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农村，和哥伦比亚黑工摘草莓
今天，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乡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尝试把农场的劳动和生活纳入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中。在这个充满风险与不安的时代，食通社也希望能够支持关注食物与农业的年轻人，特别是支持想要从事生态农业的伙伴，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在健康的土地上重新种回自己。
在前四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食通社于12月中旬启动了2026年“生态农业实习计划”招募。推文一经发布，就收到了大家的踊跃报名。此次招募将于明天（1月7日）截止，对生态农业的种植技术、规划与运营，以及更具体的农场生活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扫码报名！
一、初抵农场
流程并不复杂，但需要双方的你情我愿：驻留时长、性格和动手能力、工作强度、签证问题、甚至意识形态光谱，都是这场双向选择的因素。有些农场没法乘坐公共交通抵达，有些要求室外露营，有些则因接待时间不重合，都没能匹配。后来，我机缘巧合联系上了一家在法国西部的评分不错的换宿农家。
拉罗谢尔（La Rochelle）面朝大西洋，是法国典型的港口城市，还保留着中世纪的城防遗迹。5月的一天，我从伦敦飞过来，吹了会儿早上八点的海风，等待城乡大巴发车。半个多小时后，大巴把我一个人放在乡道的车站。放眼望去，是一马平川的小麦、玉米地，和远处零星的白色发电风车。这景色属实说不上宜人，再加上长途跋涉，我还没开始干活，就已经精疲力尽。正心生退意，想着打道回府时，开来一辆哐当作响的面包车，一个穿着毛边无袖衫、戴着运动墨镜的半老头朝我走来。我为期一个月的法国免费农工体验就此开启。
阿雷六十多岁，阿根廷人，在法国生活了半辈子。他精神抖擞，说话做事雷厉风行，看得出来总是打头阵的，也配得上他的名字亚历山大。他的出场乐该配西班牙斗牛士舞曲。
妻子安奈特是法国犹太人，戴着一副红色眼镜，嘴角总是向下沉，用法国人最喜欢的“ah, bah…”回应百分之九十的对话，接着摇摇头。相处久了会发现，安奈特是个假犬儒主义者，好像在尽全力表演法国人该有的松弛，实质内心是个疯疯癫癫的小孩。
除了面粉、牛奶、建筑材料和凝乳酶（牛胃里的酶，用来做奶酪），夫妻俩基本没有什么开销。30亩地的农场也没有需要开工资的工人，因为日常劳作基本由我这样打工换宿的志愿者完成。流水的志愿者，石打的庄园。来自全球各地对农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和他们俩一起照看动物、做农活、给房子做内外翻新。
不论是生态农业、动物饲养、料理、酿酒、搭房子、造家具，还是修补皮划艇，远道而来的志愿者们不光只是付出劳动，过程中也总能学到点什么。毕竟，大家选择不远万里来农场做义工，追求的就是拓宽人生的体验，开盲盒般增加几个城市螺丝钉本无机会掌握的技能点。
二、我的农场搭子
我推开宿舍门，屋里另外有三个人。乔安娜23岁，个子不高，正坐在床上打卡多邻国法语。丹尼是乔的弟弟。遇到阿雷时，这对哥伦比亚姐弟欧洲旅游签证已经过期，却没有回国打算，正在西班牙的小镇上打黑工。阿雷告诉他们，可以到法国在他家过渡，他会给他们发志愿者签证所需的邀请函。
我原来以为，义工换宿的主力要么是不差钱、体验生活的年轻人，要么是有钱就花、没钱就睡沙发的“游牧民族”。但没想到的是，还有从拉美来欧洲的非法劳工。欧洲许多产业高度依赖进口劳动力，譬如，欧洲农业对能干苦力的季节工需求巨大，每四个农业劳动者中就有一个是流动的外来临时工——而这只是合同工的数据。与此同时，2016-2023年之间，欧洲有200多万的劳工没有合法身份。
在西班牙干了几个月的日结工作后，乔和丹尼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合法的居留身份。阿雷这样的小型农家对他们的劳动要求并不高，虽然没有薪水，但也不至于让他们置于随时被遣返回国的处境。于是他俩来到这里无薪打杂换食宿，等待拿到正式工作签证的时机。
