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平台工人立法，新加坡如何破除零工困局？
近几个月，无论是杭州“单王”猝死，还是骑手向保安下跪，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平台工人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过去十几年，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在中国更是成为一个与城市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但与之相伴的却是平台工人遭遇低薪资、低福利、缺乏劳动保障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案》被视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能够为中国及其它国家解决平台经济的劳工保障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从一部短片说起
2021年8月末，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年度国庆群众大会（National Day Rally）上播放了这部三分钟的短片，片名Kejar，马来语“追赶”的意思。
影片记录了一位年轻骑手“追赶”算法的一天，从一个订单赶往下一个订单，期间因为遭遇被狗叫惊吓后食物落地、餐箱容量不够，以及帮同行修理摩托车，最后差一单没完成当日30单的单量，没能拿到90新币（约合人民币488元）的奖金。
李显龙以这部短片为例，提出了他对以平台工人为代表的低收入人口的关注。“他们为Foodpanda、GrabFood、Deliveroo这样的平台服务。我们总是能见到他们日夜为我们送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份工作很辛苦，而大多数人收入不高。”
此时正值新冠德尔塔病毒肆虐，因为疫情，新加坡经济在2020年出现了1965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下滑，失业率创下了最近十年的新高。
国庆群众大会是新加坡每年庆祝国庆的系列活动之一，从独立一周年开始，每年由总理发表演讲，讨论国家面临的挑战、经济形势、未来目标规划等，相当于美国的国情咨文报告。2020年大会因疫情取消。一年后，李显龙在一系列挑战中，提到了低收入劳工，以及提高他们收入的一系列举措——除了疫情期间的紧急援助，他们更需要系统性的支持来实现收入增长。
他特别指出，骑手实质上就是雇员，但由于与平台没有雇佣合同，他们缺乏大多劳工享有的基本工作保障，如工伤赔偿、组建工会和雇主缴纳公积金。与此同时，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类工作，“人力部正在研究并将进行咨询。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为这些工人提供更有保障的未来”。
由于外食方便且人工成本较高，疫情前新加坡的外卖行业增速并不快。然而，Statista数据平台的信息显示，2020年新加坡送餐服务和食品杂货快送服务的总收入分别增长了68.8%和40.9%，创历史新高。
外卖平台Deliveroo在2022年10月公布的消费者调查显示，疫情让新加坡人“拥抱”送餐服务。60%的新加坡人表示，与疫情前比，他们现在更频繁地使用送餐服务。而70%的人说他们每周至少会使用一次送餐服务。
新加坡有十几家网约车和送餐平台，工人总数七万多，在2022年超出八万，之后又回落，约占本地劳工总数的3%。这些平台工人中有一多半在50岁以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2021年他们月收入的中位数为1500新币（约合人民币8128元）。而新加坡总体月收入中位数约为5200新币（约合人民币28178元）。
202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在调查了将近1000名平台工人后发现，他们中的94%表示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压力，84%的人担心他们不能存下足够的钱养老。
从2021年到2022年，有五名送餐和送货平台工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亚洲新闻台2022年7月采访的12位平台工人中，仅有一位表示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或接近事故的边缘。包括GrabFood、Foodpanda和Deliveroo的主要平台会为骑手购买保险，但并不提供其它的基本福利。
《Kejar》一片的导演默罕默德·如扎尔·本·马瓦滋（Mohammad Ruzhael bin Marwazi)2021年时才20岁，是新加坡工艺教育中区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专修电影制作。马瓦滋在18岁生日当天就注册成为骑手，和哥哥一样是为了补贴家用。同样地，参与演出和制作的朋友们也多数有送外卖的经历。
马瓦滋在获奖后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表示，疫情改变了人们对送餐骑手的看法，将他们视为“服务社区的英雄”，“但许多人并不清楚他们经历的困难，所以我希望能展示出这些困难，成为推动改变的力量。”
