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海吃海，他们找到另一种生意经
食通社说
通过建立社区保护地，泰国渔民拥有了话语权，能自己决定如何使用海洋与红树林，甚至在更高层级的国家公园法律体系里楔入了共治规则。但下一步怎么办？这篇文章会介绍在地渔民想出的种种可持续渔业之计。
一、家门口的食物储藏室
我们这些在陆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起初不敢相信渔民采集贝类就是这样直接走入红树林。甚至泛舟海上、遥望红树林时，那一条条扎入海水中的拱形的树根，让我觉得红树林是无法行走的。我们一再确认他们真的是“走”到红树林里采集螃蟹和贝类吗？
脚下所走的泥路，弯腰仔细看，有很多小洞，那是螃蟹的洞穴。如果再凑近点，脸几乎贴到地上的话，能看到一片片整齐码放的小圆球，那是螃蟹吃饭之后吐出来的残渣……渔民随手一指某种树，说这个那个可以做何用，而我还在适应脚下起伏的树根，以防自己摔倒。
这或许是本地社区必将由本地人“开发”的最基础理由——他们眼中的红树林井然有序，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食物储藏间，而我眼中的则是一片繁杂、混乱、泥泞。他们口中这个“ATM机”如此丰裕，但我并不掌握密码。需要很长时间的刻意训练，我的眼睛也许才能适应这一切。
在社区中心的边上，竖着一块崭新的蓝色标识牌。这是一份社区公约。明确社区成员在这片区域内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例如严禁砍伐树木、封锁水域，以及使用拖网、推网、折叠笼或机械动力等破坏性渔具；当地居民在获得社区保护地委员会的许可后，方可使用合法、非机械的传统工具在区内捕获鱼类和尺寸达标的贝类。此外也会通过种植水椰、示范养殖来创造收入，为学生和感兴趣人士提供学习研究的机会。
坐在竹筏上可以近距离观赏红树林的细节。在董里府Suso社区，这里的红树林曾被公司以特许经营为由砍伐二十多年。村民说，自从特许经营停止，村民开始采取保育行动，红树林就慢慢回到了良好状态。他们有自己肉眼可见的指标，比如猴子回来了。我们还在竹筏上看到了水獭从水中蹿上岸，像一条油光水滑的闪电。
村民争取到主管政府部门“海洋与沿海资源部”（Department of Marine and Coastal Resources，简称DMCR）提供的资金，每月做两次红树林的物种监测；在水道通向大海的出口放网，这样在涨潮、落潮时，分别从海水进出的两个方向都可以捕获垃圾……最日常的工作莫过于种植红树。村民可以砍伐红树用于建房等，但是谁砍了一棵红树，必须种下10棵树苗作为补偿。
就像政府主导的自然保护区，村民也对社区保护地进行分区管理。图中3区是严格保护、禁止开发的区域，他们用本地话来描述其功能——这是留给动物的区域，用宗教的话语来说就是“不扰生灵（leave the life alone）”，4区则是生态修复区。
而像用竹筏带我们出来参观的活动，也属于盈利性质的生态旅游，由专门的村民小组负责，既让游客更了解他们的保育故事，也提供收入。
他们还认为渔业资源变丰富了。以前出去捕不到鱼，现在可以直接走入红树林、沙滩上捡拾贝类，还有人在红树林里放鸡笼养鸡，补贴家用。
这里的主要渔获有白海鲈，南美白对虾，黑虎虾和泥蟹等。自己吃不完才拿去卖，不需要跑到市场，自有贩子到码头来收货。老渔民说，这片海还生活着一种细长的鱼，价格很高，多出口到中国。
日落之后的低潮位，在水位只及小腿的地方，可以捕到手指长的白对虾。有时候能看到100多人在沙滩上弯腰捡拾的盛况。也有外面的人来赶海，对此当地渔民表示其实管不住，“但只要不用破坏性渔具就OK。”
村民的主要收入就是来自捡拾和捕捞。通过捡拾，半天可以挣500泰铢（约人民币100元）；出海捕捞的话，一人操作、当日往返的小船，出海一天能捕获价值2000-5000泰铢的渔获（人民币400至1000元），如果2至3人操作的大船，往往在海上过一夜，大概能捕到5000至10000泰铢的渔获（人民币1000至2000元），不过这种也是在近岸海域作业。
如果开船很远出去捕鱼，和现在这种生计模式相比，哪种更挣钱？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后，他们脸上现出茫然的表情，表示不清楚远海捕鱼的渔获如何，但柴油、人工、机械等成本一定更高。他们认为，这片红树林已经足够他们吃喝，很满足了，何必舍近求远？
