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处“仙境”，一个现实 | 生态村探访笔记（上）

食通社说

“生态村运动”是在1970年代席卷世界的社运热潮中的一支。自那时候起，各色的生态村从世界各地冒出枝芽，参与到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以及在公开场合积极表达社会诉求的队伍中来。本文作者先后拜访了美国和苏格兰的两处生态村实践，试图在比对中辨明：生活在“生态村”及“生态村”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冯可慧

从爱丁堡一路向北，在三小时的车程后，我终于在下午一点到达了离“芬霍恩生态村”（Finhorn Eco Village）最近的弗里斯（Forres）火车站。虽然只是刚过午后，天色已经在慢慢暗下去。走出车站，雨还下了起来。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这已是苏格兰日短夜长的冬天了。

火车站离芬霍恩镇还有30分钟的大巴车程。在巴士站，一个60岁左右的老先生走过来问我：54号车走了没？我说刚过去，他点了点头，便也坐下来一起等车。他问我是不是要去芬霍恩。我说是。他笑了笑说，到这儿的外国人大多都是去那儿的。

他这句话牵引出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段：三年前的夏天，我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中部的“亚高山地”（Arcosanti )——那是生态社区的另一个实践。在加油站等车的时候，一个美国小伙子也对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到这儿的外国人，大多都是去那儿的。

1 沙漠里的生态城市实验室：亚高山地

亚高山地的建筑风格多是小型、紧密且重视公共空间的多功能性的。好比上图中的穹顶，它不仅是个“会议室”，也同样是舞台，还是居民聚餐的落脚点。这样的实践与1970年同时期在美国大量兴起的“别墅+车库”类型的民宅有很大区分。这个核心理念源于保罗·索莱里从法国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论述中的袭承，即宇宙的发展会遵循一个“去物质化进程”的观点。保罗·索莱里认为，在这个“去物质化”进程中，“大规模的能源和空间”将会被“精神”替换，最终汇集到一颗抽象的“欧米伽之种”中。而建筑的任务，就是要成为这个进程中人类社会和精神进化的鲜活容器，而不是随着汽车的普及而大肆扩张开去。所以，在这个阶段，对于保罗·索莱里的实践来说，建出一个符合“人的维度”（human scale）的，能承担起的丰富多样的人类活动的住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各国的访客，总是热闹的居民会议，穿着朴素的当地居民，节能且极具手工感的房屋设计——这一切都让三年前站在沙漠阳光下的我惊奇，也埋下了让我日后继续关注生态村实践的种子。我在亚高山地前后呆了小半年，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在厨房里工作赚取自己的日常开销，还顺带拍了一个纪录片。我做的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好奇：这种与我的成长环境（城市）如此不同的居住地，到底是如何建设起来的？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是如何汇聚到一起的？集体生活又是如何能够成为现实的？

可惜的是，创始人保罗·索莱里已于2013年去世，这些问题没办法通过与他沟通获得答案，只能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探访得知一二。年轻时，保罗绘制的草案都不太能被当时的地产商接受，因为他的作品不太符合当时的潮流：让消费者获得尽可能大的独立空间。索莱里热衷于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利用空间，让生态的观念与建筑并行。在他50岁的时候，他拿出毕生积蓄，在当时还是无人区的沙漠里圈了一块地，即便没有资助，他也想要在那里把他画了这么多年的稿图付诸实践。

70年代的美国深陷经济停滞、环境污染、政治动荡的泥潭，许多年轻人都不想轻易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政府安排或置于资本的控制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索莱里在沙漠中的理想主义实践一下就吸引来了建筑系学生甚至全国的目光。在建设的头几年，就有200多个志愿者无偿参与到建设中去。这个沙漠中的未来之城，竟然还就真的这样一点点靠人力盖了起来，引来许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2 停滞20年，居民怎么看？

但是，当我2016年第一次来到亚高山地的时候，这里的建设是停滞的。虽然这里有40位常住居民，但已经有近20年没有任何一个大型建设项目启动了。最后一个关于“食物温室”的建设项目也由于决策层的阻挠而叫停。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资金。保罗·索莱里在世时便对各种资助方的资金来源特别审慎，除了接受个别个人资助者的捐赠外，他坚持通过售卖手工风铃、举办教学性质的活动来维系亚高山地的运营。在他去世后，居民们对于亚高山地是否应该接受外部资金的帮助有过许多激烈的讨论。

今年72岁的琳达是最初参与到建设中来的年轻人之一，也是我在亚高山地最好的朋友。她如今还在这里的制陶部工作，她的陶器是亚高山地为数不多的盈利项目之一，放在游客中心售卖，也有来自高端餐厅和博物馆的订单。她如今已经不住在亚高山地的社区里了。这几年来，她每天往返于亚高山地和40分钟车程以外的家之间，方便照顾生病的女儿。

刚来到亚高山地的时候，她才32岁，是个单亲妈妈。没有上过大学的她在社会上很难立足，也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次偶然，她路过正在建设中的亚高山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她带着女儿留了下来。当时这里还没有一座完成的建筑，她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在山脚下扎营地居住。参与到建设中的人有许多大学教授，在他们的帮助下，琳达系统研习了世界历史和美国文学。“这个地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改变了我，所以现在，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想要留下来。我不像别人，总有许多想法并热衷表达。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做好手头的事情。”

