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稣故乡到以色列基布兹，探寻人类共同体变迁 | 在死海寻活水（下）
食通社说
《在死海寻活水（上）》中，方平老师详细介绍了以色列如何把生态作为技术研发的出发点，因地制宜发展出一套农业技术，生产食物。但除了技术，特殊的社区组织与生产关系，也让这个颠沛流离的民族，真正在“流奶与蜜之地”扎下了根。
《在死海寻活水》的下篇，方平老师将带我们前往拿撒勒村和基布兹社区，介绍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共同体，并尝试从它们的变迁中，提取对中国乡村振兴有益的启示。
走进2000年前的人类共同体
良好的村庄或社区共同体，是通过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在成员间形成有机关系，建立共同价值的机制。一旦能形成有机的人际互动和管理结构，共同体就会像被赋予了生命一样，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从加利利湖向西驱车两个小时，就是著名的耶稣故乡拿撒勒。教会组织在城中心搭建了拿撒勒村（Nazareth Village）。它是一个旨在展示2000年前生活情况的景点。游客可以身临其境，体验当时当地的食物生产和农户生活。来到这里，我们仿佛搭乘了一台时光穿梭机，回到公元一世纪，窥探当地村庄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拿撒勒村提供的食物，极具当地特色。有小麦做成的烤饼，应季蔬菜做成的色拉，腌制的橄榄，以及特色的鹰嘴豆泥和椰枣泥等。而这些食物背后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就是一幅当地农业的画卷：朴实的农牧民，围绕着产于本地的小麦、鹰嘴豆、椰枣、橄榄、牛、羊等主要经济动植物，进行生产和消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编织着自己的平凡生活。
饭后，我们走进拿撒勒的“村庄”，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生活面貌。工作人员扮演成2000年前的“古人”，给游客介绍当年人类形成的共同体的集体劳动和生活，比如：游牧、纺织、建造，以及居住环境。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现在很接近。人们主要从事游牧业和旱地农业。牧民放养绵羊，并从羊身上获取羊毛——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纺织原料。
食物推动人类形成共同体
拿撒勒村对当时生活的复原，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共同体最初的形成过程。首先，食物作为连结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媒介，对形成社群交流起关键作用。集中的橄榄油榨油坊和小麦磨坊，让各家各户能集中起来，统一进行食物加工。由此，逐渐形成了交流、交换和后来的集市。
其次，在各家各户交流的过程中，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能够慢慢形成。他们在集市里设立的原始会堂，把村民和流动的牧民、以及来自远方的商人都集合起来，神职人员在这里布道，启示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
换句话说，市集和会堂有助于增强共同体凝聚力，是形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这种凝聚力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日常交流；另一方面则是会堂辩论，它能形成最主要的社会舆论，帮助人们实现最基本的共同体价值认识。
最后，通过创立宗教等，成员们既对共同体产生进一步的价值认同，也对天地形成敬畏之心。这种认识，反过来指引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了共同体。
中东地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很接近中国传统村落中的市集或庙堂。在食物的交换过程中，市集的发展，有助于形成更大的村镇。这时，大型的庙堂应运而生，人们通过对先祖和自然（如龙王庙、土地庙）的敬拜，形成了大范围，甚至超越了宗族关系的价值观共识。
这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成员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共鸣必不可少。在华夏文化中，这种共鸣尽人皆知。也许我们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敬重、以及对长辈的敬孝，能够成为华人重新认识可持续农业，构建可持续共同体的基本价值。
共同体的变迁：当代基布兹的更新
走出复刻2000年前生活的拿撒勒村景区，我们来到了当代的共同体——基布兹（Kibbutz）。目前，以色列四分之三的基布兹实现了更新：它们把多数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对外开放，每年能吸引全球大量游客汇集在此，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的旅游观光产业。我们有幸参访的卡丽亚（Kalila）和隐基底（En Gedi）两个基布兹，就属于更新成功的典范。
卡丽亚基布兹位于约旦河西岸地区，于1929年建立。但在1948年遭到约旦人的占领和破坏，再于1968年六日战争后重建。2017年有399名成员。通过两代人的努力，卡丽亚基布兹，现在已经成为了朱迪亚沙漠中的绿洲，并在10多年前，成功转型为一个旅游景区。
