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接地气的讨论告诉你：“藏种于民”难在何处？
– 食通社说 –
第五届“全国农民种子网络年会”选择在2018年的第一天举办，既意味着新年新展望，也为前一天刚闭幕的中国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勾勒了一个美好的尾声。农户们放下前几日紧绷的会议状态，带来了各自收藏的种子，讲故事和案例，交流育种领域里积累的经验和智慧。能歌善舞的西南地区农友们还在交流间隙放嗓歌唱，放松又热烈。
在今年的CSA大会上，“农民种子网络”携手中国社会生态联盟等机构，发出了“有种（zhǒng）有种（zhòng）”的倡议。从字面上理解，这里包含了关于种子的“保护”和“利用”的两层含义——如何挽救目前种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境况？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种植框架中，令老品种在农民手中复苏复兴？
种子是食物的第一环。种子的保护和利用也一直是食通社关注的话题。希望这篇文章能让读者对目前国内小农生态农业和育种保护的关系有所了解，更希望可以让大家也“接接地气”，看看农民们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什么惊人的成绩，又有哪些困惑和问题？
– 这是食通社第032篇推送 –
这场接地气的讨论告诉你：“藏种于民”难在何处？
作者：食通君
纳西族摩梭人阿公塔是云南丽江油米村德高望重的东巴（纳西语“智者”的意思）。他肤色黝黑，身穿绛红色长袍，戴着长长的白色珠串，左手边放着点燃的灯盏，右手持着一柄铜摇铃。阿公塔喃喃念诵东巴象形文字写就的经文，晃动摇铃，在新年的第一天向纳西众神、山神、大自然的水源献灯祈福，消除人间灾祸。
阿公塔进行祈福仪式。摄影 | 丁振东（农民种子网络）
东巴象形文字写就的经文。图片来源 | 丁振东（农民种子网络）
这幅2018年1月1日在贵州铜仁市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农民种子网络年会”的“开机画面”，直观展示了种质资源、生态农业与村民丰富多样的生活、文化、信仰之间的有机关联。而在前一天刚结束的中国第九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上出现的高频词汇——”社会生态农业”（CSA，又称社区支持农业）、“参与式互信体系”（PGS，又称参与式保障体系）、“参与式选育种”（PPB）等等抽象概念，在这一天的年会中化为各地、各族小农们田间地头积累的宝贵生产经验和生动的案例故事，信息量巨大。
1
育种第一关：寻求品种多样化
小农户进行选育种保护在生计、文化和社区层面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拓宽作物的适应性，避免因某种作物绝收造成生计问题；同时种子还是民族习俗、饮食文化等人类生态多样性的载体。农民种子网络提倡“社区种子银行”的形式——社区成员把收集的种子放入公共空间登记保存，同时供不同农户交换、取用。这种将生态农业和社区自组织进行两头连接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种子多样性的保存和管理当作了社区组织发展的“引子”。因此，在这个思路引导下，小农选育种的第一关，往往是要收集到合适的，以及足够丰富的种子。
各地各族农户们带来了自己在过去的一年收藏的好种子。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收集种子可不是一桩轻松的任务。长春农友郭伟和几个朋友在黑龙江林场租下了废弃的30多亩地，主要种植五常稻花香大米和世界闻名的黑龙江黄金大豆。但令郭伟苦恼的是，除了大豆和稻米这类标志性作物，似乎找不到更多的选择。黑龙江当地的老农户和小农户越来越少，作物多样性被削弱；加上东北和南方巨大的环境差异，导致郭伟想种的很多东西都没法实现。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今年种子年会上，希望能找到心仪的老品种。
河北张家口的“明星”生态小农成鹏飞也面临类似问题。去年一年，他在寻找合适的荞麦品种上可没少下功夫。成鹏飞原先种的是甜荞，因为加工量太小无法脱壳，大量囤积在仓库里:“人家（加工厂）听说我的荞麦才八千斤，告诉我至少得八万斤才能加工！”经过多方打听，他重新锁定了米荞——一种只在云南西盟生长、营养价值极高且易脱壳加工的荞麦。米荞从云南落户成鹏飞的农场，长得不错。据说只要放一小撮这种荞麦在小米里，煮出来的粥会更加金黄喷香。
梁漱溟乡建中心昆山项目“青澄计划”负责人唐义国去年最大的收获是开发了当地品种芡实，一时间订单火爆。“我们的芡实80%都提供给了昆山的市场。因为上海周边农场太多，所以我们就做昆山蛮好，步子不用迈得太大。”农场的主要作物是水稻，另外新种植的本地特色稻米“苏御糯”也广受好评。和工业化大规模单一种植的主粮稻谷不同，他们的核心产品思路是做稻米礼盒。12斤的礼盒配6种有机生态米，350元一盒。由于规划得当，他们产品当年售罄。
