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能创造更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吗？｜315小讨论之三
食通社说
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实践的理念和国内发展的现状，让我们在315这一天，进一步思考消费行为的社会价值，在未来做出更好的消费选择。
一、PGS的主张
PGS的主张主要有两则，一是反对一刀切的生产标准。生产本身就是一件因地制宜的事情，所以规范化的标准并不能够囊括所有地区各种方式的生产操作，强行用标准化的方式去要求生产者，只会导致多样性的生产被边缘化，并影响到在地的生态系统。这也会弱化生产者的主体性，并可能导致生产者为了迎合标准去操纵生产数据。
而我国的有机认证所设计的检测周期，其实更适合去衡量大规模单一作物的生产方式。很多小农户由于多样化种植，要更加频繁地轮做不同的种类的植物，认证要求的测量过程无法和这样的生产日程匹配，也是小农很难、甚至不愿意被认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则主张是，如果统一的生产标准是不适用的，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去寻找基于具体社区或某种共同体的标准。PGS认为，这个具体的标准是应该由生产者和在地的消费者来共同决定，由这些人通过他们建立彼此了解，来形成一套他们都能够认同的行为规范。
这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有充分的沟通和了解，一方面让消费者充分了解生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和生产者去沟通生产规范，即我们能够期待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是好的产品。然后双方在这套规范下进行生产和消费。信息透明就是通过共同协商的过程实现的。
比如消费者希望吃到不用农药化肥的蔬菜和水果，生产者就会告诉他们，这样的食材可能会有虫眼、品相可能也没那么完美、生产成本可能也会高一些。理性的消费者就会理解，便宜、安全又美观三样全占的食物是不现实的，在消费的时候就会做出适和自己的选择。
二、PGS的困境
首先是投入产出不匹配，或者说权责利三方关系不像常规商业、社会和政治制度那么顺畅。PGS的组织成本非常高，但并没有一个对应的直接的经济回报。这就产生了激励的问题：谁愿意投入精力组织PGS？以及投入这些时间、交通、沟通成本之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回报？
我们可以比较PGS与认证的汇报方式。认证制度其实是建立一个市场的排他性。认证机构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而被认证者则获取认证——进入排他性市场的入场券——并获得相对高的溢价。
但是参与式保障是一个社区性的行为，所以它建立的行为规范和成果属于整个食物社区的资产，由这个社区成员共享。
以国内最为成熟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PGS为例。一个消费者即使没有亲自去参与PGS农场拜访，如果她知道其他消费者去参与PGS，听到其他消费者说这个生产者不错，通过社交媒体看到拜访的现场和成果，她也会通过这个信誉去选择一个生产者。
同样，对于生产者来说，可能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会参与监督其他农户的活动，但是只要有农户通过这种方式被消费者认可，这种认可也会转换成市集的声誉，所有参与这个市场的人都可以分享这种声誉。
简单来说，并不是所有消费者和农友对于PGS的贡献都是相同的，然而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这个监督的成果。那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你不参加投入，你也可以获得，那你怎么去激励这些行动者不去搭便车，谁能够去承担组织 PGS 的成本？是消费者吗？还是组织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接的这些社会组织？依靠市集声誉的生产者应该承担多少比例呢？
第二个局限是PGS预设了范围上的限制。因为它的组织成本很高，以及互动强度很高，导致它不可能像市场当中一面之缘的交易一样快速地复制，它只能够在特定的人群当中实现。也就是说它能够保障的是一个小市场当中的一些特定的生产者，以及相对于主流市场来说很小的一群消费者。它是基于一种形成一个扎根于本地的消费社区，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比较紧密的社会网络。
然而，现在主流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必须越做越大，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失去市场份额。必须通过降低成本和增加新产品，不断去吸引新的客流。那么PGS所保障的市场，是否能够经得住主流市场强调规模化的商业模式的冲击？
三、PGS实践中的妥协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PGS 的组织形式最典型的是农场拜访，以及定期的关于农场生产情况的更新。这两种活动其实都涉及了很多组织成本。
比如在PGS农场拜访前，市集的工作人员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发布公告，再带消费者来到生产现场。
在拜访过程中，组织者还要引导消费者了解整个农场的生产流程，农场主去讲解每一个生产环节，结束之后还要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从组织方的角度上来说，是需要很多时间成本还有人力投入的。
与之相比，在一些其他平台上， PGS 的形式被大大简化了，以至于你很难分出来它和更加直观的营销方式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用现场直播取代了消费者亲自参与的农场拜访，甚至农场生产状况更新可能是直接就不做了。或者在平台引入一个新的生产者的时候，会有生产者的故事，再加上土壤检测报告、产品检测报告，然后通过这个来代替生产情况的追踪和跟进。实际上这些已经与全食超市的营销方式高度类似了：通过 “演绎”信息透明，向消费者展示特定的生产过程的图像，但消费者其实一直离生产者很远。
