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逃离和塑料的有毒关系吗？

二、塑料的历史

而中国是全球塑料使用总量最多的国家，年消费量达8000万吨，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约为50公斤。但美国人均使用量最高，平均每人每年达216公斤。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追溯塑料工业的发展，或许有助于解释这个历史过程。

尽管在1907年，人类就已经掌握了生产塑料的技术，但塑料工业的兴起，则要“归功于”美国的“军工联合体”。

1941年，珍珠港事件不久后，美国军队负责装备保障的主管就曾提议尽可能用塑料制品取代铝、黄铜和其他战略性金属。现在我们所知的主要塑料材质——聚乙烯，尼龙，丙烯酸，泡沫聚苯乙烯——都是在二战中才被大量生产出来。

而大部分塑料的原材料实际上都是石油炼制的副产品。因此，战争结束后，作为石化工业一部分的塑料产业努力为这些战争中诞生的产品寻找新的用途，取代钢铁、纸张、玻璃、木材等传统材料。

可以说，塑料在人类社会的迅速扩散也是石油这一美国经济基础的副产品，尤其是现在充斥在我们日常食物消费的塑料袋、饮料瓶、一次性餐盘、外卖餐盒、套娃式的糕点包装，所有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感到厌烦的塑料现象，并非是一个经过谨慎思考后的决策。

与此同时，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如果没有塑料这个下游产业利用了炼油的副产品，进而降低石油的价格，人类或许也不会生产出这么多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

不过，本书作者并未粗暴地将塑料描述为一种十恶不赦的材料，而是正视了人类对塑料的合理需求。塑料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延展性，而且易于经硬化变成最后的成品。这种材料特性不仅让人类摆脱天然了材料限制，提升了制造产品的能力，甚至让人们感到整个现代社会也像塑料本身一样拥有无尽的可塑性。

弗赖恩克尔注意到：“19世纪的专利中充满了包括软木,木屑,橡胶,粘胶,甚至血液和奶蛋白等材料的组合式发明,所有这些设计都旨在生产出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塑料的一些特质。”也就是说，在塑料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探寻和创造塑料这类材料科技的意向和愿望了。

那塑料又是如何成为很多有环保和健康意识的群体“谈虎色变、人人喊打”的对象呢？

这就要从塑料的特殊性说起：它的生成需要从自然界提取有限的石油资源，但当它被当作垃圾处理时，由于其质地轻薄，在自然环境中很容易在风吹、水流等外力作用下随意扩散和漂浮，造成更大范围的环境污染。更糟糕的是，自然界尚未形成能够分解这些巨型复杂的长链分子的微生物。

三、塑料，当代生活的隐喻

在传统的社区和家庭中，再利用是一个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习惯：残羹剩饭可以用来当作饲料；粪便可以用来堆肥；旧衣服可以被重新缝制成新的衣服，或者被当成制作地毯的原材料；损坏的物品可以重新修补，或者拆成零件等待日后使用。

一个社区或一个家庭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循环系统，在其中物品使被使用过后，不会被定义为垃圾，而是可以继续重复使用的原材料。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这样的生活方式开始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消费品涌入家庭之中，家庭内部生产和手工制作的能力逐渐衰弱。而随着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发展，许多居住在公寓的年轻人根本不能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堆积物品。

此外，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观察到的那样，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流动的藏私”，即物质和信息通过电力、水力、燃气和通信管道系统而流动，从而将私人家庭与公共世界连接起来。这些公共系统消除了家庭内部生火、清洁灯具，以及搬运木材、煤炭和水的工作。这种改变使得人们不再习惯于家庭空间中充斥着“脏乱”的工具和原材料，从而变得极为整洁。

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现代主义美学那里也能够得到印证。1958年，法国导演雅克·塔蒂在电影《我的舅舅》中，对这种由空荡的客厅、单一的色彩、笔直的线条结构以及一尘不染的科技产品构成的现代主义空间美学进行了讽刺，但是这种美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现代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并且延续至今。

被焚烧后释放有毒气体的塑料，自然环境中无法降解而在海洋中漂流的塑料，动物体内杀死它们的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和人体的微塑料，都只是这种当代生活方式的一个结果。真正的危机体现在，在塑料广泛使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塑料垃圾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现代生活的安排使得我们很难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正如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摆脱一段有毒的关系。

我们当然不能寄希望于简单地退回到前现代社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不乏处理现代垃圾的解决办法。只是对这些解决办法，我们也需要认真地检视。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中，一些激进的环保分子已经开始推崇垃圾循环利用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一些艺术家甚至把对垃圾的拼贴和再造当作一种艺术创造。随后，他们推崇的这些理念被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吸收，政府建立了市政级别的垃圾回收系统，只是集中性的垃圾回收系统进一步推动了原本根植于传统生活方式的“非正式”循环系统的消失。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可被处理为人造羊毛原材料的聚酯瓶、便于分类回收的塑料编码，以及对可降解的生物塑料的研发。然而，中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可降解塑料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依然存在。

我们无法否认这些属于现代社会的努力，可无论是少数派的“另类”生活方式、政府集中性的垃圾回收系统还是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都无法改变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与周围物质环境之间的扭曲关系。我们和塑料的未来依然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当前全球废塑料累计高达92亿吨，仅9%可以回收再利用，12%被焚烧处理，79%被埋或积累在自然环境中。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按照弗赖恩克尔在这本书中所给予我们的独特启发，我们是否应该在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上，努力把失衡的关系重新调整过来？否则，人类只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对塑料不健康的新需求和依赖，外卖就是一个例子。当人们把吃饭这件事情交给外卖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垃圾。有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主流外卖平台订单量从2015年的17亿单增长到2020年的171.2亿单，消耗的塑料从2015年的5.7万吨增长到2020年的57.4万吨，五年增长十倍。

或许在未来，人类社会还会产生像外卖这样增加塑料需求的新事物。弗赖恩克尔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摆脱对塑料的不健康依赖，与塑料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塑料本身，而是什么样的产品更适合使用塑料去设计和制造，人们又该如何使用塑料产品，才不至于产生大量无法回收的塑料垃圾，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

食通社作者

郑玉阳

一个生长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漂泊在北京的intp青年，曾在北京跑过4个月外卖。目前主要关注数字科技、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