还有一个抹着发胶的男孩米盖尔。米盖尔不是黑工，他也不认识丹和乔，只是都碰巧来自哥伦比亚。他从小在国际学校上学，喜欢吃薯条和寿司，对干活无感，显然不愿意再在这里多待一天。
三人之间，米盖尔的英文比较好，和我讲话多一些。我和乔之间的沟通只能靠简单的英语、谷歌翻译和肢体语言。丹尼一句英语都不会，他喊我“hen”（Jen的西语发音），我们却有着狱友般地默契。
三、农场的劳动和生活
屋前有一条水渠、两片菜地。偶尔水渠里会出现天鹅妈妈带着她的宝宝们游过。听说原来家里还养猪，我见到时它们已经变成了香肠。另外，家里还有一只叫里拉的边牧和四只散养的小猫。
早上，米盖尔去捡鸡蛋鸭蛋，丹尼开除草机修剪草坪，乔安娜打扫卫生，我去门前拔杂草。修剪和捆绑树枝、打磨木板、修水管这样的杂活则是谁有空谁做。
春天，屋前的地里只有草莓和红菜头，大多数的作物还在育苗阳光房里。摘草莓需要蹲在地里扒拉，当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透的大果，它大概率已经被蜗牛和肉虫先一步占领了。眼看着自己几个小时收上来一小筐草莓被碾碎制成冰激凌，心里直哀叹可惜。收红菜头则容易得多，像拔萝卜一样，在拔出来的瞬间会跟自己下注果实的大小：有时叶子最茂盛的只有一小颗果，而最不起眼的苗下面也许会藏则一颗巨大的菜头。雏型未见的黄瓜、心里美还在苗床里东倒西歪。我临走前总算吃到了第一颗半生不熟的番茄。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临走前的几天，我们翻新外墙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砸掉墙壁的外层，然后重新抹上石灰。挥右臂，使全力锤向墙面，粉碎现有的石灰外壳。由于墙面是分几次翻新，碰到石灰层还好，砸几下就会脱落，而碰到水泥就不那么容易了。不管使多大力，墙皮都纹丝不动。望向周围还在劳动的伙伴们，只能继续。晚上七点，太阳西下，我蹲在脚手架上，心想这是无偿劳动的终极版。
四、犹太味的农家法餐
早饭是安奈特做的面包配果酱和黄油。八点二十分，吃完饭后便去干活。十点半的茶歇是两个麦德林蛋糕和浓缩咖啡。午饭通常比较丰盛：猪肘肉炖芸豆配米饭、玉米面糊糊（polenta）配香肠、油浸鸭配面包，搁北京都是人均三位数的欧陆大餐。吃完饭晕倒一小时，两点又一杯咖啡，一个小蛋糕，准时上工。
晚饭总是红菜头叶汤、面包和自制奶酪。五月正是红菜头丰收的季节。米盖尔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最喜欢的电影是史泰龙主演的系列动作片洛奇，晚上煮汤时，他总是抱怨吃不到汉堡。但没人理会他这种好莱坞幻想。
安奈特把叶子剪下、扔到一锅沸水里，加盐，再用电动搅拌机打碎。六个人围着一大锅深绿色的汤，经常累得讲不出话，只有汤勺碰撞瓷碗的声音。我们也吃了几天洋蓟。洋蓟长得像侏罗纪植物的花苞，用园艺剪取下后蒸熟，一瓣一瓣地剥下来，花瓣根部比较柔软，可以沾着打发的蛋黄酱食用。越往里剥越嫩，洋蓟芯是美味的最后一口。后来洋蓟被采光了，我们只能继续吃红菜头叶汤。
本可以用来做罗宋汤的红菜头去哪儿了？被制成了罐头。我们五个人一起处理了小山一样的红菜头堆：削皮、煮熟、将罐头消毒，装罐后把兑水的白醋和香叶、胡椒粒、盐混在一起，泼在红菜头罐头里封存。这还没完，再把这些罐头放在一个储水罐一般的大蒸笼里，在燃气灶上让它们桑拿熟、彻底杀菌。不同于酸菜坛子，这样的做的罐头不会发酵变酸的，冬天打开时还是红菜头的味道。
一天，奶酪吃完了。安奈特带我去了附近的养牛场，打了二十斤生奶回来。在奶桶里加几滴反刍动物胃里独有的酶，搅拌，等到第二天酪蛋白凝固后将乳清沥出来。剩下就看时间的魔法了。发酵时间越久，奶酪的味道就更丰富。
自制奶酪要配自家酿的Pineau des Charantes，一种在法国西部流行的开胃甜葡萄酒。阿雷心情好时，有事没事就开一瓶。但不管怎样，每周五晚上，这瓶美酒一定会出现在厨房。
每周五晚是犹太人的安息日。除了牛角丹麦之类的加油加糖的面包，这里的法国人当主食吃的面包配方一般只有面粉、水、盐和酵母。而每周五，安奈特会做challah：一种加了鸡蛋和牛奶的辫子面包，抹鹰嘴豆泥，配上自制的油浸鸡胗罐头。我们吃饭前点上九根蜡烛，大家围成一圈，手拉手祷告。敬酒时，互相说“L’chaim” (לְחַיִּים，希伯来语)，“祝你健康”的意思。
