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土豆的人

食通社说

2026年1月17日，南方共同市场（如阿根廷、巴西等，以下简称”南共市”）与欧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此前，这份协定已在欧洲引发了农民的大规模抗议。他们担心，廉价的南美农产品会威胁自身的生计。在全球食农供应链越来越不稳定的背景下，各国农民都承受着类似的压力。远方欧盟农民的制度公平之问，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去年冬天，我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看到了梵高的名画《吃土豆的人》（The Potato Eaters, 1885）。画作中，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正在吃晚餐，桌上仅有一盘飘着热气的煮土豆块和几杯咖啡。

土豆曾是欧洲农村生计的标志性食物，也是欧洲底层劳动者尊严的象征。迄今为止，土豆仍是欧洲农业最重要的产品之一。通过这幅画，梵高想表达的也正是：“这些借着油灯光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伸进盘子里的同一双手去锄地的；因此它诉说的是体力劳动，诉说着他们如何诚实地挣得食物。”

走出博物馆时，我还在回味这幅画作，手机突然弹出一条实时快讯，就在离我约20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街头，近万名来自欧盟各国的农民正在举行抗议活动。而他们手中的“武器”，正是自家地里种植的土豆。

带着泥的土豆被一颗一颗、一铲一铲掷向了欧盟总部大楼。土豆被农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生计和劳动尊严。从“吃土豆的人”到“扔土豆的人”，原本该是“盘中餐”的土豆，成为了生产者手中无情的抗议武器。

让欧盟农民不安并走上街头的，是当时正在欧盟总部内商议且即将要签署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自1999年该协定启动谈判以来，欧盟农民的反对与抗议始终未曾停歇。

为什么欧盟农民会如此激烈且持续地反对这份协定？

一、谷价创伤记忆

他们对协定生效后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源于一段尚未愈合的创伤。

这场创伤始于黑海的炮火。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谷物经黑海航运的通道受阻，转而集中向欧洲内陆国家外运，就此欧盟自2022年6月通过推出“自主贸易措施”（ATMs），暂时取消了对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虽然这一举措在2025年6月正式终止，但先前取消关税的善意之举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由于陆路运输成本更高，大量乌克兰谷物、禽肉等农产品并未流向更远的市场，而是滞留在运输成本更低的波兰、匈牙利等东欧邻国销售。大量的低廉农产品涌入，无疑压垮了东欧本地的市场价格，而欧盟对此却未能提供有效的市场保护或补偿。

这次布鲁塞尔发生的农民抗议中，仍有来自波兰的示威农民在采访中提到，“波兰的小麦价格下跌了一半，每吨从1000多兹罗提降到600兹罗提（注：在当时约合人民币1300元），而且还不仅仅涉及小麦，还包括家禽、蜂蜜以及许多农产品。”

这项由于俄乌冲突引发的欧盟市场开放政策，给农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冲击，更是信任危机。除了市场价格的波动，更让农民不满和失望的，是事后欧盟救助机制的迟缓与低效。

正因如此，当《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出现时，欧盟农民们看到的不是机遇，而是担心历史重演——一场比乌克兰谷物流入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规则更宽松，且可预见的“市场入侵”。

◉有媒体称，这是本世纪布鲁塞尔最大规模的全欧农民抗议示威活动。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二、双重环保标准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旨在取消双方绝大部分关税壁垒。

该协定自1999年启动谈判以来，历时已超过25年。谈判初期，因欧盟高标准的环保门槛和南共市对本土产业的保护，双方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期间虽然多次推进，但始终在“环保”和“农业”议题上僵持。

近两年，美国带来的全球地缘不确定性，反而加速了该协定签署的紧迫性。虽然此前多轮农民抗议曾推迟了协定的签署。但这一次，抵抗未能奏效。该协定已于2026年1月17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正式签署，但仍需经欧洲议会批准及南共市各国议会审议才能正式生效。

对于欧盟农民来说，这远不止是一份普通的贸易文件。农产品方面，根据协定，欧盟将开放所有进口农产品中82%的关税税目，换取南共市对欧盟91%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汽车、机械等）实施关税削减。这场谈判的核心，是欧盟以农业市场的准入权为筹码，为其优势工业部门撬开增长空间。

一旦协定生效，谷物、畜牧业等欧盟农业经济的主动脉将首当其冲，欧洲农业将会受到重创。这也是近年欧盟农民多次抗议的主要导火索。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都是畜牧大国。最令欧盟农民担忧的，莫过于来自这些南共市核心成员国的的牛肉产品。这份协定甚至被人形象地称为“以汽车换牛肉”。

为了平息法国、波兰等欧盟成员国农民的反对，在协定中，欧盟要求对最敏感的农产品实施严格的配额管理。例如，牛肉年配额仅为9.9万吨，配额内适用7.5%的优惠关税税率，配额外仍维持高关税。这一数量仅相当于欧盟自身牛肉产量的约1.5%，且不到目前从南共市进口量的一半。禽肉、猪肉等产品也有类似的配额限制。

但这一看似自由公平的贸易协定，因双方生产资源与标准的差异，从一开始就让欧盟农民失去了与南共市畜牧业抗衡之力。

因为南共市强劲的畜牧产能和出口竞争力背后，隐藏着常被人忽视的环境与规则代价。

南美洲牛肉的价格优势，依托于当地广阔的牧场和庞大的养殖规模，而这份天然的馈赠却被无限透支。在巴西，约七成的亚马逊毁林土地被转化为牧场用于养牛。除了养殖用地的扩张，为了生产饲料而大规模种植单一豆类，也在牺牲赛拉多草原的多样性。与此同时，持续的毁林与畜牧活动也带来了巨大的碳排放，更加剧全球气候变化。2025年巴西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牛肉生产国。