二、渔民如何重建自己的食物系统
2013年10月，针对泰国南部的路桥（Landbridge）项目，民间领袖Tab作为“泰国海洋观察协会”（Thai Sea Watch Association，后简称“海洋观察”）的负责人，领导抗议者发起了一场长达1周、行程200公里的游行。海洋观察也是带领几个渔业社区在国家公园里建立社区保护地的关键角色（关于Tab的介绍，详见第一篇）。
该项目旨在建设一个连接安达曼海和泰国湾的物流通道。这将允许货物通过陆路穿越泰国南部半岛，从而避开繁忙且航程较长的马六甲海峡，缩短运输时间。项目配套的东、西两个港口分别位于宋卡和沙敦。
这在泰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尤其是遭到当地社区、渔民组织和环保团体的强烈抵制。反对者指出，该项目将对两个海域（安达曼海和泰国湾）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且不可逆转的破坏，从而威胁沿海小规模渔民的生计来源。
沙敦府是Tab的故乡，为了抗议该项目，他十几年前搬了回来。他说，这个项目将影响200多个村庄，导致很多人被迫搬迁。
参与抗议的9个人曾被捕。出于多种原因，最终政府暂停了这一巨型工程。
对于大型工程项目，渔民群体内部也有分歧。一位NGO领袖的观点代表了一群渔民的心声：我们有好的气候、海洋，美丽的沙滩，我们拥有、也可以管理好这些资源，我们不需要别的发展规划了。
但也有一些渔民在项目暂时搁置后，向Tab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大型项目停滞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发展计划？
这个时候Tab意识到，他们一直以来致力于保护的这片海是多么重要，到底怎么利用这片海洋，能让渔民们过上好日子？
作为一家NGO，海洋观察认为，从事小规模渔业捕捞的渔民最有动力保护海洋资源，因为他们更需要健康的海洋来提供可持续的渔获。相反，工业化捕捞意味着破坏性的一网打尽。
因此，海洋观察希望通过支持小规模渔民体面生计的消费市场，来支持保育。听他讲这些时，我想到，这和食通社所倡导的生态农业价值链的本质一脉相承。两者是农业、渔业彼此的镜像：当我们选择支持某一种保护路线时，也意味着支持这种路线下的食物生产者。
生态小农户也需要健康的土壤、农业物种的多样性来维持一个良好循环的农场，而工业化农业几十年来的实践则证明是透支土壤、多取少予的短视行为。这和小规模渔民与工业化捕捞的冲突，颇为相像。
虽然就捕鱼的数量、效率来看，小渔民的手工作业比不上大渔船，但他们有自己的优势：成熟鱼类、新鲜，如果是短距离供应就不会放化学防腐剂。老饕们是愿意为这样的优质海鲜付出合理价格的，但，如何让渔民赚到这些钱？
所以关键在于创造新的零售市场，以及让渔民对供应链有话语权。
三、更健康的海洋，更健康的海鲜
“使用传统渔具进行可持续捕捞，且具有可识别的产地来源。消费者知道他们的食物来自哪个海湾，渔民也为他们的行业感到自豪。”阿育王伙伴（Ashoka Fellow）给Tab的颁奖词中这样说。他还与有机认证专家合作，设计了一套针对可持续捕捞海鲜的质量认证体系。认证委员会成员包括小规模渔民、消费者代表、学者以及在沿海社区工作的民间组织。
第一篇手记开头讲过，2026年1月底我们走访时，就体验了一下渔民自己开的餐厅。而讲到让渔民做生意这事儿，Tab似乎有很多痛的领悟，一口气说了很久“困难经”——
渔民是“食物生产者+生意人”的双重身份，虽然是他们希望探索的一条出路，但只有做过才知道有多难。这些年踩过坑后，他们发现，渔民不擅长销售，由于利润太微薄，合作社的成员最后都流失了。
所以Tab强调：这不是一份志愿工作，需要收入来维持生意。我们去吃的这家渔民餐厅，启动资金来自当地的渔民协会，仅3000泰铢（约人民币650元）的小额资助。他们发行了1800股，每股卖100泰铢，入会需要购买股份但不得超过100股。目前有98个成员（股东）。
餐厅去年才开张，如今账上已有50万泰铢资金，这既包括利润，也包括98个股东的入股资金。他们决定将利润的50%继续投入餐厅运营，30%用于股东分红，剩下20%用于社区的海洋生态保育、以及捐献给寺庙。
