是相熟已久的朋友。可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他们是来“换工”的。

以前农忙时节,田地里的工作粗重烦琐,需要大量人力,非单一家庭所能完成。于是大家互助共济,今天做我家的工、明天做你家的工、后天做他家的……一直到农活结束,人情粘密。

●换工,台湾地区又称交工,即是著名的“交工乐队”名字的由来。图源|网络

只是如今都以金钱交易买卖劳动力,这样的场景已不多见,我也是居此地一年来第一次经历。一切的交集都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个季节正值春耕,我们有四亩水田,一个半劳动力:土生土长的老园算一个,我勉强算半个。接近中午的时候,老园还顶着白亮的日头在地里犁田,小型微耕机“轰轰轰”的运行声持续回响在山谷。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喝水,跟我说:“刚才来了一对白裤瑶夫妻,请我帮忙耕田。”

“可光我们自己的田,你一个人打都很辛苦了,为什么他们不请大机器来呢?”

我们所处的南方小村,山地多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亩多且较为分散,家庭很少购置大型机械。每到耕地、收割时节,都是相邻几户人家或整个村庄一起从外面请来大型机械。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一家生态种植,节奏与别家不同,所以购置了一些小型机械。

●由于这里田块分散、形状弯曲,使用大型机械耕田也并不十分方便。
●修整田坎、插秧等仍然完全是人力。

“现在村里除了我们,就剩他们的田没打了,在中间的,其他田都插完秧,大机器进不来了。”老园面露犹豫,“他们说秧苗扯了放在家里三四天都没得种,已经开始发黄了。如果不帮忙,他们两个老人一个锄头一个锄头,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

“是那对夫妻吗?”我突然想到。

从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却有一场关于他们的讨论。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

“那两个白裤瑶真是恩爱!”去年有天开车进村的时候老园说。

“为什么这么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我疑惑。

“我见他俩总是骑在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开得慢慢的,但是去哪儿都不分开。”

我惊讶老园的观察,也对他们生出许多好感:“这么恩爱的人,品行肯定也不错吧。”

最后老园放着我们的田打到一半,就去帮忙,也不收钱,只说等过几天我们插秧的时候也请他们来帮忙。两人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我就远远看见他们在碧绿水田间插秧的快活样子。

过了一天,我们整好田、扯完秧,长日将尽的时候,老园说想去请那对白裤瑶夫妻明天来帮忙插秧。他们家在外面村子的公路边,一个凹进去的山坳里,几棵高瘦的香椿树下,那间水泥砖加上石棉瓦搭建的简陋房子就是了。歪歪斜斜的,似乎常年都不透光。

“再晚点去吧,他们可能还在干活,”我说。老园不相信,去了果然没寻到。

“他们没住原来的地方了,”老园回来说。“原来那个房子连着地已经被老板征收了,他们又搬去了另外的地方。” 本地人习惯称外来的有钱人为老板。

幸亏他遇见一位似乎和夫妻俩关系很好的大姐,因为春天的时候曾见他们结伴去山里打竹笋,就向她打听。“他们两个插秧很厉害哩,动作很快,又很好,”大姐发自真心的说。指点说夫妻俩现在还在下面的村子插秧。老园开车下去,果然远远看到他们俩的身影在村子最里面的田里晃动。见走路过去太远,老园就直接回来了。

●一处拆迁前白裤瑶寄居的棚屋。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突然认真和我说。“但是我们这里,以前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瑶人,他们寄居在村里空置或者遗弃的房屋、工具房,甚至牛圈里,来种大家不愿种的地,就像是丢荒地的补丁……或者说是整个农田系统的补丁。

“补丁”的比喻让人心惊,他们是底层不能再底层的农民,在夹缝中谋求生路。使我一下想起城市里回收废旧的人群,双手沾满污垢,又像是自然界中分解动植物尸体的微生物,细不可察,承担着整个生态链最末端的一环,却极为重要。

“有他们在,就没有丢荒的地,不致前人辈辈耕耘的田地荒芜。“老园说。

这里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喀斯特地貌石山地区,峰丛林立,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壮、汉族人口众多,居住在山下肥沃的河谷与平坝。白裤瑶则寄身高处的石山之中,相对封闭和贫困,俗语里形容那里是“七分石山,两分旱地,一分水田”,耕作十分不易。

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潮流,一些掌握知识技术和有门路的壮族农民开始涌向附近的城镇,加之此处临近广东,越来越多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那家里许多田土荒着没人种怎么办?正好给山里的瑶族。于是有了这种农民帮农民种地的奇特现象。他们来到平地,和谁家关系好,便得谁家的地来种。

●很多白裤瑶至今养牛,延续牛耕的传统。

“那要给地租吗?”我问。

“哪里有呀,都是换工,我给你地和住的地方,你帮管我家里的一部分农活,比如割山上经济林里的草、收玉米这些,等于是不用金钱,而是用劳力来交换,”老园耐心地给我解释。“但这样的地没有保障,可能今年给你种,明年就收回去了,你又要重新去找地方。” 如同无根的飘萍。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变化。老一辈下山种田的瑶族大多在四十至六十岁之间,据老园观察,他们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只会种田、打鸟、捉蜂子,做传统的农活,现在也慢慢学会一点技术,买了三轮车,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不是很农忙时就去附近找点零工。而他们的下一代,就不再帮种地了,“基本都是去外面打工”。 而更具体的情况,老园建议我等夫妻俩来帮忙的时候再问下。