2
自留种子也要“提纯复壮”
江西宜春南垣村水稻合作社的姚慧峰为大家带来了一部农场“大片”，记录了南垣古村一年四季的耕作场景。南垣村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南方古村落，历史在千年以上。在返乡青年姚慧峰牵头成立合作社的五年时间里，村里1000多亩田都变成了生态稻田。记录片中，南垣村的水稻田像翠绿发光的镜子，蔓延在墨绿色的原始森林山谷中。开阔地带的村落建筑大多是三层以上的小楼，显得整洁、富裕。
↑点击观看南垣村四季耕种“大片”
春播秋收，南垣村合作社实行统一种子、统一农资、统一种植技术、统一监管，还有统一收购，今年平均亩产500多斤。令人吃惊的是，水稻合作社成员70后或80后占了七八成——和一般中国农村留给人们的高度老龄化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除了种地，村里还组织各种文艺活动。去年他们办大地民谣音乐节，杀了一头土猪，全村人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姚社长强调：“种田也可以很快乐！”
姚慧峰和合作社成员在秋收的田里，等收割机割完稻子，把谷子拉回家。图片来源 | 稻香南垣生态水稻合作社
水稻的育种对于姚社长来说，难在管理。在他的经验里，如果不能实施集中管理、统一留种育种，就很难保证各户收集到的种子是最优的。去年姚社长想尝试在家里育种，买了几十口大花盆放在自家后院，不料熟了之后竟被村里的麻雀吃光……只好来年再育。目前姚社长和合作社伙伴们收集了大约六七十种稻种。“农民如果都不知道自己每年种子哪里来，会没有安全感。”合作社额外重视自留种子的提纯复壮技术，计划来年重点培训村民选种留种，提高种子自给率，也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
同样是来自于南方的唐义国，也提到新的一年计划在农场种子提纯复壮技术上更加精进。事实上，几乎所有参与年会的小农们都提到了选育品种技术的重要性。小农在育种方面的技术手段目前主要有引种、提纯复壮、杂交等手段，其中科学家的专业引导十分关键。据农民种子网络介绍，截止到2017年底农民种子网络的社区资源登记在册的自留品种，已经超过600种。但这些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沿海和内陆的自留品种还是比较少。同时在农民种子网络的协调下，在过去十多年里，广西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和水稻研究所的育种家对广西和云南的社区农户持续进行技术指导，这些农户大多已经开始自己选育种，但是其他地区的农户自己选育种的还是比较少。
3
“粮食就是我们的神灵”
社区经验总结、交流现场。图片来源 | 食通社
和往年一样，农民种子网络的年会请来不少西南、内蒙等多民族聚集地的社区代表。这些地方往往有品种极为丰富的传统作物（比如光是广西就保留有2700多份玉米种子资源！），世代积累的耕作经验和智慧，令小农对当地小气候和相应的作物生长了如指掌。前来分享的农民们谈种子保育、地方农业和饮食文化，就像打开话匣：
“泰国朋友来我们村访问，带着本地食材给我们做泰国饭菜，我们就做汤圆、打糍粑给他们吃。”——广西三江侗族返乡青年覃安福
“有些老品种种子口感可能不是很好，但可以做很多样的加工品，比如有些稻米酿酒，出酒率很高啊，还可以做发糕米粉。”——广西三叉社区代表黄英莲
“种生态小米过程中，我最大体会是我们敖汉文化明明还在，但当地农民不看重，缺乏认同。”——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小米合作社刘海庆
“那里（秘鲁马铃薯公园，Potato Park）的农人们不离不弃保护土地，传统品种一样不漏，顺应本地的新品种也在种。自己留的土豆有4600多种，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云南丽江宝山石头城代表张秀云
“我们的祖先本是游牧民族，骑着马拿着刀剑，来到河谷，定居下来，开始种植水稻、玉米，和小麦。在草原上，牛羊是滋养我们生命的神明；现在，粮食就是我们的神灵。” ——云南丽江吾木村村民和继先
……
云南丽江宝山石头城的育种能手张秀云2014年去秘鲁交流学习，带回了当地著名的紫白玉米种子。但是这种玉米不适应云南的水土，种下去惨遭失败：玉米秸秆过高，结棒过少。但是这难不倒育种经验丰富的她：“哪怕只结一粒玉米，我也要把种子留下来。”这位纳西族妇女开始着手改进种植技术。石头城属于山区梯田，村民们平时对周围的风向都非常熟悉。秀云把紫白玉米改种在较为避风的区域，大大降低了高秸秆倒伏的风险。同时她还尝试把紫白玉米和同样是由云南当地小农培育的明星品种“桂糯2006”结合起来做杂交培育。
渐渐地，曾蹿至2.89米高的紫白玉米秸秆被改良成1.7米的正常高度；而秘鲁玉米原本偏干粉的口感和软糯的本地品种结合后，竟变得更加可口！现在新收获的这批“混血玉米”颗粒饱满又好吃，终于可以在新的一年开展种植了。
