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稿费的台湾食农杂志，如何走过22年？
食通社说
一、三个机缘
1993-2003年，我从台湾都市搬到农村生活了十年。这十年里，我和当地村民一起组建协会，开展保护溪流、地方景观改造、客家文史调查、社区教育与假日文化市集等活动。
这段农村经验让我产生了由“社区”投身到“三农”工作的想法，毕竟，在地产业和经济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埋下了创办《青芽儿》的初衷。
推动我创办《青芽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与台中农资行农民的相识。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后，我投入到台中地区的灾后重建，结识了许多当地农友和农资行业从业者。
我发现这些果农技术娴熟，能够精准控制水果甜度与果树生长周期。早在1975年，就有农民成功嫁接日本品种梨穗，形成了新兴的嫁接梨产业，为地方创造了每年高达四十亿台币（按当时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10亿）的经济效益。
只是辉煌的成果伴随着巨大的代价：长期依赖农药化肥导致土壤退化、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农民的健康——喷洒农药时毒雾弥漫，不少农民在50岁左右便因肝癌去世。
这些经历让有些农民开始反思常规农业的弊端，其中有几人联合起来开办了农资店“三合一资材行”。他们基本不卖农药，也不过量兜售化肥，而是去到果园，像医生一样，亲自“诊断”果树状况，为农民提供科学种植建议。他们还推动农药“逐年减量”，让环境逐渐变得干净。
看到他们如此卓越且富有责任感，我深感这许许多多的故事值得被记录下来，需要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相互分享经验。
作为读书人，我能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出版为农民发声，为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正是在这些机缘的推动下，《青芽儿》诞生了。
二、三个愿望
在台湾和大陆地区，农民这一职业长期以来似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农民自己也时常看轻自己。
如果有人问：“你是做什么的？”很多农民难以启口自己是“种果树的”或“种菜的”。这让我感到痛心，农民的劳动与成果明明是社会最重要的根基，却被忽视和贬低。
创办《青芽儿》的第二个愿望是想呈现农村的真实图景。
2003年之前，台湾大众对农村的关注很少。农村资源不断被城市汲取，人口也在流失，呈现衰落态势。而都市人对农村的印象多半来自于美化过的宣传图片，比如辽阔的稻田、宁静的小村落等，看起来像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田园画。
我是学社会学出身的，我知道这样的农村生活并不真实，我希望记录乡村的日常生活与遇到的问题，呈现农村不加滤镜的真实面貌，大家一起来努力改善。
当时“有机农业”这个词在台湾几乎没人提，我只能用“绿色农业”来表达我的理念。《青芽儿》的出版只是手段，我真正关注的是推动三农领域的良性发展，建立城乡共生的关系。
通过这份刊物，我希望为关注这些议题的人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同时起到宣传与教育的作用。为实现这些目标，《青芽儿》设置了四个主要栏目：
• “另种想法” 分享食农领域的前沿理念与探索
• “处处青芽” 记录各地涌现的农业新尝试
• “放眼国际” 介绍国外的农业经验与模式
二十多年来，《青芽儿》在这五个栏目发表了很多文章。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台湾最早介绍“慢食”(slow food)、“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生态旅游”(Eco-tourism)等新型粮农实践的作者之一。
三、稿件和经费
后来我发现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很多农民有想法、有深厚的务农经验，但不习惯动笔，或者说，他们与文字的缘分比较少。他们觉得写100个字，还不如去挑两袋米来得轻松。
因此，我们的主要作者变成了较年轻的“粮农工作者”。他们多为大学或研究所毕业，有一线工作经验，关心这个议题，也能写出自己和他人的故事。
台湾农民要组织起来发声是非常难的，现存的农业组织大部分由政府组织或协助成立。民间也有一些关注食农的团体，比如“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后简称主妇联盟），还有“上下游News&Market”（后简称上下游）。
最初，主妇联盟有两三万成员，2007-2008年的瘦肉精、三聚氰胺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一下子让成员数增加到了8-10万。很多新成员未必关心农业，她们要的是干净的食物。所以主妇联盟一直在培训新社员，提高他们对食农问题的关注度和合作社精神。
