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肉大辩论：活的死物？死的活物？还是从未出生的“生命体” ？
作者 | 廖芜
正在美国东岸攻读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的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新兴食物科技的社会反响和管理问题，可持续发展与其他相关环境议题，以及公众在不同时期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转变。
– 食通社说 –
在探讨食农黑科技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食物的文章中，齐苗对植物工厂、人造肉等由资本主导的技术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做了一些讨论。今天的文章则换一个视角，通过梳理哲学家们对人造肉的伦理思考，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技术、动物、食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当哲学家们谈论人造肉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谈论人造肉的文章总是避不开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因为他在《河滨》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中聊到，希望未来实验室可以专门培育动物的某些部位，来解决吃鸡只吃鸡胸肉的西方人的尴尬。这应该是西方社会里最早公开聊到关于人造肉技术的文章之一。
丘吉尔早在1931年就表达了对未来人造肉的畅想。图片来源|Food Safety News
本文讨论的人造肉特指：将动物的细胞与母体分离后放到培养皿中，再通过细胞自行分裂繁殖来制作的“人造肉”。而不是大家平日所熟知的“素肉”，即用植物纤维做成的“肉”。以Beyond Meat公司产品为代表的“素肉”已经能在国内外的许多超市里购买了，但以Memphis公司产品为代表的，以细胞分裂繁殖技术为基础“人造肉”产品，则仍然还在研发中。
然后人们的目光大概会转移到荷兰，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荷兰医生威廉 ·范艾伦（Willem van Eelen）就意识到了人造肉技术的可能性，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取得了人造肉技术专利。
人造肉汉堡中牛肉生产过程图解：在实验室中提取牛的组织细胞，继而在6周的时间里培养成肌肉纤维。20000个这样的肌肉纤维经过上色、粉碎、搅拌、成型等程序，就能成为一片汉堡肉饼啦。图片来源|Future Meat Technologies官网
而在这个世纪初，也有两个关于人造肉的项目正在进行。一个是由美国NASA资助的研究项目，他们试图用人造肉技术来解决太空旅行的食物问题。另一个则是由一群生物艺术家（bio-artist）发起的“生物组织培养与艺术项目”（Tissue Culture and Art Project）。他们将人造肉的创造看做一次艺术和科技交汇，想借此去探讨，艺术和生物科技的合作是否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实验室伦理问题的思考。
“生物组织培养与艺术项目”在2004年的作品：没有被害者的皮制品。图中呈现的是一件在电子科技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无缝的“夹克”。制成这件“夹克”的主要材料是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聚合物(Bio-degradable polymer connective)和骨头细胞(bone cells)。艺术家们想借此呈现“构建没有受害者的社会”这个许诺本身的讽刺性。图文来源| www.tca.uwa.edu.au
作为一个基本上只对食物科技感兴趣的科技小白，每当谈到人造肉时，我都会仔细聆听一下大家是如何介绍这项技术的贡献的。以下是大多数人会在讨论中排列组合一番的论点：
1. 人造肉的出现有助于减少肉类生产的土地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肉类生产对自然造成的污染。
2. 保护动物权益，减少食物生产中的动物杀戮行为。既能满足人们的饕餮食欲，又能保护生物多样性。
3. 通过控制肉产品的细胞组成，从而满足消费者对特定脂肪与其他营养的需求，提高肉类生产的效率 （即只生产消费者最想要消费的部分）。
4. 生产过程全程可控，可以最大程度保证食品安全。
2016年，中国承诺要于2030年将国民肉类消费量减半。2017年，中国和三家以色列人造肉公司签订了高达3亿美元的贸易合约，并开始逐步引进他们的人造肉产品。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好一阵的讨论。
2018年9月，其中一个叫“未来食用肉科技”（Future Meat Technologies）的公司的CEO来上海进行了第一次演讲，并在演讲前接受了媒体采访，介绍他们公司在人造肉技术上的突破进展。而在媒体文章发表后，我观察到多数读者的反馈都比较负面，除了指责这项技术的不自然，不必要（读者提到，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通过豆制品制作素斋的技术。光是在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便有记载多种素斋的烹制方法。详见中华书局出版的《齐民要术·下》），无法真正确保食品安全，还甚至有人指责这是个商业阴谋，这些公司在拿国人当小白鼠。
未来食用肉科技公司创始人Yakov Nahmias，正在观察培养皿中的人造肉样本。图片来源|Future Meat Technologies