秀云去年4月份再次拜访秘鲁库斯科，在国际会议上分享了这个育种故事，引起秘鲁农民同行们的热切关注和赞许，这让她充满自豪和成就感。
张秀云是当地的育种能手。对小农种植传统品种有很多心得。摄影 | 食通君
油米村的阿公塔除了在开场再现纳西族祈福仪轨之外，还向大家介绍了村里一整年的各种祈福活动——基本是以农业生产生活为核心的：
“农历十一月三十早上大扫除，清戏锅碗瓢盆，推豆花，准备年夜饭……吃完饭后，东巴用炒面捏制三百六十个大神。初一鸡鸣头声，就开始烧天香……初十三转山，祈求山神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吉祥。正月初一过大年，要给全村的东巴拜年。正月十五祭祀大小山神，二月祭自然神仪式，三月十三是妇女沐浴节，四月尝新麦，六月祭祖，十月赏新米，然后是冬天祈福。”
身材娇小的侗族姑娘覃桂珍带有沉稳缜密的女企业家风范。摄影 | 食通君
侗族刺绣传承人覃桂珍（桂桂）说自己这次带来的“老种子”是侗族刺绣技艺。她所在的同乐乡约5万人口里，差不多有一万多绣娘！而她的清花绣坊有600多员工，年均产值500万元以上，带动了当地80多户贫困家庭，增收200万元以上。
桂桂的人生榜样是自己的奶奶。因为奶奶不仅会侗族独有的刺绣技艺，还会侗族剪纸：“我的奶奶把我们侗族剪纸发挥到极致！整个寨子里面只有她会剪这种传统图案”。
桂桂的奶奶会剪侗族传统的剪纸花样。图片来源 | 覃桂珍（农民种子网络）
化学农业及其单一规模化种植方式虽然对传统农耕方式有强大的破坏颠覆力，但在偏远的、小农密集的地区却往往因复杂的地形地貌，或是较为碎片化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而影响甚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宋一青长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和当地村民一起做老种子保育工作。她在接受食通社采访时说：“你真正深入这些地方就可以了解到，农业是一个活态的、整体的系统。从在地居民的衣食住行，到精神文化和信仰，每一环都连在一起，无法脱离彼此而单独存在。”
因此，在这种视角下衡量一粒种子的价值，就不仅体现为经济的或生物的；每一粒“老种子”串起来的日常生活——不论是食物、点心、酒、刺绣、庙会，或是祈福祭祀，都应视作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
4
种子的“公共性”靠谁来维护？
云南丽江吾木村的村民代表和继先说，以前村里有各种“土办法”来解决育种问题——像小麦和蚕豆，都是本村村民在不同种植季节和不同海拔高度的村庄之间“以物易物”，经常用来交换的品种。
吾木村的东巴和继先不仅分享了农业生产经验，还现场作诗一首。摄影 | 食通君
吾木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都在几千年耕作过程中形成了培育、发现、交换、分享种子的传统，保护了种子的多样性，甚而奠定了现代种子行业的基础。但在规模化单一种植生产方式持续扩张的今天，本来掌握着丰富种子知识的农民，其身份和技艺变得无关紧要，被排挤至漫长食物商业链条最底端，丧失了对种子自由获取和分享的权益。种子培育从社区共享逐步变成商业公司独占，不仅农民和食物消费者之间的互动链接也被分工严格的商业组织原则所切断，同时也阻断了活态的种子多样性进化和传承。
做为对前述问题的一种回应，“农民种子网络”在2013年12月年正式成立。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从种子角度切入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小农权益的机构，核心专家成员有超过17年的参与式育种和社区发展经验。种子网络从政策倡导和社区的实践探索维度来增进小农权益；其核心理念之一，便是呼吁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协助农户一起育种，维护种质资源的公共性和农户权益。
理想状态下的“藏种于民”，应当是农民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新力，与科研机构合作留种育种。然而实践起来谈何容易！从前属于村子里自给自足循环经济的一部分，现在却要靠项目带动，甚至要磨破嘴皮去说服。唐义国所在的昆山市工业化程度高，很多村民从种地改成进工厂打工。“我们农场对面的小区已经卖到15000一平米了！那我们怎么说服农民放弃工厂的工作，再跑回来来种地？”侗族返乡青年覃安福在村里做留种项目，难以得到村民的理解：“觉得我们像做传销的。他们说这个芋头是很好吃，但我种多了又吃不动，万一卖不了怎么办？”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张兰英在广西也观察到，水稻种子（公司）的价格每年都在涨，但农产品价格涨的幅度远远却低于它们。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农民辛苦培育种植的老品种，如果没办法和市场产生恰如其分的互动和链接，不能“变现”，就难以产生真正的传承，所谓“公共性”容易流于空谈。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简称“市集”）的召集人常天乐在年会上提出一个理念——“让农民成为城市的英雄”。如果有平台可以让农民略过层层盘剥的中间环节，直接和消费者交朋友，做自己的品牌，把劳动力和知识智慧转化为产品真实价格成本的一部分——这样农民可以有足够的收入支持生活，消费者也了解食物的来源，有助于彼此之间同理心的生长。
