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日，反思什么样的技术才能保障粮食安全？

这个案例比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同时挑战了转基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转基因的人会责怪政府监管不力，转基因品种的专利权受到了损害，但实际上因为找不到这个杂交品种的源头，所以又无法惩处任何一个人。对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来说，他也面临一个大的挑战，就是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种子，究竟又该由谁去满足他们切实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公共育种是不是能够发挥这种作用。

举个例子，在上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同意推行绿色革命，引进高产作物品种，希望借助科技手段来实现增产。当时很多人都对绿色革命抱有很大的期望，包括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等等。但事实证明情况完全相反。这些高产作物品种比当地传统品种要贵，而且种植这些高产品种还需要大量的水和灌溉条件。可是印度农村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差，事实上这些高产品种不仅没有帮助到那些原本就贫苦的农民，反而加剧了部分地方的贫困。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要一般性的、抽象性地去支持或反对科学技术，而是要具体分析这个技术在当下具体的社会条件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以孟山都为例，我们在书中能发现很多技术的问题，甚至没有发生在科学的层面上。不管是除草剂还是杀虫剂，他们的研究人员只是在某个实验中发现了这个产品对除草或杀虫有效果，这个发现进而成为某种技术上的秘密，某种专利，某种赚钱的秘方，但为什么会有效果，背后是什么原理，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也不鼓励大家进行科学的讨论，因此对科学的贡献有限。

三、育种技术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农民？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支持机制，让他们有能力重新掌握这些技术和知识。从菲律宾的案例来看，农民不仅有掌握这些技术和知识的潜能，而且他们掌握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育出自己想要的品种。

这个社会支持机制的建立，不能只有民间组织的参与，因为民间组织资金人力都有限，只能做一些局部的示范，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公共育种系统上来。我们国家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农业科研推广系统，但这些系统现时要怎么去发挥作用，怎么有效地了解农民的需求，需要反思。

比如墨西哥绿色革命的早期，哪怕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关于种子推广的思路也是有分歧的。在当时的项目官员里面，主要分成两个不同的学科背景：一部分是科学研究背景，他们希望直接把美国的高产品种移植过来，在墨西哥做推广；另一部分是社会科学背景，他们强调要推广当地农民最需要的品种，因此主张改良当地的地方品种，让它们能够符合墨西哥本地的环境。

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回溯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带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方案最后出局了，大家都倾向于不要再花费时间去改良当地的品种，于是很多墨西哥玉米的地方品种就被取代了。最后受益的就成了墨西哥的大农场，而不是众多的小农户。

除了把技术转移到社会大众或农户手里的纵向过程，育种行业还有一个横向的过程。育种家去做品种改良培育的时候，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种子资源的多样性要能够得到保障。因为要减轻育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最有效率的措施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种质资源做前育种（pre-breeding）和筛选。

现在种子企业或者农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因为相互竞争的关系，每个实验室和企业的信息都是不共享的，因为育种材料对他们来讲属于商业机密，很多时候就无法促进相互之间的协作。

比如，阿根廷GDM种业集团是全球非常大的一家大豆生物育种公司，它在15个国家有700个实验站。它储存了非常丰富的种质资源，也做了非常多的选育，已经积累了极大的优势。那这种积累了大量种子资源的公司，对那些后发的国家和企业，就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很多生物育种公司都是直接跟他们买种质资源再去做转基因的研发。

可这些种质资源是谁保存下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农民。我们在工作中有个原则叫藏种于民。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支持农民把自己现在还有的这些种子资源尽可能地留存下来保护好？因为只有先保存下来，之后才可能对这些地方品种做一些挖掘，这些都是为前育种和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做铺垫的。

所以，让农民参与进来，包括让我们消费者也参与进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偏好，比如说我不想吃那么甜的水果，反映给我们的育种家，育种家也有机会、有渠道去了解这些信息来调整育种的目标以满足社会需求。

四、消费者真的知道自己想吃什么吗？

天乐：管老师刚刚提到让消费者也参与进来，但我们大部分消费者在食物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被动的。或者说，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消费偏好甚至都是被市场塑造的。因为我同时也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工作，所以能看到有一小部分消费者在积极寻找自己的替代性食物网络，而不是被动的等着市场或企业来塑造自己的消费偏好和购物方式。这个趋势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周老师前些年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觉得消费者有没有机会去重塑自己的食物消费网络？周沐君（食农体系研究者，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从乐观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的。我之前在做替代食物网络研究的时候，在成都周边就遇到了一个农户。他种植的土地只有二三十亩，然后他在成都这座城市里找到了100户左右的客户愿意从他那里购买农产品，并支持他用更加生态的方式去经营他的农场。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喜欢钻研农业种植技术，不需要出去打工，也不需要跟自己的家人分离。相比一般的农民，他的收入会更高一些，那些客户也能买到更好的更放心的农产品，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机制。所以，从小范围来看，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周沐君：但要放大来看，这件事又是挺难的。我们一直在讲消费者的偏好，似乎消费者是自发的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某种口味。但事实上，我们的口味和偏好大多都是被外界力量所塑造的。我们会发现每一代人经历的环境不一样，他们从小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的口味也会非常的不一样。我小时候吃过的樱桃，稍微偏酸一点，有点水唧唧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很难吃到了。超市里面的樱桃全都是那种特别大，特别黑，同时特别甜的品种。有时我也在想，对食物口味的挑剔，或者对健康食物的偏好，是不是也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如果你的生活质量比较差，可能你就没法太在意这些事情。在国外，确实我们能看到其中有很明显的阶层区分，有机超市总是开在更好的社区里面，它的价格也会更高。所以，我的态度其实是比较模糊和疑惑的，一方面我很赞赏那些消费者主动去构建自己食物网络的行为，另一方面我又很怀疑这种替代性食物网络能够对整个市场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

天乐：确实，西方很多研究会把口味和阶层、种族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会有一点点例外。就我自己的观察，反而是那些来自乡下、有农村背景的人可能对于食物的品质会更敏感。那些从小在大城市生活长大的80后、90后，反倒更容易被工业化的食物规训，以至于无法享受更加丰富的食物和口味。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老北京特色美食是肯德基和麦当劳”这样的笑话。消费者可以怎么样来参与？我觉得知情权是第一步。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的意识是在提升的。比如今年4月份，上海率先推出了饮料的“营养分级”，要求饮料有ABCD的营养分级标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未来消费者有没有更多机会选择对环境和生产者更友好的农产品和食物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寻找答案。

 *本文首发腾讯新闻《一起来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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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