在2021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提出，提高低收入劳工的收入需要各方付出，包括劳工本人提高工作技能，政府和雇主的支持和消费者的贡献，“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必须贡献一份力量，为一些喜欢的东西多付一点钱。”
二、通向更有保障的未来
按照新加坡现行法律，平台工人收入的8%到10.5%会强制存入他们的保险储蓄账户MediSave，而平台则无需为他们缴纳任何养老、医疗及住房公积金。
从工伤的角度来考虑，平台工人在路上的时间很多，出事故的机率更大，但工伤后却缺乏经济支持来保障生活。
与此同时，因为平台工人不算雇员，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因而没有集体谈判和解决争议的有效机制。
委员会随即公开征求意见，并与消费者、平台工人以及平台公司开展沟通。2022年8月，在委员会的建议下，政府、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平台公司以及工会代表成立了一个平台工人的三方协商工作组。
“三方协作”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下形成的独特劳资机制。在1960年代初以前，新加坡面临政治不稳定、高失业率、频繁罢工和社会动荡，劳资关系充满对抗。独立后的1972年，新加坡首个三方协作机构——全国工资理事会（NWC）——成立，将政府、雇主和工人聚在一起，制定工资指导方针，以实现有序的工资增长，防止可能阻碍工业化进程的薪资纠纷。
平台工人三方协商工作组成立后，开始召集各方进行沟通，在第二年提出了一系列的立法推荐，包括平台工人代表机构获得授权的流程、谈判范围和正式协议的制定，以及解决分歧的方法。新加坡人力部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了他们的推荐。
三、《平台工人法案》通过
法案指出，平台会对工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平台与平台工人之间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的雇佣和自由职业，因而在现有基础上新增平台工人这个类别。
法案要求出生于1995年1月1日及以后的平台工人必须缴纳公积金，在此前出生的平台工人因为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购房和退休方案，可选择加入，非强制。平台工人和雇主缴纳的公积金份额将逐渐增加，直至达到现有雇员及雇主的比例。而政府将成立一个平台工人公积金过渡支持计划，一定程度上补助平台工人因为缴纳公积金而减少的到手收入。
与此同时，平台需为工人购买与雇员同等标准的工伤赔偿保险，双方也都有义务避免事故的发生。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可以要求赔偿——包括医药费的报销，病假期间的收入损失补偿，以及在残疾或死亡时的一次性赔偿。如果骑手同时为不同的平台送餐，那么这些平台需共同承担赔偿。
为了保证平台工人的安全与健康，人力部以及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正在与平台行业合作，共同制定一个基本的安全操作规范，并在九月公开征求意见。
法案还要求设立平台工作协会，代表平台工人与平台谈判。人力部将指派人员来规范和监督平台工人协会的活动。
法案指出，《平台工人法案》的制定旨在加强社会契约，在这个契约中，每个人——平台运营商、平台工人和消费者——都在支持平台工人保护方面发挥作用。
新加坡新任总理黄循财当天在脸书上写道：这样的成功来自于我们强大的三方协作机制。我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同时对工人和企业有利的方案，在保证公平待遇的同时，保留了平台工作带来的灵活性，这是我们在持续增强社会契约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新加坡《平台工人法案》的价值在于尝试从细节和规范层面去处理平台经济领域劳工保障的难题，例如：如何界定平台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如何防止平台将成本转嫁给工人、如何确认平台工作的工伤赔偿范围、如何加强平台工人在算法透明度方面的话语权等等。
然而，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案》并不能完全被视为中国面对这些难题的现成答案。例如，新加坡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认为，通过确保消费者与工人有权利更换平台，各平台间的市场竞争将会制衡平台将成本转嫁给工人。但是，中国的外卖平台趋于垄断，这样的制衡机制未必奏效。又比如，中国的平台劳工具有高度流动性，在患有重大疾病时，大多会选择回到户籍地治疗，这使得他们并不愿意在大城市缴纳医保。
如果想要在建设性层面推进世界各地平台工人的劳动保障，还有许多类似的细节需要放置到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下进行比较和考量，但是毫无疑问，作为全球率先为平台劳动者设立专门法律保障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平台工人法案》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编辑：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