常天乐近期做的一次调查发现，能让农民对生态农业真正产生兴趣和信心的收入，是每年3-6万元的档次，也就是说每个月2000多到5000的收入。图片来源 | 农民种子网络
这类缩短食物链条、试图重构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替代方案，包括“社区支持农业”（CSA）、“参与式保障体系”（PGS）等工作框架，都可视作一种新的组织关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新小农阶级》作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认为这种组织关系是对目前全球食品帝国和企业农业的一种对抗，或者说是一种重构的尝试。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具有吸引力和动员力。它把人、活动和前途重新连接在了一起。”
老种子的保护可以在这种新型关系里焕发生机，不用单纯依靠外部的（专家）力量。河北张家口的成鹏飞就充分借助农夫市集这类平台了解消费者需求，既种植本地传统品种，也尝试国外的有机种子，超受好评。他现在是消费者口中亲切的“成哥”。昆山的唐义国利用附近一处有6000年历史的稻作文化遗址做食育工作，同时带动当地村民做种质资源登记，说服他们昆山有农业、有老种子；覃阿福想在新的一年里利用村里的庙会展开老种子交流活动；贵州雀鸟社区的杨丽萍也在种子网络等社区机构的扶持下，做当地老品种、土食材的再生，希望可以改良村里的土壤，吸引更多青年在村寨安顿身心。
雀鸟社区开发的各种土食材 | 杨丽萍/农民种子网络
杨丽萍作为雀鸟社区代表，参加了去年在成都举办的第七届国际慢食大会。他们开发的土食材也被全球食材资源目录“美味方舟”选中收藏。图片来源 | 顾磊
还有年轻人在就老种子保护开发议题上，酝酿更为主流的商业计划。自称“红米第一人”的哈尼族青年李高福在年会上做了一整套关于红米项目的“SWOT分析”。他原本的计划是吸引商业投资，利用市场导向来扩大生产规模。但今年接触种子网络之后，觉得这类平台更有意义，想在今后加强和社区的互动交流，加大力度收集保留哈尼梯田的红米老品种。
李高福被称作哈尼“红米第一人”，目前已经开发了十几种哈尼族的红米品种。摄影 | 食通君
对于小规模农户而言，嵌入CSA、PGS等模式，在社区和有消费者直接参与的平台支持下发展种子的保留保育工作，这或许是更好的方式。最后，农家种保护和利用究竟是谁的责任和义务？农民吗？宋一青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认为，育种在农户那里应是一种主动自发的生计需求，不是义务。而种子公共性的维持，最重要的是要在公共话语体系里进行，这里既要有科研单位的扶持和参与，又要有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同时还需要社会广泛参与。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种子保护领域一直在强调种子的“保护+利用”——两者缺一不可。宋一青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农民”、老种子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和农户应该站在一起，农民世代相传的农家种可以补充和更新公共资源库；而公共资源库搜集的农家种资源可以回馈社区，满足社区应对消费者需求和其它变化。这样才能真正互动起来，使得种子保护成为真正的处于活态的保护，保障国家种子和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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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种子网络”成立于2013年12月。是目前中国唯一从种子角度切入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小农权益的机构，核心专家成员有超过17年的参与式选育种和社区发展经验。机构目前在社区种子银行建设和参与式选育种等基础性工作方面，已覆盖10个省市的26个社区，农民通种子网络登记了超过600种社区保存的作物品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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