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己吃的和卖出去的一样吗？中国农业的一家两制｜食日谈004

中国的农村家庭都喜欢在房前屋后保留一块小菜地，主要供自家吃。这些“自留地”也被学者称为“家庭菜园”，和卖给市场的大田生产不同，农民在这类田地上会不用或少用农药化肥等投入品。

这种“一家两制”背后，是否隐藏着常规市场之外的另一种生态和逻辑？这些自家种的青菜、散养的土鸡，又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怎样的生计与文化呢？理解了它，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在公路边、荒地上、犄角旮旯一切可能的地方种菜，甚至把这种“种菜基因”带去了世界各地。

在学者看来，家庭菜园的变迁也是窥见乡村社会变迁的窗口：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人口老龄化、还有政府的“美丽乡村”工程都影响着这片菜园未来的形态。

在食通社出品的播客“食日谈”第四期，我们请到了研究家庭菜园的学者和在家庭菜园长大的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本/期/嘉/宾

本/期/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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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方平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食品安全中的多元理性和一家两制》。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好多农户自己种的小菜园不会打药，留给自己家吃。但是同一个农户向常规市场售卖的农产品，是用农药化肥的。

方平：开始关注到“一家两制”是因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导师周立教授在研究这个现象。他就发现农户有两套生产体系，一套是专门给市场生产的，另一套是给自家人生产的。

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刚去过的渔村三娘湾（广西钦州），当地渔获就分为两种。我们看到有的渔民打鱼回来，有一部分自家吃的，就在渔网上晒。但是另一部分如果卖要到市场上去，就会增加一些保鲜的措施。这两者的区别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家庭，两种食物制度”的表现。

我们一开始的设想是，“一家两制”是一种食品安全问题下的自我保护措施，就是农民自己家吃的菜不打药。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它背后其实有很深的文化积淀，还有社会网络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去讨论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存在于十年前食品安全话题非常火热的年代。

在现在大家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我们也要问：农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维护自己的特殊价值？我们认为就是要靠另一套生产模式。“家庭花园”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就会有新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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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您提到这个概念叫“家庭花园”，那这个花园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方平：“家庭花园”这个概念本身是为了与国外对话，对应他们用的home garden这个词。

我们自己去和农户聊，发现这种花园的存在，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过程。比如，你去一个海边的渔村，问渔民有没有种东西，他不会告诉你。或者，我们去农村（调研），问农户是不是在大田之外有其他生产，他说“我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跟他稍微熟一点，他会邀请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吃饭的过程中，发现桌上的菜都是自己家种的。但是他种在哪里呢？我们在大田上面没看到他种菜。当我们跟农户关系更好的时候，就像回到家里亲戚家一样，那就能吃到像广西的土鸡、土鸭，都是农户自己放养的，还有其它的“土食材”。

我们认为，这些都属于一个相对隐秘的农业生产体系。农户种给自己吃的生产体系，他不会轻易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生活上的事情，我不一定全部跟你（外人）讲”。并且，农户其实也用这套东西维持自己作为小农的特殊价值。比如说，我这只鸡可能是专门为了我城里的孙子养的，这就是我们的感情纽带。甚至我迁到城里来照看孙子，我也会托付村里其他亲戚帮我养鸡。

我们调查发现，这种花园的存在还是比较普遍的，至少六成的农户是有家庭花园的。

沈叶：从小到大在我印象中，我觉得花园好像是城市里面的事情，而不是农村里面的。农村里面都用菜地或者自留地去定义。所以，我听到后面才明白，原来老师你说的是我们的自留地和菜地啊。

方平：对，当时使用的时候考虑到就是英文论文的发表。其实华人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外国人都会觉得，华人还是会把garden种成能吃的菜地。我们也是想跟全球其他国家的小农阶级（研究）产生对话。

在国内说“小菜园”大家更容易理解。比如说，在山东我们听到的词叫“棚边菜”，因为它是在农户主要的大棚旁边种了大白菜之类的菜。这里就有一种意思：棚里面的菜一定是外面人吃的，外面的菜是我们家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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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您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小农”。现在很多人认为小农是效率非常低下的，也不利于农民增收。应该搞成集约化、机械化的大农场，把田地都兼并起来，有人认为这样生产率更高。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方平：我们曾经去巴西考察，想用那边的经验指导我们的政策，因为巴西的国情跟我们很类似。考察之后，我们不否认巴西这种机械化大农场的效率，但是他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比如，因为土地兼并，巴西出现了很多无地农民。但是这些农民也组织起来，转型从事有机或者生态农业的生产，寻找另一条出路。

