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骑手们经常一天两顿,很多人有胃病。”《过渡劳动》作者孙萍在《随机波动》播客中提到的这句话,让我很不平静。并非因为吃惊,而是出于共情。作为营养学者,这种矛盾让我意识到,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与健康,还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饭。
一、规律饮食被工作牺牲
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作息不稳定,平常的进餐时间和饮食质量往往取决于订单量、工时长短,甚至取餐地点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们是否“懂得养生”。 现实是,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食。骑手们的健康困境,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吃好,而是他们的劳动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理解骑手们的胃病时,开出“规律三餐”的营养处方是傲慢且无效的,因为它与“以单计价”的生存法则不兼容。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少喝碳酸饮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运动”等专家建议,虽具体,但在真实世界里常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磕绊,难以实现。

晓敏:经历离异阵痛的女骑手,“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为了多送单,她很少吃午饭,会带上在拼多多买的饼干、馍片”。
吴之峰:为了应对“只出不进”的疫情政策,选择露宿街头跑单,每天用卡式炉和一口小锅给自己做两顿饭,“给自己煮面、煮粉,有时候会做一些拌面就着辣椒酱吃”。
洪大哥:“他打开早餐袋,里面装了两个肉夹馍,表皮酥黄,热气腾腾,他边啃肉夹馍边喝百事可乐“。
对于一些骑手来说,“吃饭”这件事甚至在生活中完全不重要。在公众号“骑手有话说”的一篇推文里,一位外卖小队长反馈:骑手从业后体重增加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体重不增反减,反而可能是甲亢等疾病的信号。另一位参与饮食调查的众包骑手小白则干脆地说自己不考虑什么“饮食搭配”:
“没有什么考虑,没有精致的生活和考虑。如果今天爆单了,那就得不停地跑,就不想吃饭,只想挣钱。很多骑手跑到没单了才会停下来,不会主动下线。一直有单,就会兴奋,把饥饿感忘掉。”
吃得健康并非特权,但对“只要活着就努力跑单”的骑手而言,一天两顿几乎成了“成功”骑手的必备条件。生计的压力让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逐渐失去了对食物和健康的自主选择。

“有的时候(比如)孩子吃饭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刚好是送外卖的高峰,你就没空管他,最多也就是给他点外卖。”
“骑手”与“母亲”角色的冲突让芳利难以入睡,这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性别与劳动如何共同影响个人与家庭的健康。当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随时变动成为日常,工作糊口的压力将“吃得健康”变成一种精疲力竭的权衡。健康本该是最基本的底线,却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
二、打零工使人“短命”?医学研究怎么说
医学研究显示,在零工经济环境下,工作方式本身已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变量——“一个人的就业状况比任何传统的冠心病危险因素更能预测其死于冠心病的风险。”
一篇刊于《美国医学会心脏病学期刊》的文章指出:
“零工经济的工作环境应被视为新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甚至可能是可干预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雇主应系统性了解零工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开发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措施。”
(一)1950年代研究表明,低体力活动职业(如公交司机)相比高体力活动职业(如体力劳动者)冠心病死亡率高约两倍。
(二)在美国旧金山130名出租车司机调查中,35%有4个或以上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缺乏运动、吸烟、不健康饮食、长期压力),其中36%吸烟,33%无规律运动。

然而,目前关于零工劳动者健康状况的系统研究仍然有限。中国2亿零工劳动者的健康究竟在面临什么挑战,更是公共健康体系亟待填补的空白。未来的健康政策和劳动法规,必须直面这一群体的健康困境,并采取系统性的保障措施,以避免健康不平等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三、“数字韧性”与“健康韧性”
在这些工作中,三餐不规律已成为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共同困境。骑手的境况让我们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数字经济的便利背后,往往隐藏着劳动者的健康代价。我十分欣赏《过渡劳动》中自下而上的展开方式,数字劳动者用来对抗算法监管的各种劳动策略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孙萍将其称为“数字韧性”。这也让我思考:在“数字韧性”之外,是否更应该关注劳动者的“健康韧性”?

从营养师的角度出发,我也希望骑手都能够好好吃饭,和其他职业同样享有健康公平(health equity)。未来,在考虑骑手的劳动保障和合理报酬等议题的同时,是否也能将 “健康韧性”涵盖在内呢?这是关注劳动者境况的人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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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