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鱼，真的“自由”了吗？

一、“三文鱼，滚出塔斯马尼亚！”

“Look at the biggest evil!”（“瞧瞧这个最大的恶魔！”）

房东John开车来接刚抵达塔斯马尼亚的我，路过巨大的三文鱼品牌“Tassal”标志，他气愤地嘟囔着。塔斯马尼亚是澳洲最南端的一个离岛，无工业、原始森林植被约占50%的面积。因此，在外界眼里，这里的渔产一向以“干净、优质”著称，塔斯马尼亚的三文鱼更是被宣传成世界顶级水产。在澳洲本岛的所有大型超市，都可以找到Tassal生产的三文鱼和其他鱼类。可真正走到生产地，听到的却是另一种声音：这里许多人坚决不碰这里生产的三文鱼，因为他们觉得——三文鱼很脏。人们不见得都去过三文鱼工厂，但在本地大大小小的市集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反对三文鱼养殖的贴纸、海报周边。

在我居住的霍巴特——塔斯马尼亚最大的城市里，2024年，在一次周末市集上，我就曾被本地环保组织鲍勃·布朗基金会（Bob Brown Foundation）的工作人员叫住。“我们不吃三文鱼，它很脏，对环境破坏也非常大。”他指着不远处 Tassal 的摊位，无奈笑笑，“但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它就在那里。”

他正在呼吁人们签字，督促政府尽快通过停止塔斯马尼亚三文鱼养殖业、保护塔斯马尼亚海域的政策。

在霍巴特附近的小镇Huon Valley，我参观了Tassal的三文鱼育苗池（salmon pond）。这里靠近澳洲最南端的海域塔斯曼海，海水冰冷，Tassal和其他小型三文鱼养殖场的地盘就在这。三文鱼先在这样的陆地池塘里长大，然后会被投放到海上的养殖网箱（salmon cage）。

而这只是三文鱼工业化养殖的一个缩影。2024年3月，我在霍巴特参加了一场鲍勃·布朗基金会组织的反三文鱼养殖抗议活动。现场播放的纪录片中，我看到，在集约化养殖三文鱼的网箱里挤挤挨挨塞满数十万条鱼，这些网箱漂浮于海面，鱼类排泄物、养殖所用的化学物质和鱼饲料营养物顺着网箱沉入深海，污染天然的海洋环境。

这样大规模倾倒氮、磷等营养物质，会导致有害的藻类大量繁殖，使岩礁窒息，将曾经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变成充满污泥的荒地。其实近年来，民间的环保组织一直通过抗议等形式问责政府部门，但三文鱼养殖场却依然屹立不倒——它们创收多、能给就业市场低迷的塔斯马尼亚创造许多工作岗位。

哪怕只是一个行走塔斯马尼亚岛的普通游客，我却也能感受到，对于三文鱼养殖场的纵容正在伤害这个“纯净”的岛屿。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塔斯马尼亚一侧的小岛玛丽亚岛，这里的海水湛蓝，岛屿原始而野性，是唯一可以看到大量野生袋熊的岛屿。可悲的是，这个几乎没有工业足迹的小岛对面就是Tassal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在果冻海底下，无数的渔场废水、沉积物漂移过来。

霍巴特2024年3月的反三文鱼抗议活动大概有数百人参加。他们不是专业环保人士，而是切实感受到家园生态在变化的普通人，许多都是生活在本地的中老年人。“根本不应该吃三文鱼！”他们气愤地抗议道。

海洋守护者协会（Australian 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成员David也参加了活动。他告诉我，三文鱼养殖公司会用大量的抗生素来控制鱼病。这导致三文鱼养殖场附近的野生鱼含有近5倍正常值的抗生素。而根据现有法规，鱼体内抗生素浓度只要在销售时符合规定就好了，对于使用总量和上限，并无限制。

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知道三文鱼的颜色并不天然。三文鱼那点可爱的橘粉色竟然是染出来的。养殖三文鱼的肉通常是深灰色，一点点的粉色来自一种叫「虾红素」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存在于磷虾等甲壳类动物中。然而，这还不够，这些三文鱼也会被合成虾红素“染色”。

因此，在抗议现场，本地人也告诉我，“这些恶魔三文鱼企业直接从鲸鱼和企鹅嘴里夺食，它们捕捞磷虾，用来喂养三文鱼，所以你看到的三文鱼粉粉的、橘黄的。这是对自然的犯罪。”

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塔斯马尼亚人对自然那种朴素的认同。他们谈论的不只是三文鱼，还会提到这里随处可见的袋鼠、袋熊，以及海里的鱼类，就像说起邻居一样自然。他们不把自己看作这里的主人，而是把自己当成这片土地和众多生灵的一部分而已。

因此，他们有许多为本地鱼类发声的时刻。例如，莫金鳐鱼已被塔斯马尼亚西海岸麦格理港的三文鱼养殖场推向灭绝的边缘。这是塔斯马尼亚本土的古老鱼类，与恐龙同时期出现。这是他们反对集约化三文鱼养殖的理由之一：养殖导致莫金鳐鱼唯一的栖息地麦格里港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2017-2018年，由于养鱼场存货过多，麦格理港遭遇了严重的低氧事件，100多万条养殖三文鱼和鳟鱼因此死亡，也可能导致了数百条莫金鳐鱼的死亡。