这样的反馈令我意外。我个人虽然也对这项技术的发展方向持保留态度，但在这一长串的发展前景面前，我还是有那么一丝犹疑——心想，或许这就是我们逃不过的未来吧。可是，人造肉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是否就只是这一张优点清单呢？如果我们未来的餐盘里真的盛上了试管肉，我们与食物、动物和自然的关系会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的身体，会对吸收这样的食物做出什么反应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寻找哲学家们对于人造肉的思考（也包括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哲学性思考）。本文将要介绍的三组哲学家，他们的观点迥然不同，出发点也鲜有交叉。但他们都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人造肉的议题产生那么多不同的反应、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反应，以及如何在未来应对这项技术。在他们的论证和说理中，你可能会兴奋、认同，或失望、抗议。但希望你能因这篇文章重新思考：当我们在讨论以人造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时，除了讨论与它们相关的各种数字指标，我们还可以讨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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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肉：活的死物？死的活物？从未出生的生命体？
Neil Stephens，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研究人员 图片来源| 网络
尼尔·斯蒂芬斯（Neil Stephens）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介绍中常常带着社会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名头。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他提出的“本体未定义物”（as-yet undefined ontological object）的概念，常常被讨论人造肉议题的学者们争相引用。斯蒂芬斯在他讨论人造肉的论文中，简要介绍了人造肉的发展过程，并审视了人造肉公司与动物权益人士结成新同盟的现实。
本体未定义物，最初出现于Neil Stephens在2010年发表的《试管肉：菜单上的僵尸？》（In Vitro Meat: Zombies on the Menu）一文中。
最为重要的是，除了这些直接的伦理思考之外，他也从本体论出发列出了更多亟待人造肉相关研究者回答的问题：“通过细胞培养的鸡肉能算得上是真正的鸡肉，甚至是鸡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与一整只鸡，或与一块真正的鸡胸肉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是相同的吗？我们需要建立怎样的认知系统，来让这三者都被定义为鸡肉呢？它们之间具体的亲属关系是怎样的呢？同时，试管鸡胸肉技术本身，内含了什么样的政策导向呢？它究竟是会对环保有贡献，还是对环境造成威胁呢？它究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动物保障手段，还是对动物作为完整生命体存在方式的一种否认呢？”
在斯蒂芬斯看来，这些问题被解答之前，人造肉将保持一种“本体未定义“的状态。人们将通过不同的本体层次来接近它，做出各自对人造肉的定义，这种社会性的讨论势在必行。毕竟，我们尚不知道它是“活着的死物”（living-dead），“死了的活物”（dead-living），还是“从未出生的生命体”（living-never born）。
牛会怎么看人造肉？拍摄|Thinkstock and Reuters，制图|Lisa Larson-Walke
就这样，斯蒂芬斯在人造肉研究的路上继续迈进。2018年，他和其他五位学科各异的作者发表了《将人造肉引进市场：细胞农业面临的技术，社会经济与管理挑战》一文，综述了至今一百多份人造肉相关论文，试图告诉读者，除了伦理问题外，我们仍需要关注与实施这项技术有关的其他因素，包括技术挑战、监管空缺、市场反馈和其将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斯蒂芬斯对于人造肉的质疑并没有让他成为科学家的敌人。反而，在我去年十月与斯蒂芬斯的访谈中，他表示他曾参加过多场人造肉相关的科技峰会，并和许多科学家成为了老熟人。科学家们非常欢迎斯蒂芬斯从人文学科的角度给出对人造肉的建议，并试图从科学与商业的角度对他提出的看法进行探索。
人造肉漫画，图片来源| 网络
那么，“如果未来人造肉进入市场，你会尝试吗？”我在访谈的最后询问道。他想了很久，说，“我不想给你一个会或不会的简单回答。人们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不会意识到，当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们对企业的态度，对科技的思考，对自然的责任。所以，我不回答，或者说我的回答是，‘It’s complicated.’（“这很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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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伦理引导技术：用人造肉解放动物？
Peter Singer在香港街头，图片来源|网络
与斯蒂芬斯的观望态度不同，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学者们清晰地表明了自己支持人造肉的态度。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是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任普林斯顿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最让他受到广泛关注的，是他在1975年出版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一书中给维护动物权益的群体提供的伦理基础，和他之后为动物争取权益而做出的种种斗争。
《动物解放》2009年新版本的封面 图片来源| 网络
在《动物解放》一书中，辛格讨论了一种常被忽视且十分微妙的“物种歧视”概念，我在此试图以最简洁的方式总结一下。在他看来，一只猿和一只牡蛎的基因差别，远远超过了猿和人类的基因差别。但是，我们却经常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把所有动物看作另一个整体。辛格想借此点出，人类所设置的“人与动物”之间的所谓天差地别是多么地虚伪和武断。
既然这个社会开始接受并且鼓励女性与有色人种争取与白人男性相同的权利，那么我们也应该重新考虑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基于此，他提出了为动物赋权的伦理基础。辛格提出的“感受痛苦论”中解释道，因为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所以在道德上，它们作为生命体的痛苦与快乐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就呼吁人们将动物和人类的利益放在一起考量，不要忽视它们的声音。