反过来讲，在中国面积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农业应该也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图景。

沈叶：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排斥机械化，这是第一点。农村劳动力在减少，尤其一线的农夫在附近找人帮忙耕地的时候，就发现农村里面能务农的人口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多都是上年纪的，65岁、70岁都已经是主力了。

第二点，我的观察是因为更新换代，农事有一些改变。比如说，现在能买到包衣的或者转基因的种子，也有农药和除草剂去打，农民就觉得省事又高效。这也让农村的小菜园从原来无污染、可持续的循环，变成有污染的状态。如果我们没有思想观念的革新的话，那年轻人虽然承接了父辈的小菜地，用更便捷的但是有污染的方式去耕种，这样的话可持续吗？

方平：我觉得现在生态的这一方面，包括对品种的保护上，有些地方是做得不太好的。退回到刚才讲的小农的变化，也能解释今天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强调小菜园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小菜园保留下来的话，那么，当农民有一天意识到化学农业方式不行，他至少还有退路可选。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小菜园里的实验可以改变农户自己的生产方式。比如说，农户把自家这块地用来做小规模的实验田，虽然可能不是完全符合有机标准的，但如果这一部分的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可以把这里的技术应用到大田上面去。甚至他也在思路上面会转化。他会认为，本来自家人吃的东西，其实可以给外面人吃，而且卖得更好，价格更贵。

我们称之为“自主性”。简单讲，就是因为我有家庭花园，所以我有得选。城市人就只能选超市货架上面的。如果说，你（在城市）实在是不想选这种食物，对不起，没办法，你连本地菜都很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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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平：另外沈叶老师刚才提到老龄化的问题。虽然从整体上来说，老龄化是一种很大的压力，但是对于家庭花园而言，反而是经验和劳动力的基本来源。

我们当时采访桂北的一些农户，就会发现，老年人（也包括一些返乡青年）回来之后，就希望种一点菜。实际上，这些老年人有可能在城里面已经有房子了，因为他的儿女已经去住了，但是他不适应城市的生活。关键就在于他恋旧，想念他这一块小菜地。他种东西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在这个村里面能够自力更生，让其他老年人看得起我、跟我玩。

您说的现在是六七十岁的人在种地。这一辈人是有农耕经验的，甚至有时候他会因为怀念这种小时候的味道，去农村耕作。再往后面推，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进入城市中生活，非农化的倾向就更强烈。

我的学生都是00后，他们的差异也很大。我让他们去调查家乡的情况。他们有些（在苏南地区调研后）就说，找不到“一家两制”，因为家乡根本没有种田的，都是改种茶或者已经离开农业的。但是四川和广西本地的学生，他们就说我们家就是这样做的，自己种给自己家吃。

我们确实观察到不同地方生产的情况不一样，菜园的形式会发生一些调整。比如，有些农户的规模很大，1000亩2000亩的。他会用租来的地从事常规生产，但是自己家的地还是用家庭花园的模式。

王昊：您刚才说到大户也有菜园。现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农民没有地了。这会怎么样？

方平：一种情况是，原来的农民已经成为市民了，但是可能会成为支持生态食材的消费者。还有一种情况，虽然他的土地流转出去，但是他租地的人继续帮他生产自己吃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农民有一头猪，到城市里面来住了，把地租给别人。他的条件就是，我把地租给你，你帮我养猪，回去之后这头猪我来吃，这个地你也不用付租金了。但养猪的过程一定是用那种家庭花园式的生产方式，就是可持续的，或者说是土方法，是我们说的“土食材”。但是这个农民不是消费者，不是通过市场购买的，而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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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我发现城乡居民的关注点也不太一样。比如大城市的人可能更关注像“有机”这样的概念，而在乡村，大家可能更关注像您之前提到的“土食材”这样的概念，很多人在乎食物是不是本地或者是不是原来那个味道。

沈叶：我们东部倒也没有土食材的概念。反其实我妈妈也在我们老家有一个小菜园，但她也不怎么打理，觉得种地太累了，还不如菜场上买的新鲜。我发现还是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川、广西这一带会比较多地用这个概念。

方平：我觉得广西最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土鸡。因为像广东的所谓的经典菜品用的鸡，很多是从广西运过去的。广西人就更强调“走地鸡”，就是在村里到处闲逛的鸡，在农村很普遍。