如今，莫金鳐鱼濒临灭绝，人们担心其数量已不足1000条。

今年，塔斯马尼亚再次爆发的反对三文鱼养殖抗议活动，就很好地验证了Volpato教授的结论。

本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澳洲环保局的一份报告。报告提到，在塔斯马尼亚另一三文鱼生产商，Huon Aquaculture的养殖场附近，被捕获野生鱼类样本体内的抗生素残留水平甚至比市售三文鱼所允许的最高值还高出十几倍。原来，今年2月13日至26日期间，Huon 的三文鱼养殖场通过鱼饲料投放了 1133 公斤抗生素土霉素（OCT），来处理三文鱼群大规模的细菌感染问题。

Huon Aquaculture隶属于全球最大的肉食品加工企业之一的巴西JBS公司。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曾在霍巴特的一家精品食材店看到过Huon包装精美、标注着“支持本地渔业”的三文鱼产品。打着这样幌子的企业，不知道还有多少呢？

因此，在三文鱼包装上标注“无抗生素声明”实际上是洗绿行为。“三文鱼养殖业正试图通过绿色标签、ASC（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等认证和健康声明来宣传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性，但尽管有这些尝试，该行业的核心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它依赖于多种形式的剥削。”Volpato教授说道。

有人可能会想，“累了，那我买野生三文鱼行吗？”

其实，我们现在不太可能买到野生三文鱼。

Vopalto教授提到，如今几乎不可能吃到真正的野生三文鱼。三文鱼行业声称自己在“保护野生种群”，但实际上，养殖场逃逸的鱼会与野生种群杂交，造成基因污染；同时，过去三十年消费量的飙升，也进一步推动了野生捕捞。事实上，大西洋野生三文鱼几近灭绝，北欧的河流已难见踪影，太平洋三文鱼在美洲和亚洲也遭遇危机，只有阿拉斯加还能维持一定规模。历史上，从鱼轮、刺网到人工孵化场，人类不断以技术手段扩大产量，却严重削弱了三文鱼的基因库和生物多样性，最终都让野生三文鱼陷入困境。

三、失落的野性 

野生三文鱼，都去哪里了？探索这个问题，也许要从它们“不仅是食物”的一面开始谈起。在过去，三文鱼并不只是人类餐桌上的一道食物，而是许多原住民眼中神圣的存在。塔斯马尼亚的经历，让我回想起 Volpato 教授在食物生态学课程里的讲述：在北太平洋沿岸，原住民把三文鱼奉为图腾，尊重它们不可逆转的天性，和激流之上的生命旅程。跳脱出“三文鱼=三文鱼刺身/食物”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动物，才会发现它们的生命壮丽而凄美。三文鱼的迁徙是一生一次、一去不回头的旅程。它们在内陆湍急的河流上游出生、成长，然而体内的“生物钟”驱使它们游向大海。于是，生长三年后，它们会游入数千公里之外的大海，身体适应从淡水到咸水环境的转变，然后在茫茫大海生活3～13年（不同品种的生命周期各有差异）。之后，它们的身体要再一次经历巨变——再次适应淡水，逆流而上回到出生地产卵——这是真正的挑战。

它们的迁徙不仅是自然的奇迹，也为森林、河流和无数生物提供养分。淡水地区周边的森林里，不少雀鸟、熊、水獭等动物好像知道大批美味可口的三文鱼会年复一年回到它们的出生地，所以会在沿途守候。比如，熊可以毫不费力、随手捕获跳起来的三文鱼，死掉的三文鱼则将宝贵的养料沉积在河流和树林里，贮藏在泥土里。这是生态的自然定律。

而工业化养殖则是把数百万条三文鱼关在网箱里，剥夺它们迁徙的天性。它们在狭小空间里不断打转，直到被宰杀。生物学家和动物保护组织指出，这种密集圈养对鱼类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的伤害。

Volpato教授提到，北太平洋原住民与三文鱼的关系截然不同：他们把三文鱼视为“宇宙的朋友”。原住民会为每年第一条被捕捞上来的三文鱼举行仪式，然后才会去吃掉它。他们相信，三文鱼是天赐的礼物和恩典。这样绝不竭泽而渔的态度，实际上是是以感激之情享用三文鱼，以尊敬之心回报三文鱼的慷慨。当三文鱼再次到来，人们会感受到，这些来自宇宙的馈赠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对比之下，现代工业养殖把三文鱼仅仅当作商品，一条条被计算成利润，毫无生命尊严可言。

四、结语

在塔斯马尼亚的超市里，15 澳元就能买到 150 克烟熏三文鱼，比最低时薪还便宜一半。我的味觉诚实地告诉我，它的味道不错。但我不会再购买它。感谢各位与我探讨问题的老师和朋友，帮助我在理智和食欲的天平上，往理智那边多放一些砝码。

食通社作者

Renso

东南亚三和大神，对没吃过的东西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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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裴丹 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