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产业融合发展，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反思的对象。很多商业资本涉足传统共同体，划破了当地的平静，如广西桂林、云南丽江、台湾阿里山等等。以我在以色列所见，当地没有居住超过5代人以上的所谓原住民。主流的文化，在这里更多强调对于犹太民族经典的记忆与传承（比如犹太教的《托拉》）。目前，吸引外来的年轻人和国际游客，似乎是多数基布兹更新发展的方向。
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需要以一种现代的姿态重新被呈现，才能释放出它应有的影响力。全球各地的成功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案例，无不指向其背后的商业与市场逻辑。也许这是一部分人不喜欢的。但关键还应回到文化和知识，以及背后的价值传承上。如果基布兹因为经营不善，而进入了历史博物馆，那么谁将为它的逝去而负责呢？当然，另外一派的思考将是，如果基布兹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那么它跟进入博物馆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所以，如何让商业开发服从于文化，及其内涵价值的传承与发展，服务于其所在的社区共同体，是考验着所有乡村振兴参与者智慧的关键。我们在走访这两个基布兹当中，能看到一种相对有启发的制度设计。
在基布兹的建立之初，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对他们的精神认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当这种精神遭遇了现代化市场的冲击，基布兹社区完成了核心的转型，从一个封闭的共产主义式生产小组，逐渐向市场开放。难得的是，这种开放，没有与他们对犹太民族自身的认同感产生矛盾。当地还有很多的基布兹成员，在共同体当中生活。相比游客，他们对于基布兹生活空间的优先使用权，是体现共同体成员权利的重要依据。而基布兹内部的管理机制，由强烈的共同体认同作为支撑。
基布兹的内部管理机制创新，也是处理好社员与游客关系的关键。这一点可以从共同体对于游泳池的管理过程中窥见一斑。以色列的天气非常炎热。在白天，社员和他们的家庭，并不参与游泳池的活动；而这个时间，恰恰能满足欧洲游客对于游泳池和炽烈阳光的迫切需求。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在日落时分，享受这个游泳池。
这意味着，共同体可以与市场在同一空间内相互协调，既让游客享受和消费，也可以给内部社员带来更好的共同时光，形成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可见，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在一个自闭的教条中进行。通过与时俱进的创新，实现有效的市场化制度和规范，在提升经济可持续性的过程中，才能让共同体的理念越活越年轻。
基布兹的历史
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基布兹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汇的成就。在全球的共同体营造历史中，基布兹也是非常经典的例子。
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白手起家。早期基布兹在定居点生活的方式，接近经典中的共产主义。定居者在有限的生活空间，凭借有限的生活资源，共同生产、消费、建设，甚至共同养育自己的孩子。
第二个特征，是它们拥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以及能够长久维持的组织框架。坚定的信念，是指通过共同体模式，他们能够改变以色列原本艰苦的生活环境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让身处艰苦环境中的基布兹的成员，推进了沙漠的改造，让这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绿洲。
早期的基布兹主要是以生态建设为主，大家能在沙漠维持生活，关键就在于合理利用水资源，通过节水灌溉，物种改良，建立“凉室”等方式，发展和推动生产。
长久维持的组织框架，则体现为共同体与每个参与者的关系。共同体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里面的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以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成员对共同体的贡献。
范围经营和内部分享的理念，长期在基布兹得到延续。我们在黑门山访问时路过的基布兹，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当时我们的汽车已经接近没油，在谷歌地图中发现了这个基布兹加油站。但来到之后，却发现它不对外售油，加油站仅供自己的社员刷卡消费。好在我们遇上了乐于助人的一位社员。我们付给她现金，请她用她的卡片帮忙加油，方才化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第三个特征，是它们能够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完全封闭的共同体很难生存。摆在大多数基布兹面前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基布兹共同体，从形态到理念，越活越年轻？而前文所述的两个例子，就是基布兹年轻化的代表。