上下游也做得很不错，他们的编辑都是专业记者，很多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不光围绕农业、食物、环境等公共议题提供新闻及深度调查，同时也是小农产品的供应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在地的食物。
《青芽儿》的作者主要是粮农工作者。对他们来说，写作的过程不仅是分享，更是整理、澄清自己或他人生命实践的历程。有的作者从前没有写过文章，看到文章在《青芽儿》发表后，即使没有稿费，也感到非常高兴。
有人问我：“阿伟，你怎么能坚持二十年？”
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坚持”。如果真的觉得辛苦，早就撑不下去了。意外走到今天，靠的是一路上无数人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支持来自给杂志供稿的作者，也来自默默赞助的读者，他们提供了办一份刊物最重要的两个物质条件——稿件和经费。
我邀稿，很多人都会答应，我就成了台湾最大的“债主”，到处都有人欠我稿债。
我对稿件的要求比较宽松，我常对作者们说：“你敢写5万字，我就敢登5万字。”当然重点不在字数，而是希望他们写得真切、生动，把故事讲得完整、饱满。
即便遭遇突发状况，比如邀约的十篇稿件中有四五篇临时缺席，我也能迅速找到朋友补上。所以我要感谢供稿的作者们，让《青芽儿》一直不缺稿件。
另一方面是经费问题。
我希望《青芽儿》是一份纯粹的、为农民服务的刊物，而不是一份商业杂志。每期印刷1000本，其中有七、八百本直接赠阅。
既然杂志本身不收费，运营就一直靠赞助支持。我们的原则是：如果你喜欢《青芽儿》，有钱就请多赞助，没钱就送给你。另外，我们基本不收来自农民、学生及理念不合之人的捐款。杂志运营支出主要就是印刷费、邮费和少量杂费。
我也曾给自己设下“十万台币”（约合人民币22000元）的心理底线——倘若该年亏损超过十万，隔年就停止出版。过去七、八年，尽管整体经济形势变差，亏损也从未超出这个限额，于是就继续出刊。
现在进入了电子阅读时代，杂志运营也面临从纸质刊物转向电子刊物的问题。
《青芽儿》始终坚持纸本发行，一方面我更喜欢纸质书刊，实在、具体；另一方面也更方便农民阅读。我们还特意采用大字号排版，这样农民不用戴老花镜就能轻松看清内容。
近几年，在几位新义工朋友的协力下，我们也开始把杂志内容放上“方格子”（Vocus）这个网络平台。
从2022年1月开始，我们志工们在每月第一个礼拜一会做线上讨论，确定本月议题，然后把过往100期杂志里和这个议题相关的文章都整理出来，放在“方格子”上面，供读者免费阅读。
四、“有各种新东西冒出来”
这些思考转化为实际行动，就有了广西爱农会的“土生良品”和云南的“土生食馆”。
柳州的“土生良品”餐厅，是从关注地方农产开始，逐渐发展为了有社会影响力的乡村实践。看似与《青芽儿》的直接联系不深，但我感觉，它的灵感多少与这份刊物有缘。
台湾也有蛮多年轻人愿意到农村从事生态农业。这些人一部分是农二代，家里有田地，他们返乡后可以整理土地，向生态农业转型。另一部分年轻人要去农村租地。
租地从来都不容易，假如你花了整整三年改善环境，把土地整理干净，等租期一到，土地被收回，一切都化为一场空。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开始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把想从事生态农业的年轻人和可利用的土地整合到一起，比如在宜兰推动友善耕作、引领许多年轻人务农的赖青松。
一开始，赖青松引进日本“谷东俱乐部”的形式，在宜兰发展社区支持农业（CSA）——谷东预付认谷、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天灾风险。
实践证明，谷东俱乐部的运营非常不容易，一个人面对几百个谷东的压力可想而知。于是赖青松决定转型，将更多精力放在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上。
因为长期和当地农民相处，赖青松得到了农民的信任，他们愿意将土地交给他管理，这些土地又为年轻农民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他还和台大城乡所博士杨文全创立的“两百甲”合作。杨文全负责教授年轻人农业技术，并设法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
后来，无偿帮助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此，前些年他们成立了“慢岛生活有限”，提供服务时收取一定费用，使整个体系能可持续运转下去。
过去二十多年，赖青松在宜兰引导了三四百名年轻人进入农业领域，光深沟村就有一百多人参与。老农民慢慢退下来，年轻农民接过了他们的土地与技术，一个新农社区逐渐成型，为整个乡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台湾、香港和大陆的食农领域，类似这样的新探索还有很多。
无论未来如何，我始终相信，社会进步正是由许多像《青芽儿》这样微小的力量和认真、踏实工作的人共同推动的；虽然渺小，却如同野草，以顽强的姿态与新事物共同成长，在潜移默化中带来更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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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如无说明，均由食通社拍摄
整理：小毛
编辑：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