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减排政策逼上街：荷兰农民的“罪与罚”

上周五（8月5日），在荷兰农民就政府减氮计划抗议游行了一个多月后，僵持的双方终于在海牙进行了一次面谈，但结果并不如意。

两位激进农民代表因不信任调停人而拒绝出席，荷兰首相吕特则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一小撮农民蓄意损害基础设施，危及他人安全。”

“损害基础设施”确有其事。6月22日，4万多名荷兰农民开着拖拉机聚集在中部的海尔德兰省（Gelderland）游行示威。这之后的一个多月，荷兰多地又陆续爆发奶农围堵大型超市配送中心，造成超市断供、警农冲突等事件。

这一系列抗议活动，都是为了反对荷兰政府于6月10日公布的减氮计划。

根据该计划，荷兰预计于2030年实现氮排放减半，而临近欧洲自然保护区（Natura 2000）的农场则首当其冲，要减少70%的氮排放。这意味着削减全国30%的牲畜数量，有些农场甚至面临着政府认购和彻底停产，引起了养殖户的强烈不满。

不过，荷兰政府的减排计划也并非无凭无据。荷兰是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养殖业集约化程度非常高。

根据2021年数据，荷兰41540平方公里（相当于重庆市面积的一半）的土地上，存栏近400万头牛、1140万头猪和近1亿只鸡，养殖密度较欧盟平均水平高出4倍，由此产生的氮氧化物排放造成了水体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也加剧了气候变化。

那么，这次减氮计划是果真是养殖户背负污染环境之“罪”，政府对其施以重“罚”吗？表面上看，近期的抗议事件是环保与农业这对经典矛盾的激化。但实际上，养殖户们到底为何愤怒？

一、一刀切的减氮计划

荷兰农民就减氮问题游行示威不是第一次了。

2019年，我还在瓦赫宁根大学学习有机农业时，就曾目睹农民开拖拉机围堵在学校广场的场景。由于官方公布的减氮地图就是基于瓦赫宁根大学的建模研究绘制的，所以农民抗议冲着学校来，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冤有头债有主”。

但不满意这个排放计算的，不止是农民，在学校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瓦大农业系统生态教研组讲师基斯·范维卢（Kees van Veluw）认为，这个模型太过简化，没有把农场的差异性考虑进来。他举了Loverendale Ter Linde农场（以下简称“Ter Linde”）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Ter Linde农场位于荷兰南部的泽兰省，是个种养结合的生物动力农场，每年实际氮肥施用量只有100 千克/公顷。

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荷兰政府规定的氮肥施用上限：有机农场氮肥施用量上限为每年170千克/公顷，而常规农场的氮肥（包括牲畜粪浆和化肥）施用量上限为每年250千克/公顷。“如果Ter Linde农场也要减氮以符合减排目标，是不现实的。这等于直接让农场歇业。”基斯说。

近几十年来，荷兰出现了不少像Ter Linde这样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运作的农场。和常规的集约化养殖不同，这些有机农场、循环农场、自然包容型农场（nature inclusive farm）在减排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既有氮肥施用量少的缘故，也是因为有机农场的氮利用率本来就比常规农场要高。

一刀切的减排计划在基斯看来很不公平。

二、不合理的氮排计算

有机牧场“干草地（De Hooilanden）”的负责人弗洛尔（Floor de Kanter）也认为，减氮的模型计算不符合农场的实际情况。

弗洛尔介绍说，农场的氮排放是根据“标准模型”中牛只的饲料消耗、排便量等计算出来的，再结合农场占地面积等公开数据估算出农场牲畜存栏数量，进而核算出2030年的减氮比例。而“标准模型”则是以常规集约化生产方式为准。

“模型不管你的农场是否是有机农场，还是已经在牛栏进行了粪尿分离的技术处理（可有效减少氨气的生成和排放）。拿我们农场来说，根据模型，我们的奶牛数量有190头，但实际上我们只养了70头。”弗洛尔说。

让她觉得不公的地方，除了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还有所谓“商业数据保密”等原因，致使很多加工企业的氮排放无法被准确计算。事实上，这些企业很可能排放了更多的氮。

“现在政府大楼里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是学法律、管理出身的，缺少对工程和实操层面的认识，才会制定出一刀切的政策。”弗洛尔补充道。