直到第三天清晨,我才终于见到他们。

那天下着小雨,他们一早就来了,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一顶雨帽,一前一后从我们身后的苞谷林里钻出来,来和我们一起扯秧。

丈夫姓黎,六十岁上下,面色黝黑,透出两扇红润,椭圆的脸盘四周飞扬着花白大胡子,带着一点张飞模样的豪气,不过神情却很和善,不时流露的笑意里充满乐天达观的味道。妻子脸庞也是圆圆的,和气,说话同样带着笑意,做事特别干练,从我们长满杂草的秧田里扯秧又快又准。

●帮忙扯秧,做什么都在一块儿的夫妻俩。

攀谈中我得知,他们老家在十几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那里也有地,只不过少,最关键的是没水——种田都是望天吃饭。像是这段时间干旱不下雨,山里很多亲戚秧苗在地里长很大了,都没法插秧。

“我们下山来种地已经有四十多年了,”黎大叔回忆道:“我们最早是在外面的小场,后来变成镇子,没有地种了,我们就往里来到你们山口外面那个村,但那儿很多地也被老板承包,我们又种到这里,哈哈。”

数十个寒暑,大半生的光阴,寥寥几句就讲完了。

他们唯一的女儿,去广东打工了,“打工就得吃,不去打工在家里就没得吃。” 问及今年得了多少地种,黎大叔爽朗回答有四亩,分散在两个村子,都是主家不种了给他们的。

“需要给钱吗?”我问。

“没要。每亩地给主家两袋生谷就行。”生谷是指未脱壳的谷子,一袋通常装80斤上下。 

“一亩能得多少生谷呢?”

“水够、肥够的话,也有十几袋。”

我在心里暗暗算了一笔账。据本地一位老农讲,“市场上大米一般卖2.5元,最好的卖2.6元”。这是使用农药、化肥、杀虫剂等化学品的常规大米的行情。基本村里所有的农民都是这样种的,这里海拔较高,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亩产通常有1200-1300斤生谷,最好可达1500斤。而1000斤生谷晒干、脱壳,可得六七百斤大米,平均约65%的出米率。如果按亩产1300斤生谷计算,可得845斤大米,每斤2.5元,可得2112.5元。

那么成本呢?假设种的是自家的土地,不需要花费土地成本,整个种植过程中还需要购买种子一次,雇机器犁田、收割、抽水各一次,购买农药、化肥、杀虫剂等数次。不管老农怎么计算,一亩地开销至少也在1000元左右。

也就是说,一亩水稻田,从播种、育秧、犁田、耙田,到放水、插秧、巡田、薅草、治虫,再到打谷、晒干、脱粒成米,10多个大的环节,3到4个月日晒雨淋的辛勤投入,最后毛收入只有1100元左右。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前提下。一个农民一般只能照顾两三亩地,小半年劳作的收入不过三四千元。 

这笔账一算,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保障产量。毕竟,收入实在微薄,稍不注意就入不敷出。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种地:在乡镇随便哪里打工一个月也有两三千。“只有不能出去打工的老人才种地啰,在家带孙子,种点地,够自己家吃,”至今记得老农无奈语气中若有似无的自嘲。

而黎大叔的四亩田,基本都是用水不便、较为贫瘠的田块,每亩还要给两袋生谷给主家,如此算下来一年种稻的收入至多只有三千元。看着他俩因常年劳作黝黑沧桑的脸庞,我只觉内心沉重如系大石。

不过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仍是用我们听不懂的瑶族话聊着家常琐事,不时发出亲昵的笑声。接着提起秧苗去田里插秧。果真又快又好,即使雨下大也不肯上岸休息,只直着身子立在田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半下午就插完了原本计划要用整天的两块水田。

●他们带来的雨具放在岸边,最后也没派上用场。

望着他们拿着雨具、大步走在回家路上的背影,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们原来住的房子为什么没被拆?” 一个老板在外面村子圈了好几个山头、几十亩地,在建一个大型观光度假类的农场,附近很多白裤瑶寄居的房子都被拆了。

“那几块地被分包出去了,” 老园回答,“听在镇上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租给县城的人来这儿种菜,估计留着给放杂物吧。” 

我一时无话。是该高兴越来越多城里人意识到食品安全、亲事农桑呢?还是哀叹真正的农民无良田可种,四处游迁呢?

那天傍晚回家的时候,我和老园都沉默着,天光寂静,直到他突然高兴地指着远处澄红的稻田对我说:“你看,他们又在最里面那块田干活啦”。这一刻,好像一切都有了答案。

文|伍娇

自由撰稿人。关注可持续农业与原住民文化,常年游走在山地部落,探寻古老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微信公众号:兰那(Landofrice)

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作者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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