四、消费者参与的困境
根据我的观察，在家庭中决定食物消费的至少有 60%- 70% 是女性，这些女性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有工作有孩子的女性，共同点是她们都承担了家庭当中选购食物和烹饪食物的工作，而且她们要在家庭当中承担的责任远不止这些。
很多女性消费者表示，她们是从有了孩子以后才开始关注有机食材，言外之意就是育儿其实是他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从有了孩子以后，育儿就成为组织他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线索之一。而育儿在中国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要精致育儿，同时几乎完全是女性在承担这些照料的工作，一个母亲一天的安排是很紧张又很疲惫的。
但另外一方面，她所做的这些工作也不一定会在家庭当中得到肯定和认可。我曾经问一个妈妈，她对孩子的饮食，或者是对全家人的饮食有如此高的关注度，她的丈夫是什么态度？她说：爸爸不添乱就可以了。
这个答案令我震惊。这一方面反映出女性在家庭劳动和分工中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但这些工作的价值并不被社会、甚至不能够被她的家庭成员所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消费者不仅很难有精力参与PGS，甚至想参与也会被家人认为没有必要，有时间不如陪孩子上补习班。
受到上述这些因素的限制，大部分消费者至多只能够通过一次或者两次农场拜访，和这个生产者或者 PGS 的组织者建立的互动，以及平时在市集现场或通过网络来建立对于有机生产的大概印象。
虽然这已经让她们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可能超过全国99.9%的城市消费者，但是这种印象并不是完全基于生产知识的严谨性，或者说很少基于农业知识本身。因为很多消费者在没有有机生产知识的基础时，去农场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看什么， 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然后看到一些觉得很新奇的东西，无法批判性地去看待生产者告诉他们的信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很多时候的判断是“关系性”的，也就是通过之前积累的人际上互动的这些经验，或是文化上的一些习惯来进行一个关系性的、情感性的判断。比如生产者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做了一个特别的动作，演示了一个生产流程，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印证了她对于这个生产者的一些判断，或者是先入为主的观念。这就足以让一些消费者得出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信任的结论。
这种判断方式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果消费者不是通过农业知识来判断生产者的资质，那么对生产者来说，他们在市场上去建立声誉的基础也并不完全是基于生产技术，而是基于在这些特定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个人形象。
北京溪青农场的王鑫就曾经说过，介绍农技的话术很好学，但并不是每一个能够学习到这一套话术的农户，都能够真的在实践当中落实这套技艺。但同时，他又觉得消费者很难辨认真正的农技与单纯话术之间的区别。
也就是说， PGS很有可能成为了信息透明的又一个符号，参与的实质被淡化了。销售者只要能够提供任何形式上和 PGS 类似的活动，哪怕它的组织原则并不是参与性的，以及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服务于知识分享，也仍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种“这就是PGS”的印象，或者让消费者自以为掌握了关于品质的知识并且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但最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赋权并没有实现。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年大量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风潮中越来越明显。
五、PGS还有必要吗？
PGS的另类并非只是提出不同的品质概念，而是因为消费并不是PGS最核心的目的。消费是服务于社区关系的建立，我们并不是纯粹为了买到更好的东西而去参与PGS，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更好的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生产者跟生产者、消费者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相信好的关系才能够带来好的食物，而消费行为也应该是更好关系的日常实践。
这也是和PGS所服务的生态农业一样：生态农业并不只是为了生产安全的农产品，而是为了让农业和环境有一个和谐、而非破坏性的关系。
为了追求良善、可持续的自然和社会关系，才去参与以PGS为代表的另类食物消费，跟消费主义的驱动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如果我们不再觉得扩大生产规模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意识到人与自然，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也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那可能我们会重新思考消费到底是为了什么。而PGS提供了重新思考社会关系模式的一个窗口。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