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在农村真的只是“天灾”吗？
食通社说
今天的农民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农业制度和农村现实之中？
宏观的气候变化议题该如何放置在微观、具体的农村现实之上去理解？
扎根农村的社会组织又该如何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远未得到充分讨论。
今年四月，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食通社联合广西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在南宁举行了“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坊”。
在“天不时，人如‘合’”的主题下，工作坊集合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农民、村干部、返乡创业者、扎根农村的社会组织、研究者、资助方——共同思考气候变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在乡村开展工作的可能性。让我们看看在为期两天的工作坊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发言和讨论。
一、农民眼中的气候变化
凤连来自江西赣州会昌县，她家所在的村子主要种植脐橙。2022年，村子在经历了4个月持续的高温干旱后，又突然迎来了一个多月的降雨。旱涝急转之下，村子里大面积种植的脐橙因吸收水分而致使果肉过度膨胀，本来成熟的橙子一大半还没来得及采摘就开裂了，村民们说“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其他“村里人”还陆续提到成熟期水稻受到连日阴雨的影响而谷穗发霉、霜冻导致沃柑果实冻坏、高温致使牛羊死亡等现象。
类似的故事为抽象的气候变化叙事填充了血肉。以此为基础，工作坊的伙伴们对气候变化叙事有了更直接和具体的认知。
不过，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这些在地经历并不只是阐释宏观气候变化议题的具体案例。虽然在面对大风、强降雨、冰雹等不可抗的极端天气时，农民们也只能被动接受。但是很多时候，农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了，无论他们心中是否拥有气候变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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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应对干旱问题上，来自广西桂林全州县咸水镇古流村的戴云云提出，种植经过本地自然生态长期选择的老品种水稻，能够有效提升抗旱和抗病能力。凤连分享了自己通过留草保持土壤水分以帮助果树应对连月干旱的经验。福建龙岩连城梅头村的村支书樊汉权则提到，多样化种植能够抵御高温干旱带来的集中爆发的虫害。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的杨岚认为，农民在感知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往往有着自己的智慧。她提到有些农户不仅会通过传统的二十四节气预测天气，而且能根据不同节气的天气来预测之后的天气，比如冬雪预示着春雨。她也介绍了自己在甘肃种苹果的父亲如何在社会组织开展的农技培训活动中，学习和掌握了覆盖法，并且成功通过在土壤上覆盖稻草而避免了冰雹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
可见，面对气候变化，农民并非没有感知，也不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即使有所欠缺，他们也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其它的现实因素叠加气候变化一同施加在农民的生计和生活之上，农民是否还有信心、有精力去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呢？接下来的讨论便围绕着这一问题继续展开。
在几位分享者所提到的现实因素中，大抵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内部因素主要指向了村子的人力和财力，外部因素则更多指向了变幻莫测的农产品市场，而很多时候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的。
对于凤连来说，最棘手的事情莫过于村子里大面积种植的脐橙遭受黄龙病。尽管一些科学证据表明黄龙病泛滥也和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凤连认为，村民能否积极应对黄龙病，并不在于是否理解气候变化与黄龙病之间的因果链条，而在于脐橙的市场行情是否能够给予农户信心去进行微观的适应和调整。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农户可以通过砍树、搭网或者打抗生素的方法继续坚持，但是这两年糟糕的行情早已磨灭了村民努力应对黄龙病的信心。
气候变化也正在导致牧区的草场退化，进而影响到牧民生计。土生工作室的陈晶晶谈到了内蒙古赤峰某嘎查牧民的惜售和借贷问题。但追踪这一问题的根源，更多是市场和人为因素：牛羊肉价格下降，牧民惜售，靠借贷维持生产和生活消费；政府推“增牛减羊”政策，不让放牧，草原保护区与牧民草场有重叠，影响村民生计。牧民因养殖需要赊购草料，实际利率过高等。
陈晶晶认为当前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村民从内部组织起来：一是推动3至5户牧民联合经营，共享草场并且分群养殖，增加放牧半径；二是以乡镇为范围采购牧草，避免单个牧民赊购牧草时受供应链“盘剥”；三是走品牌化路径，把好牛肉卖到北京去。
此外，杨岚还提到，西北地区夏季易发生冰雹天气，县政府会通知两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村民使用大炮轰击雹云的方式消除雹灾，但是当这两位村民外出打工之后，这一应对极端天气的方法也随之中断了。
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有时候表面上和气候变化没有太多直接的关联，但却是农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同时也在真实地影响着农村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展开。这些气候变化与农村现实之间更为具体和复杂的关联，需要真正扎根在农村基层的社会组织去努力发现和识别。
二、扎根农村的社会组织如何行动？
虽然在前面的讨论环节里，凤连是来自江西脐橙产区的“村里人”，但她的本职工作是在一个名为“深耕”的社会组织的项目官员，常年在广州从化区的一个山村做气候变化与社区发展项目。她提到，从化项目村里水圳坍塌流水不畅的原因，既包括连续降雨导致的杂草丛生、泥沙淤积，也包括村庄人口流失导致的水源管理投入的欠缺。那么，“对症下药”的行动策略便是和村民一同厘清利害关系，从村庄公共环境的角度出发，鼓励村民集体清理和维修水圳，这一解决办法是无法从对气候变化的空谈中产生的。
“空心村”叠加气候变化影响，给农村社区带来新的挑战。来自云南昭通永青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的杨钫讲述了越来越旱、高温天气频发的当下，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农业和生活缺水、基础病加重、社交困难和心理健康风险等问题，以及永青中心如何融合多重社会资源，让留守老人有所养、有所乐。
广西近年同样旱情加剧。广西国仁农村扶贫与发展中心的黄薇薇介绍了喀斯特农村地区种植耐旱适应作物、水柜蓄水等传统智慧，以及国仁如何在本地经验的基础上，用低成本、村民乐于参与的方式来减轻旱涝灾害，治理石漠化。
农民种子网络和云南思力技术替代中心的代表也分别谈及了如何将老种子保育和生态农业技术研发同农民的本土文化联系在一起。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气候变化视角对帮助社会组织工作者理解农村社区的风险因素非常有用，但是行动必须与村民的具体感知、认知相结合，与村民和村庄内生的动力紧密关联，才能导向真正有效的行动。