其实严格来说，它不一定符合有机的标准，因为鸡吃的东西可能不确定。但是我们强调还是以农户生计的基本要求为主，我的土地，还有我的投入是可控的。

就是种植养殖投入的东西都是我看得见的，对得起我良心的。用农民的话说，我不会投入任何为了（让食物）长得好看而使用的东西。然后，食物吃起来有当地的味道，因为我能记得住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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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叶：方老师，您提到广西这边还有这种小菜园保留，甚至可以延续20年、30年。而我在昆山看到，当地为了“美丽乡村”，把所有的菜园都整顿了，全部收回，然后再统一划分。

方平：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有我只能讲我们希望像“美丽乡村”这种政策会有2.0版本、3.0版本。

比如说，当政府对种养结合的理解到一定新的阶段的时候，他就会去考虑重新允许养猪的问题。那会是一个新的政策阶段。

以集中养殖为例，我看到国内两个不同的数据：规模化养殖越来越多，但是它占整体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在2019年经历了猪瘟之后，国家也会反思要用力在哪个方向。我们的声音是，希望能够鼓励可持续的养殖方式。因为我们观察到，广西在经历猪瘟的时候，有一些有两百头左右猪的农场主，采用生态环保方式，把猪放到山里面养，没有受猪瘟的影响。所以如果国家对这样的养殖方式有一定政策倾斜的话，我觉得能更有效地避免猪瘟这种系统性风险。否则就只能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整个猪场都消灭掉，才能避免瘟疫。

王昊：对，所以说国家也需要去理解这种生产方式的优势在什么地方，价值在什么地方。您觉得家庭花园能规避食品安全的系统性的风险吗？

方平：我们在考虑家庭花园的价值的时候，其实有考虑到国家的食物安全。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在全球的食物市场里面是一个巨人，因为全球贸易的大豆中有六七成都被我们买走了。如果说我们能把家庭花园的优势发挥出来，相对比较分散地种植，就能够解决一部分粮食安全的问题。

这种办法还有一个好处：不用大规模调动政府的资源去处理问题。比如说，在疫情初期封村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庭花园，我们甚至还要用城市的、或者大仓库的东西去反哺乡村。但实际上，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乡村在疫情早期都是规避风险的场域，在这里面我们就能发现小农这种自家种养自给自足的重要性。

王昊：您刚才说到疫情的这个事我深有体会。2020年春节疫情已经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江西外婆家过年。当时我们家人的反应是，不管哪里封了，反正地里边肯定有菜吃。

方平：所以就像鸡蛋分散放置在几个篮子里，它对于食物价格的波动会有一定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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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叶：我之前去过一个村子。周围的其他村子都不允许养鸭养鸡，被政策一刀切掉了，只有这个村子被保留下来了。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唯独这个村子会被保留？当我实际去看的时候，农户说，我们屋后面其实养了50多只鸭，你能闻到味道吗？我说没有。他告诉我，因为他们村支书的儿子以前学过微生物，就把发酵床、微生物的理念，比较新的农业技术带给这个村子，鼓励大家用微生物去分解动物的粪便。异味减少之后，上面负责“美丽乡村”的工作组过来检查的时候闻不到味道，不知道屋后面在养动物，慢慢的家庭养殖就可以得到保留。

方平：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改变。因为如果你去一个村庄，感觉就像进入旅游区一样，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

要去吸引人，就不能把大酒店直接放在山区里，肯定要有村里面的特色。这种特色可能就是村民的种养能力。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农户自己种出来养出来的土食材，会被人家欣赏，他自己也很自豪。我们要去多观察，多发现这种可能性。

沈叶：方老师，你觉得根据你自己的研究，像这种小菜园的模式，现在是在逐渐消失呢？还是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我们的生活？

方平：如果直接回答的话，就是会有另外的方式回归，也会越来越灵活。实际上整个有机农业本身它就是以前的农耕方式的一种另类的回归。

西方的主流观点中经常出现商业化和对抗性的无地农民运动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我认为，家庭菜园可以说是中国农户在探索中，走出了西方这种争论之外的第三条路。有了家庭花园，我们国家食物安全的稳定性有所提升，食物系统的转型也变得更容易，但是它未来会以什么形式存在，确实是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的。

参考资料

方平，《食品安全中的多元理性与一家两制》，2021年。

周立、罗建章、方平：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 疫情危机、全球本土化与有组织地负起责任《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

本次讨论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食物体系转型、一家两制与双重嵌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903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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