希望下一次去沙敦时，我还能去这家真正属于本地渔民的餐厅吃一顿。
为了进一步拓展收入，在沙敦，拉威南村的女性渔民们还成立了加工小组，做辣酱、蟹片等产品，以提高渔获的附加值，以及解决海鲜的保存问题。她们注册了社会企业，得到了海洋观察5000泰铢资助（人民币约1000多元），以及政府能源部门捐赠的光伏板，来为食物烘干设备供电——这是她们仅有的外界支持。小组现有32个成员，但还在初创期，尚未稳定盈利。
四、从志愿保育到可持续生计
就像Tab早已意识到的，Duck这一辈社区行动者都感到，无法让渔民生计上获益的保护行动，是不可持续的。不同于“只谈保护、不计利益”的志愿工作。过去10年里，Duck和身边人们开始探索“变现”手段。
还记得我们在第二篇手记里提到的渔民西西弗式投放螃蟹幼苗、修复海草床保护儒艮的举动。故事也有其另一面——“靠海吃海”，靠旅游业创收。在沙敦府知名的国家公园Mu Ko Phetra，毛茸茸的海草床包围着小岛，从码头到岛上是一条栈道，可以参观化石、奇特礁石等地质奇观。渔民强调还有小丑鱼“尼莫”，这些对于本地人来说，都是吸引游客的元素。
在这里，生态旅游小组的渔民可以当导游，不需要额外向国家公园交费，相当于他们可以免费利用国家公园的旅游资源。国家公园还批准了10个渔民在做摆渡生意，也保留着渔民自己的码头。
在Duck的带领下，我们体验了半天的国家公园生态旅游。
如果不是有他在一旁讲述，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海底下有那么多故事发生。就拿海面上的一片塑料桶来说，五颜六色的旗子插在桶上，Duck说，每个桶下面都是渔网，用来捕捉虾蟹，都是渔民个人行为，从旗子的颜色就可以判断出是谁家的。而渔民能在国家公园里“明目张胆”地捕鱼，正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成功建起了社区保护地（详见第二篇手记）。
再往前走，又见一片漂浮的蓝色塑料桶，上半截被海鸥的粪便染成白色。这就是渔民自己做的鱼类栖息地，他们称为“鱼之家”。船的发动机停下来，世界一下子安静了。Duck又开始他娴熟的讲解：做鱼之家已有10年，这个主意最开始来自渔民，因为他们发现水下的鱼笼（trap）会吸引鱼生活于其间，为什么不效仿着做成鱼类保护场所呢？但是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政府部门、外面的人接受这个主意。
所谓鱼之家，是用竹竿把好多片椰子树叶固定在海底，相当于人工珊瑚礁，给鱼类提供庇护所。“他们身处其间会觉得安全。”Duck说。椰子树叶在海水里浸泡六七个月后会腐坏，需要补充新的叶子。
一些渔民起初不理解，他们只想着怎么能更多捕到鱼，但是第五年之后，在海洋观察的协调之下，渔民开始做监测，发现鱼类资源确实在变多。数据不仅让渔民更明白自己做的事情的进度和意义，也有助于渔民和外界沟通。“虽然渔民感觉到鱼之家有助于恢复渔业资源，但他们的见证并不足以让外界相信，需要科学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Tab说，他们最近才开始收集数据，渔民潜水去做物种记录，想做鱼类目录。但监测频率仍受限于预算。
他希望能够请科学家来指导，做出一份基线数据。但这些，也都意味着更高的资金需求。
从这个小岛回到大陆的途中，出现另一片鱼之家，标志是海面上冒出来的一小丛竹竿。如非Duck给我们指出，在茫茫的、反光强烈的波涛中，我们大概不会注意到。
快到码头时，海面上出现一位老人驾驶着一叶小船，正在用刺网捕鱼。渔民们突然开怀大笑，把船开过去打招呼。原来那老者正是Duck的父亲，30年前他投身海洋保护运动的时候，还正值壮年。他的这一生，先后经历了工业化捕捞的兴起，渔业资源锐减，国家公园对渔民的驱逐，渔民奋起反击拖网商船，又从国家公园的领地中争取到社区保护地……如今在暮年时刻，看到自己当年壮举的开花结果，甚至还有一群中国人不远万里跑来参观，他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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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