正是在这样的伦理驱动下，他2013年就在卫报上发文，表示自己非常支持人造肉技术的发展。他重点强调了这项技术在减少动物杀戮痛苦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上的积极作用，并在结尾说：等到人造肉在超市上架的那一天，他这个坚持了四十多年的素食主义者一定回去捧（开）场（荤）。
培养皿里的“猪”“牛”“鸡”，图片来源| AgWeb
无独有偶，与辛格拥有相似立场的学者们，也在论文中详细地回应了人们对于人造肉技术的忧虑。帕特里克·霍普金斯（Patrick Hopkins）和奥斯丁·达西（Austin Dacey）在2008年共同发表的《素食肉：科技可以拯救动物也满足食客吗？》一文中，罗列了十多项公众与学者反对人造肉的理由，并逐个反驳了这些理由之间的矛盾之处。
例如，人们质疑在无菌空间里生产出的人造肉的安全性，但又担心现有肉食的源头污染；又如，人们想减少放牧带来的草场化现象，但又对于通过控制自然来生产肉类将带来的后果十分恐惧。霍普金斯和达西通过指出这些观点之间的自相矛盾之处，来思考究竟什么才真正是对于自然的敬重、对动物的尊敬。
他们质疑：为什么我们要以一种如此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可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技术呢？霍普金斯和达西总结道，考虑到人造肉技术对于我们解决伦理困境的帮助，我们应该对它更包容。他们还呼吁，希望在未来，更多的从伦理角度出发产生的观点可以逐渐开始指导新技术的发展，从而让世界变成人们想看到的样子。
来自作者的题外话
辛格虽然享誉全球，但是在西方生物伦理学界却是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曾表达的两个观点，引来了相关学者和残障群体的一些异议。在他的著作《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 1979）中，他表达了自己可以接受严重残障的婴儿被安乐死的观点。在之后的访谈中，他又表明自己不愿意收养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并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自己便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为完全理性且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有人曾追问辛格，残疾人这个群体在他心目中的物种阶级里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是否比得上他心疼的动物呢？
实践伦理学的中文封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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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新技术背后的社会隐患
然而，在辛格一行的对立面，许多科技哲学家都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于人造肉技术的担忧。在他们看来，功利主义者们极大地看轻了这项技术有可能会引起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反对此项技术的哲学家们还认为，与人造肉技术有牵扯的利益团体所期待从这项技术中得到的益处，其实并不一定能够实现。
怀亚特 · 格拉斯基，莫里斯维尔州立大学的科技哲学副教授。
图片来源|网络
让我们从怀亚特·格拉斯基（Wyatt Galusky），来自莫里斯莫维尔州立大学（Morrisville State College）的一位副教授开始说起。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科学与技术研究系毕业之后，格拉斯基的主要研究主题之一就是去探讨“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社会活动联系起来的可能性”。
在《技术作为责任：失败，作为食物的动物和人造肉》一文中，他重述了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定义：技术是我们适应、了解自然与世界的方式。他指出，在这个适应与改变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技术本身就包含着责任，将完全崭新的事物带来这个世界的责任。
怀亚特 · 格拉斯基在莫里斯维尔州立学院以《科技作为责任：失败，作为食物的动物和人造肉》为题的讲座海报。图片来源|网络
比如说，当肉类生产越来越依赖于改变动物的生存习惯和与自然循环的隔离时，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将不断简化，与生态的关系更有可能变成单方面的控制。而当这样高度工业化的“自然”出现问题时，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希望寄托于新的科学技术突破。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自然逐渐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褪色消声，只能通过技术去获得一个与自然无关的、更为便捷的生活。这样的愿景看似美好，但却有一个问题：在那样一个高度管控自然的系统里，一旦出现一点差错或失败，其影响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人造“自然系统”消化、适应科技失误的能力会越来越弱。“可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系统总是不完整的，所以失误是极难避免的。” 格拉斯基在文中如此感叹道。
这种“自然管控论”也让我对人造肉与动物权益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在未来，当人们餐桌上的肉不再来自一个活生生的动物，与动物的连接也不断减少，那时候的孩子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吃的鸡究竟长成什么样子，那么人类真的是在推进一种更为友好的人类-动物关系吗？还是在变相地否认了家畜作为生命体的存在的独立性呢？
在另外一位生物伦理学家雅各布·梅特卡夫（Jacob Metcalf）看来，这就是人造肉最大的问题。与其说人造肉许诺了一个我们与自然的更美好的关系，倒不如说，它将生物体变成了生物反应器，人们只向其索取需要的部分，而忽视没有直接用处的那部分。在他看来，人造肉技术预示着的，是整个社会的实验室化。