尽管对减氮政策颇有意见，干草地牧场也位于减排目标高达70%的海尔德兰谷（Gelderse Vallei），但弗洛尔并没有参加游行。

相反，她坚定地支持减产、减排、缩小养殖业规模。毕竟，“荷兰向农田注射了太多牲畜粪浆，而这在邻国德国和比利时都是被禁止的。”

三、常规养殖户的困境

不过，弗洛尔认识的很多年轻农民都参与了6月22日的游行。其中大部分是常规养殖户，他们背负着银行贷款用于升级改造牛栏、扩大生产。

这和过去几十年间，荷兰政府提倡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不无关系。随着农场规模越来越大，慢慢发展壮大起来的还有饲料企业、农化公司、运输物流公司等，也正是这些农业公司赚取了养殖行业的绝大部分利润。

“农业不赚钱的说法并不正确，只是农民没有赚钱罢了。” 快乐蔬菜生态农场（Gelukkige Groentes）的合伙人乔里安（Jorian Damen）告诉我，“你没听说哪个农民论资产利润能排进荷兰富人榜的前五吧。”

在农业大国荷兰生活，难免会产生 “农民很富”的刻板印象。没想到在这些漂亮的农舍和现代化高效率的牛栏背后，从事常规养殖的农民不过是在勉强维生。

瓦赫宁根大学的讲师基斯则提到，农民在背负银行债务的同时，还高度依赖荷兰政府和欧盟发放的农业补贴。然而，少至250欧元/公顷，多至400欧元/公顷的补贴只是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低价，这也让农民更难赚到钱。

以牛奶为例。荷兰超市的全脂牛奶均价稳定在1-1.5欧元/升，但牛奶收购价还不到零售价的一半：有机牛奶的收购价是0.55欧元/升，非有机牛奶收购价是0.45欧元/升，差不多刚好和奶农的生产成本持平。“这应该是他们的精算师计算过的。如果大公司愿意给农民多付一点钱，情况会好很多。”基斯说。

在本就不公平的市场机制中，减氮政策意味着常规养殖户缩减生产规模，进一步丧失利润空间。

四、未来的农业

虽然荷兰政府推出的减氮计划未免草率，但减排任务和农业的可持续转型依然势在必行。

2020年，欧盟农业部在“绿色新政（Green Deal）”和“从农场到餐桌（Farm to Fork）”的战略框架下订立了宏伟目标：到2030年，欧盟成员国1/4农业用地需以有机的方式耕作生产，农药施用量需减半。

在基斯看来，欧盟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决心意味着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才是面向未来的生产方式，这也是此次危机中的机遇。

快乐蔬菜农场的乔里安期待政府能采取更激进的减排措施。从事生态农业之前，他在大学学习工商管理，毕业后做商业数据分析的工作。曾经帮企业实现业务增长的乔里安，现在更认同“反增长（Degrowth）”的发展观。

“过去我们一直在追求经济增长、增产和刺激消费。但不断增长的需求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范围。反增长，提倡的是让经济回落。我们要少生产、少消费、节约一些，甚至少挣一些钱。”乔里安说。

而对未来，弗洛尔和丈夫对“干草地牧场”也有了明晰的计划：

“我们牧场的面积是55公顷，奶牛数量是70头。按照荷兰有机认证的标准，其实可以养80头奶牛，但我们没有用满这个配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早就开始减排了。

我们决定向‘自然包容型农场（nature inclusive farm）’发展。退一步，做非集约的牧场，让牛群发挥更多自然管理而不是生产的功能，给自然让出更多空间。实际上，我们的愿景和政府规划是一致的。”她很自信、也很自豪地说。

干草地农场还是一个“关怀型农场（care farm）”，他们和当地的特需人士关怀机构合作，也经营着一个小型商店，直接销售农场自制的有机黄油、奶酪、牛肉等产品。在弗洛尔看来，实现农场经营和收入的多元化、保护环境、回馈社会，才是最可持续的。

其实，干草地牧场也是从常规牧场转型而来。然而向可持续农业转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在联署建议《绿色农民计划》中，荷兰多个生态农业组织反复强调食农体系的系统性顽疾， 并为政府提出了切实而具体的建议。

比如发展循环农业，提升农民在短距离供应链中的地位，对以不可持续方式生产的食物征税，通过激励机制支持有机和生态农业、鼓励健康饮食，为想要转型的农户提供技术和社会支持……

当然了，减氮政策具体怎么执行，还要看基层政府后续制定的方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民们不会对简单粗暴的政府计划让步。要想实现减排目标，政府必然要在各个层面上为农业转型提供政策和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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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