基布兹对原有理念已经做出了一些妥协，但最核心的底色却没有改变，几乎所有的市场化行为，都转换为共同体本身的建设和发展。这与中国又形成对比。我们一部分乡村发展模式，似乎是为了远离乡村的市场（和资本）而市场化，乡村的建设看似上去了，但实际上，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和治理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却在下降。
基布兹与集体经济
更深的反思，可从发展集体经济的视角展开。
起初，我自己很容易把基布兹和当年的人民公社相比较。但实际观察下来，虽然基布兹和人民公社都有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的行为特点，其背后的集体经济运行逻辑粗看也非常相似，但细观之下，可以发现，这类以集体经济形式存在的共同体的内部管理方式，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它们最终的生产力水平。
从内部管理来看，每个基布兹都能赋予成员自由加入和退出的权利。同时，成员可以决定积累分红的比例，也能及时吸纳市场的资源，甚至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将资源向共同体外的成员开放。其内部的经济循环系统也相当出色，让其能自主维持和发展至今。
从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基布兹的管理组织，有相对更大的独立性和决策权。早期的基布兹，可以被视为“自生自灭”的犹太人定居点，基布兹成员对共同体有内生性的归属感。而从全国范围的基布兹组织来看，他们能够决定是否需要国家对自己的生产行为进行帮助，还能够与军队进行合作。在上世纪70年代的战争时期，基布兹成为以色列巩固国防、建立定居点、推动战争攻势的重要力量。即使在今天，位于军事热点区域的基布兹，还能够看到有以色列国防军驻扎。
这就决定了基布兹与以色列国的关系，与中国乡土社会中传统权力结构，有着根本区别。相对自立的存在方式，让基布兹能够在关键的发展节点，对自身路径和整体组织形态，进行更灵活有效的更新。
而中国的人民公社更多的是利用农业生产的剩余，为中国工业化进程铺路。即便其生产力足以让共同体内部形成积累（有研究表明，人民公社的内部生产和监督效率并不低），但是，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国家对于乡村的系统性抽取，让集体生产的积累更多地流向外部。反过来看，若是国家有能力反哺共同体的发展，集体经济的模式，依然能够形成良好的内生、发展动力（比如贵州的塘约）。
小结
通过对2000年前拿萨勒人生活的浮光掠影的了解，以及对当今基布兹社区的观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进一步谋求市场生存空间的压力之下，共同体的价值形成和变迁，能将时代的变化嵌入日常的生活制度和管理规章当中。由此，完成共同体价值的再创造，进而维持共同体的正常运作。这既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又可以保留共同体的精神实质。
以色列共同体内在的精神，或者说价值共鸣，源于对犹太民族的强烈认同，以及对犹太人生存空间的急切要求。它与每个人在共同体当中的行为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共同体精神的实践，集中体现为以色列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敬重（见《在死海寻活水（上）》）。事实上，共同的环境压力和艰辛的生活经历，让这种对水源、土地和本土传统物种等自然资源的珍视态度，成为了他们可持续技术选择背后的动力根源。以色列人利用先进的科技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了可持续的关系。反过来，这些努力与尝试，对于共同体精神来说，又恰恰是一种保护和发扬的过程。
同时，在现代市场社会中，共同体的认同与价值，通过具体的制度和规则来实现，并改变了每一个共同体成员，乃至全体以色列国民的实践行为。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游泳池管理一样，基布兹的更新，体现出了很好的理念和执行力；因此，让共同体的生活氛围，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典雅，且充满活力。
当我们从沙漠中汲取了技术与环境可持续的思考，再回到死海边上，重新去看待之前我们住过的拿撒勒村和基布兹社区的时候，我们对以色列三农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脉络：在这两个共同体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可持续技术体系建设的背后，犹太民族特殊的文化与精神，渐渐跃然脑海。
至此，我们才算是寻找到了以色列最底色的滋味。原来，在死海这般荒芜的环境之中，的确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活着的水源，会涌现一批又一批可持续的技术，会形成一段又一段不断年轻化的共同体精神传承。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出版的台湾《青芽儿》杂志第89期，原标题为《在死海寻活水——以色列三农调研记录与反思》。食通社获得青芽儿和作者授权，略作编辑，分上下两期刊出。
作者 ｜方平
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兴趣：国情研究、食物经济。曾在法国、俄罗斯、巴西、以色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调研当地的食物体系。
编辑：天乐 棒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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