即便琳达常常跟我抱怨，每小时一次的游客团会让她感觉自己像个马戏班里的猴子一样让人观看，但每次一旦有来访参观的人经过，她总会面带微笑地给它们解释：她做的陶瓷风铃即便很小，但其实和亚高山地的穹顶是一样的制作方法。因为她心里知道，只有新人不断加入，才能让亚高山地继续运转下去。“索莱里去世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新的领导者。有的人等不及了，就走了，不愿意在混乱中浪费生命。但我已经这么老了，要是我不在这儿，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儿，还跟她成为朋友呢？” 这是属于琳达的幽默。

3 建筑实验室还是生活社区？

缺少资金、失去了有号召力的领导者、建筑构想脱离于现实处境，这是亚高山地的现状。但在我的观察中，似乎还有一个问题更亟待解决。我发现到这里来参加工作坊的年轻人，大多都是学建筑领域的学生，或者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建筑师。我在那的小半年里，一拨拨人来了又走，关注的大多是如何能继续推进亚高山地在建筑理念方面的更新和实际建设项目的落成。无数的媒体视频、新闻文章中对于亚高山地“城市实验室”身份的一再渲染给了来这里生活、学习的人一种幻觉式的存在感：我们来这儿是干大事的，是要去讨论出一个未来城市的模型。

但一个可持续的实践，永远要基于具体的生活本身。在这里讨论新的建筑方案的学者，可能在这呆两个月，至多半年。而把这里当家的居民，则居住了短则5年长则40年的时间。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所关注的社区问题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有限资金的限制下，顾得上客房床品的干洗费，就顾不上修居民家里的下水道；顾得上增加游客体验的基建建设，就顾不上社区厨房的新鲜蔬菜。这似乎从来都是个两难的选择。

“食物温室”之类的有益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提案，只有少部分人在讨论。而食物无法自给自足，影响了许多长期居民的生活。不去食堂吃饭的家庭，常常要驱车40分钟，才能找到超市买菜。许多家庭在有了小孩之后，只能离开这里到别处居住。我认识的一对曾经在此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夫妇，也正是“食物温室”项目的提议方，在和理事会协商无果后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离开了亚高山地。而他们曾是建设这个地方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大儿子也是第一个出生在亚高山地的孩子。

我在亚高山地的生活，起始于我对于“替代性社区”运行逻辑的好奇，终止于我认识到了对于生态社区而言，如何平衡长期、短期居民各自的利益，是一个十分难解的论题。在社区厨房工作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到冷库挑选食材。来来回回都是那么几样：番茄、土豆、洋葱、花菜、豆子罐头，难以想象每日以此为食的长期居民作何感想。送菜的大货车每两周来一次，把冷气十足的库房塞得满咚咚的。而当我把番茄切开，看到果肉里边的乱糟糟的纹路时我就知道，这颗番茄其实根本没什么番茄的滋味。对于一个实验性社区而言，其建筑的形态和理念固然是重要的，但若因此忽略了在其中软性生活的部分，那么所谓的“可持续”生态建筑，持续的也就仅是建筑本身了。

4 生态村运动能连接未来吗？

完成《亚高山地》纪录片之后，我对“生态村”、“生态建筑”、“可持续实践”等词汇产生了疑问。以亚高山地为例，建设者为了让人拥有更多的自然空间，把居住点定在峭壁上，但从居民们日常生活中，却很少发现居民们去亲近自然、灌溉的土地的行为。

瑟瑟地躺在冬日的卧房中，这个没有实现保罗·索莱里理论中本应当“通过温室气体供暖”的斗室内，我开始思考亚高山地实践中欠妥的逻辑。这和如今市面上打着环保的旗帜，实质是鼓励买家去消费新一轮产品的企业有什么区别呢？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行为体，所关心的部分似乎一直都是自己领域内当尽却未尽的雄心。“可持续”、“环保”和“个人主义”、“独立空间”一样，似乎都变成了一张张可以随时被更换的牌匾。然而，从特定学科出发的实践，应当在哪个阶段与更宏观的讨论汇聚？是否需要这种汇聚？处于实践中的个体，又应当在哪个时刻开始有意识地界定自己的位置呢？

在亚高山地的公共阅览室，我发现了一本书：《连接未来》（Linking the Future）。里面介绍了在70年代掀起的生态村运动中的三个中坚力量，它们分别是美国的亚高山地，印度的太阳村（Auraville），和苏格兰的芬霍恩生态村(Findhorn)。在80年代中期，生态村正实践得火热，这三个村庄间常常进行村民的交换项目，让各自驻地的管理者到“邻村”学习、交流。我心想，也许我需要将亚高山地的个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实践空间中考察。

虽说这三个项目都贴着“生态村”、“实验性社区”、“替代性居住方式”的标签，但它们的建设起点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生活过的亚高山地，如前文介绍，发端于对生态建筑的实践；印度的太阳村，则是基于文化、环境可持续的社区营造的实验；而苏格兰芬霍恩生态村的出发点相比起来显得有些不起眼：它始发于一群爱种菜的人们，想在一起用朴门农法种出自给自足的食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里才进而壮大成了一个村落。

机缘巧合，我来到了苏格兰念书，心里总感觉应该去芬霍恩生态村看看。但直到毕业前夕，我才踏上旅程。在芬霍恩的匆匆三日，也许连管中窥豹也谈不上，但所见所闻，又似乎在处处回应我去亚高山地前的好奇，和纪录片完成后的疑问。

下期预告

生态村运动中的另一个实践支流，苏格兰芬霍恩生态村，在半个世纪后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与亚高山地的发展又有着什么样的呼应关系？敬请期待本文的下篇。

作者 ｜冯可慧

纪录片拍摄者，自由撰稿人。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人类学系。

编辑：天乐

图片：除说明外均由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