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成为低关税的牺牲品

位于棉兰老河流域的卡巴坎市则既要抗旱，又要防涝。这里水网密布，地势低洼，常年受洪水侵袭。据报道，去年7月的洪灾影响了卡巴坎市5185个家庭和超过15000亩农地。

结束市政府的拜访后，罗宾陪我们来到市辖的库亚邦村（Barangay Cuyapon）。他告诉我们，被淹的15000亩就包括库亚邦村和邻村的部分区域，洪水浸泡后的稻田产量骤减，让地方政府头疼不已。

二、刚需涨价，谁收渔利？

我摇摇头。罗宾解释道，unli是英文unlimited的缩写，unli rice的意思就是米饭不限量。“我们去餐馆吃米饭时，会比在家时吃得更多，就为了值回饭钱。我们菲律宾人实在太爱大米了，顿顿吃米饭都不嫌烦。”

数据显示，2023年菲律宾人均消费151.3公斤大米，相当于同期中国人均大米消费的2倍多。黄宗智等学者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其直接推动因素便是食物消费模式的转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居民的粮食、蔬菜、肉食消费比例从8:1:1变成了4:3:3。简单说就是，主粮吃得越来越少了。

但在菲律宾，大米依然是老百姓填饱肚子的首选。据菲农业部数据，买米的支出占菲律宾家庭预算近10%，对贫困家庭而言，这一比例更可达20%。

菲律宾水稻研究所（PhilRice）在一份报告中分析，下等阶层比上等阶层每年人均多消费7.1公斤大米，农村人又比城里人多消费11.47公斤大米。越贫穷的菲律宾人越离不开大米，这恐怕是unli rice的另一重意涵。

事态的走向与政府的设想完全相反。今年1月，马尼拉首都区的进口米和本地米均价超过了55比索/公斤（合7.2元/公斤），菲律宾农业部宣布进入粮食安全紧急状态，承诺向市场投放储备米，并通过了进口米限价令。

供给增加，米价为何不降反升？经济学供需曲线显然并未将现实的复杂性计算在内。

中间商，既是连接农民和消费者的桥梁，也作为市场主体从大米交易中谋利。“自由农民联合会”（FFF）指出，随着批发与零售的利润空间不断增大，这一群体才是《大米关税法》的最大获益人，他们靠廉价进口米赚取了大部分收益。

今年2月，紧邻马尼拉的布拉坎省刚刚曝光了一起陈米混装进口米、并打上新米标签出售的欺诈事件。

监管缺位之余，政商勾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混乱。2024年2月，国家粮食局将本应用作国家储备米的库存米，以25比索/公斤的价格向私营企业兜售，事件曝光后牵连100多名官员停职，类似事件让国家粮食局长期名列菲律宾最腐败的政府机构之一。

三、粮食安全与食物主权

贝娄认为，愈演愈烈的大米贸易自由化才是粮食危机的根源。《大米关税法》无异于宣判菲律宾水稻农业的死刑，因为本国稻米根本无法与享受高额补贴的越南、泰国进口米公平竞争，长此以往将对小农造成毁灭性打击。

他呼吁菲律宾政府重启相关贸易谈判，遏制国外农产品倾销；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村灌溉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切实支持小农的生产积极性。

在漫长的政策转向之前，众多菲律宾农村发展组织早就开始赋权小农了，比如“东南亚社区赋权倡议”（SEARICE）。

1977年成立以来，SEARICE一直在支持农民收集农家品种、选育新品种，推动生态农技交流，减少农民对商业种子和农资的依赖，从根本上掌握生产自主权。

4月8日，我们有幸拜访了和SEARICE合作22年的农民育种家艾迪·萨西（Eddie Sasi）。今年65岁的艾迪和家人生活在棉兰老岛Pres Roxas乡下，经营着30亩水田，不使用任何化学投入品。稻田、果树、蔬菜和一方鱼塘错落有致地排布，自成一个小循环。

“等夏天水果熟了，你们来我家做客，免费吃！如果带走的话，可就要收钱了。”聊到高兴处，艾迪热情地邀请我们。30亩的多样化种植为一家人提供了健康食品，不仅不用外购，还能把蔬果就近卖给村邻。这种食物自由自主的状态让同行伙伴羡慕不已。

然而，这并非菲律宾小农的常态。以大米为例：菲律宾有110万种植面积不超过15亩的小规模稻农和农业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大米的“净消费者”（net consumer）。我从罗宾那里了解到，有些农民选择种植高产品种，收获季卖了新米后再去市场上买口感更好的大米。对他们而言，近一年来的米价波动不啻致命一击。

对艾迪来说，种哪个品种的水稻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通过SEARICE田间学校的培训，他熟练掌握了育种技能。高产、口感好、早熟、抗病，他想要什么性状组合，就去做育种尝试，不必依赖市场品种。

几公里之外的SEARICE种子库为艾迪提供了便利。那里存放着800多个传统水稻品种和300多个农民育种家育成的新品种。只要和SEARICE合作的农户有需求，都可以申请试种和育种。今年，艾迪的农场在测试11个旱稻品种的适应性。如果长势不错，就可以投入种植或育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