周末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但“乐子”不容易找。我和米盖尔进了一趟城。由于没有交通工具，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交车站，早上六点多就要出发，又因为乡道没有路灯，天黑之必须赶回家跑回家。我想起了书本里读到的老一辈的艰辛上学路，我却只去了一次La Rochelle。
偶尔，阿雷和安奈特请大家去周围不到一千人的镇上喝啤酒。面包车里卸载了一对中老年夫妇，三个拉美人，一个东亚人，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以色列姑娘。临近酒精中毒的大叔们正聚在小酒馆里在玩叠叠乐，纷纷放下手中的积木条，来和我们这群老外干杯。
五、非商品化的乡村社会
事后回想起那一个月，我的讨好型性格或许让我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照顾”：我更主动干活，也更愿意陪房主聊天，因此并没有被分配到特别困难的任务。相较之下，年轻的米盖尔多少有些偶像包袱，总想表现出自己与另外两个哥伦比亚人的不同。这点心思很快被大家看穿，阿雷和安奈特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不耐烦——倒也谈不上恶意，更像是一种对待小弟的爱搭不理。
在一个非亲非故的家庭中持续进行这样的情感劳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很难被称作浪漫的乡村体验。
不过，义工生活的对立面并不是对物质极大丰富的商品社会的简单向往。有一个星期，农场主人要出远门，便将房子和农场完全托付给了乔。那段时间，我们过着一种奇幻而平静的生活：交流很少，三个人都听乔的安排。除了午觉比平时多睡一个小时，晚上允许自己开小灶炒个鸭蛋，日常的劳动与房主在时并无二致，却自在得多。在乡村劳动、生活原来也可以如此轻松——不必不停揣测边界，也不必随时向房主请示。
正是这种对比，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城市公共性的价值。理论上讲，完善的建制社会通过法律和都市社群为个体提供保护。虽然出身与运气让许多人沦为“困在某处”的受害者，但老实说，大多数人仍然保有一条“最不济”的脱身之路：打工挣钱，换取基本的生活。
在乡下则不然。食品无法随意购买（除非驱车四十五分钟去一趟沃尔玛），吃饭成为一个实打实的问题。义工既没有土地，也不拥有食物，与“地主”维持良好关系，难免在潜意识中变成基本的生存策略。一切顺利时尚可支撑，一旦身体不适，问题便立刻显现：没有熟悉的劳工权益保障，连休息都变得令人微微不安。
当然，阿雷和安奈特从未让人吃不饱饭，也从未亏待我。这恰恰凸显了问题所在：家庭农场与义工换宿这样的微型生态社群，几乎完全依赖个人善意运转，却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维权机制。或许也正因如此，许多初衷良好的“生态社群”最终都不了了之。
也罢。对我而言，这种生活在过了“最佳赏味期”之后，至少还保留着随时脱身的可能。结束义工生活后，我在图鲁斯独自逛市场，重新拾起了早已丧失的购物欲。回到熟悉的消费世界，没有人期待我清晨起床干活，用十几欧元便可以买来一整天的懒觉，三餐也可以都吃可颂。
但若没有这一个月的非雇佣劳动，我或许也无法如此切身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可贵。我们常谈的“异化”的另一面，或许并不是回归传统的村落社群关系，而是在于是否拥有自如出入建制社会的空间与权利。
话说回来，人不免向往诗与远方，对乡村生活生发出很多想象。但除非亲身入局，实打实地体验一把，很难知道这样的远方，尝起来到底是蜜糖还是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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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