有时候，“关联”不一定仅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还体现在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策略，尤其是在与政府的合作方面。黄薇薇提到，当地政府与农民一道摸索出来的石漠化生态修复方法值得学习，并且积极寻求合作。左智则分享了云南思力技术替代中心在开展工作和行动的过程中，如何寻求与当地政府和国家科研部门的合作，承担打通科学研究最后一公里，使技术路线真正落地的任务。
凭借着与政府多年来的项目合作经验，土生工作室的陈晶晶为大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建议：如果社会组织想要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首先要寻找小切口，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人和事。陈晶晶举例说道：“如果你想要改善水库的水质恶化问题，那么就要在政策建议中提及村里老太太不得不挑水浇地的生计问题，或者水库边癌症病例增加的群众健康问题，这样阐释问题才比较有说服力。”
“另外，要与政府的需求，或者说他们的KPI联系起来。你单纯地谈气候变化或许没有效果，但如果县委书记一听跟生态考核挂钩，那可能当场就拍板立项了。”他说。
桂林市博爱社工服务中心的迟晶在分享农村防灾救灾的工作经验时也提到：“如果其他伙伴想要复制村民应急响应队这样好的做法，那么在开展行动的过程中，需要去动员相关部门，比如县应急管理局、社工部甚至是退役军人事务局，让他们去协调和支持，事情就会更好办一些。”
三、应对气候变化，资助工作者在想什么？
爱德基金会的束俊松提到， 爱德基金会的气候变化项目关注韧性社区建设。他解释说，但从显性结果看，很多韧性社区项目活动其实早在20年前的社区发展项目中就已经在做了，其活动可能体现在修一条水渠、排洪沟这样的小型基础设施层面，“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如何从气候变化的视角去理解和开展建设韧性社区的行动，这是非常关键的。”
他认为，一些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开发出来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行动的方法和工具，能够帮助更多机构开始从气候变化视角理解乡村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机构能够根据这些工具去认认真真做一些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与分析，至少表明他们是仔细思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的。通过开展项目提高社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很重要。”
乐施会的胡玮认为，截至目前已经有很多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灾害对一线社区和正在执行的项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必须引起重视。而当社会组织在社区工作中试图带入气候变化视角时，首先需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带入这一视角以及如何带入。她也提到，不同的社会组织有着自己的擅长的工作领域，比如有关注妇女老人儿童、生计发展和防灾救灾等议题，这些既有工作路径与气候视角之间如何融合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
同样来自乐施会的陈学崇则提到了他对于气候视角与社区工作之间关系的理解：一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例如修筑水坝，我们既知道修筑水坝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知道修筑水坝本身会对社区本身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另一种情况是，可以不知其所以然，但一定要知其然。“例如推广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方法，我们可以不知道病虫害的爆发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但只要这个防治工作本身能起到作用，那也可以被视为是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
针对上述讨论，公益资助顾问谌蜀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气候变化与社区工作的之间的关联是需要时间观察的。例如，混凝土生产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那么一些机构提倡村庄使用本土的轻质材料建筑房屋，这是否符合气候变化项目的申请要求？宏观的气候变化议题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落实到具体的社区，应该给社会机构一些空间，无论是采取共学、预调研或者是一般性的讨论，资助方应该采取躬身入局的姿态，和社会组织一道探索应对气候变化落地之后的多维度实践。
来自社区伙伴的李自跃从2004年就开始支持小农户发展项目。“这二十年里，我见证了无数小农在生态转型中的挣扎与成长。”在李自跃看来，技术固然重要，但更为长远的是要培育人的生态意识。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复杂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应当加强生态观的学习，促进科学与传统的对话，让更多人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气候变化，并且能够感悟到每一个生命体存在的价值。
食通社创始编辑天乐提起她最近参与的两场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国会议。令她感到意外的是，“每个国家都在谈分钱，数字特别大，但再听他们具体要做什么，似乎跟气候变化的关系也没那么密切，甚至未必有我们小农户的尝试更有价值。”
小农户特别是生态小农做了很多减排贡献，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论证，始终难以得到认可。“我们已经错过了对外讲述生态小农的减排努力，应该吸取教训，去想如何将生态农业和气候适应更好地相结合。”她说。
此外，天乐对于气候变化资助行业现状表达了困惑：很多社会组织的专长是做社区工作，是否一定要让这些机构去做气候变化话语的转译？还是说，由资助方来完成这个“转译”，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也许更为高效？
天乐用一个词总结了她对公益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期待：常识。“什么措施更低碳，更有适应性，老百姓有常识，我们社会组织也应该有常识。”
在以上讨论结束之后，现场伙伴们围绕着“社会组织可以为农村做点什么”这一主题，从四位“村里人”所在社区的基本情况、面临的主要问题、气候变化可能的叠加影响、行动会涉及哪些不同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如何获得支持等方面展开了分组讨论，并为这四个村庄发展献计献策。
最后，工作坊邀请桂林蓝天救援队带领现场伙伴们开展了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身体上的磨练让现场伙伴们对气候变化所可能造成的灾难后果有了更多的实感。
活动预告
如无特殊说明，图片均由发言者提供，现场图片均由广西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王健老师拍摄，特此感谢
整理：玉阳
编辑：令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