◉2015年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雨林牛仔》。作者杰弗里·霍勒描述了巴西大规模毁林扩张牧场的历史。

这种将环境成本部分转嫁给全球的做法，构成了南共市的“隐形补贴”。欧盟农民直指其不公平性。尽管欧盟和其成员国试图用“进口标准”和“地理标志”来抚慰民心，保护本土产业，但对农民来说，这还远远不够。此时的他们，不仅承受着来自外部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还要独自背负欧盟农业绿色转型带来的高昂成本和生存压力。

三、农业绿色转型的绞索

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绿色新政》（the European Green Deal）。次年5月，欧盟正式提出“从农场到餐桌”战略（Farm to Fork Strategy），要求大幅削减化学投入品并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并将该战略作为农业转型的核心。其目标是到2030年，将化学农药使用风险降低50%，并将25% 的农田用于有机农业。

然而，农民们将会为此承担高昂的转型成本。他们必须投资新设备、改用更贵的有机投入品，并让部分土地休耕以换取生态补贴。

尽管欧盟共同农业政策通过补贴反哺转型，但争议与时间周期长等现实问题始终存在。关键问题在于，欧盟能够提供的补贴多用于农业转型中的持续性支持，而非前期投入的启动资金。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预计，前期投入约为每公顷2000至5000欧元，投资回收期长达9年，且在有补贴支持的情况下，农户仍然面临资金缺口；其次，关于实现化学农药减半的目标，有研究模拟了对谷物和油籽进行绿色农业生产转型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减产风险。农民在环保要求和维持生计之间进退维谷。

更严重的是，补贴分配本身存在结构性问题，有数据表明，80%的农业补贴流向20%的农业主体。这种向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倾斜的补贴政策，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中小农户难以获益。而能源价格波动和贸易竞争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削弱了农民想要进行农业绿色转型的信心，毕竟这是一场长期且高风险的投资。

四、绿色转型不能只让农民“扛”

布鲁塞尔街头的“土豆炮弹”击中的不只是欧盟总部大楼，更是砸开了一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缝。在制度完备、补贴充足的欧洲，农业绿色转型尚且能够引发如此频繁且强烈的反弹，那么当同样的议题落在制度基础更薄弱、市场波动更频繁的国家，又会出现什么状况？

欧盟农民抗议的核心不是抵制农业转型，而是质问转型的代价该由谁来承担。当市场自由化与环保高标准同时进行，成本往往会先落在生产者身上。

而这并不是欧盟独有的困境，随着2016年“绿色农业”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首次出现了“低碳农业”一词。中国农业同样走上了转型之路。

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由体制内专家学者主笔，多家社会组织参与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农业绿色转型》报告提出，中国在短期内同时推进了快速的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绿色转型，由此产生了“并联式”效果，导致传统的石油农业与绿色农业并存，且绿色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存在着差距；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区域和经营方式之间，绿色转型的速度、方向都不尽相同，呈现多样性特征；同时，标准化大农业和多样化小农户之间在转型中还存在张力。而且，中国还面临人口众多、消费升级和人均资源匮乏等问题。

当政策理想落入田间地头，“绿色”能否真的成为农民可承担、可理解、可信任且可持续的选择？还是又会成为一种被动承接的任务？

在实际生产中，相比常规产品，农业绿色投入品价格高昂。比如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价格经常是普通地膜的2倍以上，有机肥的采购和运输成本也是逐年上涨。对于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来说，这意味着单个农户的投入成本大幅攀升。

但在低粮价少耕地的大背景下，农民已经习惯了“高投入、高产出”单一产量增长的模式。一边是化肥农药带来的立竿见影，当季就能见效；另一边是绿色转型的漫长等待，至少三五年后才能见到收益。在温饱与生计面前，农民几乎没有犹豫的余地。

与此同时，绿色农业转型还面临技术推广的门槛。如何摆脱对化学品的依赖、如何通过改善土壤提升产量和品质、如何掌握配套种植技术，都需要系统的经验辅导。农户自身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目前的种粮主力，在农资商和政策的引导下，用了一辈子的化肥农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被“去技能化”，要重新培养他们用生态绿色的方式做农业生产，难度很大。

在农业绿色转型的路上，我国农民除了在一线生产中会面临挑战外，还有一些“看不见”的隐形成本，当秸秆焚烧被“一刀切”禁止，环保压力看似缓解，但秸秆处理的劳动力与机械成本却被转移至农户个体，缺乏相应的补偿机制。在棘手的秸秆处理问题上，多地开始尝试探索不同的解决路径，转化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协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依然存在：绿色转型远不止是技术与补贴问题，更关乎收益结构。

当前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中，绿色产品溢价尚未完全形成稳定机制，消费者愿意为“绿色”支付更高价格的信号往往在流通环节被层层消解，很难精准触达生产者。农民直接承担了前期投入和风险，却不一定能获得稳定的市场回报，这使得绿色农业在实践中仍处于“政策驱动大于市场驱动”的局面。

除此之外，生产者的代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以新农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认同生态农业的长期价值，也愿意接受和主动学习新技术，且更易于获取政策补贴信息，但他们也面临土地流转成本高、融资困难和规模不稳定等现实问题，相比之下，老一辈农人的经验丰富，但更趋向于稳妥保守。

因此，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理念的先进程度，而在于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由政府、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如果成本只在生产端显现，而收益仍停留在流通环节或政策文件中，那么转型必然伴随着断裂。

布鲁塞尔街头的“土豆炮弹”提醒我们，任何一场结构性变革，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

理想的代价，究竟如何在制度中被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