雅各布·梅特卡夫，他现在运营着一家科技伦理咨询公司。
图片来源| 网络
实验室给了人们一个万事可控的假象，无形中许诺着一个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标准操作可以防止食品污染，有了人造肉人们就不会猎杀动物，大规模生产人造肉就有可能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但实际上，实验室不可能控制一切，更不可能真空存在。而食品污染，动物保护，饥饿人口的问题则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中，它们并不会随着人造肉的大量生产消弭。相反，如果人造肉技术在未来大规模发展，广告、资本、媒体应声而上地推动，则有可能在延年累月中让“肉”在人们的认知中慢慢异化。而到了最后，人们极有可能会失去以食物为媒介去认识自然的愿望和途径。
这当然不是要否认人造肉技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可以起到的辅助作用，但我所想强调的，是将伴随这些辅助作用浮现的一个新的“人-动物-自然”之间的权力关系网。在这个新的网络当中，先进的生物技术未必会带给动物真正的主体性与自由，而是再一次强迫它们以技术想要的方式与人类产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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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戏剧化预演
同样提到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见解的还有米歇尔·科塔尔斯（Michiel Korthals）和克莱门斯·德里森（Clemens Driessen）。他们在2012年发表的《养猪塔楼和人造肉：透过设计看道德世界》一文中重述了海德格尔过去的警告：“技术”不仅总是在引导人们乐观、功利、数据化地认识这个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还会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塑造人们世界观的能力。两位作者认为，类似于人造肉这样的技术，或许呼应了海德格尔的预言：一些技术充分展示了技术的极端性。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造福人类，而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突破而突破，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在技术的更迭中乐此不疲地涌向新产品，却忽视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在无形中被塑造着。
米歇尔·科塔尔斯，现任慢食大学食物哲学教授（左）克莱门斯·德里森，现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副教授（右）图片来源| 网络
这两位作者也同时讨论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人造肉产生的思考。对杜威来说，在这些拥有无数承诺的技术真正到来之前，每一次社会性的讨论其实都是一次戏剧化的预演(dramatic rehearsal)，一次对问题潜在解决方式的集体性反思。而在这些预演中，人们本能性的厌恶可能是自己都还未意识到的道德判断。只有将所有人的反应都认真对待，大家才有可能在多方的讨论中，了解到自己该拿这个新技术怎么办。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有70.6%的消费者对人造牛肉感兴趣，相对应的猪肉为69.1%，家禽肉62.9%，鱼肉45%。 制图| Lou Patrick R. Mackay，数据来源|Attitudes to in vitro meat: A survey of potentianl consu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PLOS
这篇文章不是一份卢德主义（对新技术和新事物的盲目反抗）的檄文。相反，我对许多人造肉科学家的浪漫主义幻想充满了欣赏。但是，当人造肉这个概念走出实验室，它就不再只是浪漫化的叙述了，而将变成陷入复杂社会关系的行为体。基于此，所有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都要小心应对。正如斯蒂芬斯所说的，“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其实也在表达对企业的态度，对科技的思考，对自然的责任。”
这同样是我对人造肉技术的态度。在学术、商业和科技视界之间穿梭，我越来越体会到要平衡围绕在人造肉议题周围的众多因素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所以，比起武断地表明立场，我也和斯蒂芬斯一样，更愿意仔细观察技术与讨论的每一步发展，努力将之前没有被关注到的论点和被忽视的相关群体邀请进讨论社群中。
关于人造肉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达成共识，但也许在这样激烈的论证中，我们能找到一种与新技术相处的方式：去客观地了解并直接地讨论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决绝地回避它。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思辨中发现那些真正让多数人受益的创见，也同时让新技术的来龙去脉更清晰地展现在公众视野面前。
如果这篇文章让你获得了这方面的思考，请务必让我们知道。如果它让你感到被冒犯，被质疑，甚至怒气冲冲，那也请留言让我们了解。
请就把它当做，人造肉真正来临之前，我们的一次戏剧化的预演吧。
编辑：棒恩乙
版式：妞妞
参考文献
Bringing Cultured Meat to Market:Technical, socio-political, and regulatory challenges in cellular agriculture, 2018
Vegetarian Meat: Could Technology Save Animals and Satisfy Meat Eaters,2008）
Technology as Responsibility：Failure, Food Animals, and Lab-grown Meat,2014
Pig Towers and In Vitro Meat: Disclosing moral worlds by design,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