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米价翻倍，农民却不想种了
食通社说
但是，日本真的缺米吗？其实日本大米的产量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过剩。稻米已成为日本这个粮食自给率一路下滑到38%的国家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主要农产品。但这并不能归功于水稻产量高，而是稻米消费在战后持续下降的结果。日本人虽视大米如珍宝，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美国在经济，文化和外交上的影响，饮食结构早已西化，主食的选择也变得多元。
大米作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食物，日本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地步，此次米价上涨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却甚少被提及。
一、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去年夏天开始，日本大米价格上涨，供应减少，起因是2023年日本出现高温使得米粒白浊，食用米产量下降。到了8月后，许多消费者担心缺货，开始抢购，日本的超市等零售店的大米的购买量增至往年的1.5倍。
除了气候变化导致的大米减产，日本政府还将米价上涨归结于入境游客激增，带动大量的大米消费，进一步导致供应紧张。
当时，日本政府的结论是，只要到了10月份，新米上市以后，问题就会解决。但新米上市后，大米的价格并未回降至正常水平，反而一路上扬，2024年11月稻米价格仍比同期水平上涨60%。
据日本总务省六月份发布的物价数据显示，在东京23区，5公斤越光米含税价格为5072日元，较五月还涨了102日元。这已是米价连续第14个月上涨，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511日元，翻了一倍还多。
二、日本缺米吗？
居住在神户的丁薇观察到家附近的超市一直有售大米，不过价格是2023年的两倍多。幸好她本人主食结构比较多元，日常对大米需求不大，但米价上涨可能对四五口人的家庭压力较大。
京都大学田野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张曼青也表示，她没有发现大米短缺的现象，超市每天都会补货，不过价格涨幅较大。她举例，在2015-2020年期间，日本大米价格约为5公斤2000日元左右，目前的价格是4000-5000日元之间，涨幅为2到2.5倍。
在此次大米价格飙升，供应短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抑制供给，优先维持米价的日本传统农业政策，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减反政策”。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在1955年达88%。进入60年代以后，受到地缘政治，国际贸易与社会发展等多重影响，日本农本主义的理念、政策和社会主流观念渐行渐远。不仅是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这期间都受到美国的强力影响，开始转向以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同时大量从美国进口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农业和农村从这时开始被边缘化。
在工业化的加速下，为满足劳动力需求，大量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人们的饮食结构开始发生改变。饮食习惯的西化也通常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之一。
一方面，日本的经济贸易与美国深度绑定，反过来，美国的粮食外交战略也在推动日本人吃美国货。美国向日本出口大量小麦，也出口肉类以及用于动物饲料的大豆和玉米。这个时期，日本人开始接受美国那套以动物蛋白来判定营养摄入的标准，饮食习惯也向肉蛋奶，面包和意大利面为主的西方饮食靠拢，对大米的摄入相应就减少了。
从数据来看，60年代日本粮食的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已经低于50%，但是大米的自给率却是100%，大米之外的大豆和谷物都依赖进口，外部依存度都超过90%。1962年，日本人均大米消费量为118.3公斤，约为人均每天5.4碗米饭。此后，日本人对大米的需求开始减少，而肉蛋奶的消费量开始增加。到了2020年，人均大米消费降至50.8公斤。
到了70年代，日本人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大米，日本开始调整农业结构和政策。为了防止产量过剩而出现价格下跌，小农损失，日本开始推行“减反政策”，通过控制水稻的种植面积，补贴农民转向种植大型经济作物来维持米价的稳定，同时保障农民的收入。
“减反政策”的高压下，日本大米产量明显下滑。从60年代后期超1300万吨的产量降到2010年的850万吨，再到2020年产量降至776万吨。但是即便产量下滑，日本大米也是够吃的。以2020年为例，日本人每人平均的大米消费量为50.8公斤，约为每天每人吃2.3碗米饭。面包和意大利面等小麦主食挤占了原本大米的位置。
三、投在稻田上的政策阴影
2023年因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产量降至661万吨，2024产量稍涨达683万吨。从60年代1300万吨的产量高峰到如今腰斩，产量是下降了，但价格稳定了吗？稻农收入稳定吗？
虽然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米很贵，但其实日本稻米的收购价长期是偏低的。近年来，日本每60公斤的大米生产成本为15000日元（约750元），收购价仅有12000日元 （约600元），政府还需补贴3000日元才能补齐农户的亏损。
张曼青提到，此次“令和米骚动”前，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大米平均5公斤2000日元的价格是较低的，农民赚不到什么钱，但是目前5公斤的米价在4000-5000日元，消费者也较难承受。她认为，大概维持在3000日元左右可能是对农户和消费者都比较好的价格。
四、谁来定价？
除了农业相关的服务，它还提供金融服务，是日本是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之一。同时，由于农协笼络着绝大部分的农户，它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可以左右农业政策，甚至可以影响选举。实际上，今天日本的米价就是由农协制定的。
不同的农户对农协褒贬不一，一些大农户认为农协很方便，因为它从种子到销售都能提供支持。尤其对于一些没有销售资源的农户来说，只能依靠农协。
委托农协销售，需要支付15%-20%的手续费。对一些小农户来说，这很难承受。而且农协收购条件苛刻，想要被高价收购并不容易。
张曼青对食通社表示，农协在收购上有很多变态的规定，不仅对口感定价，还严格把控颜值。以黄瓜举例，一定要达到农协要求的规格，短一点长一点都不行，不在规格范围内会被定为“二级”，收购价减少。弯的黄瓜甚至不够格“参加评选”，只能被送去制成腌黄瓜，收购价格是最低的。人们平常感叹日本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精美蔬果，实际上，农户想要达到那样的规格是非常难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寻找新的销售渠道，尝试摆脱农协的垄断。
一些小农开始走精品路线，将产量小但品质好的产品供给特定超市，或者尝试自己和消费者对接。CSA（社区支持农业）也是其中一种形态。如果在日本乡下旅游，人们常见到各地产的农家米，这些大米的产量和价格在这次的“米荒”中较少受到大市场环境的影响。
五、乡村衰败，农业路在何方？
少子高龄化是日本各行各业都在面临的问题，但对农业来说，问题尤为严重。2020年，70%的农民年龄在65岁及以上，11%的农民年龄在49岁及以下。2023年，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为68.7岁。
农民的平均年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退休，劳动力短缺问题加剧。这种不平衡的年龄结构对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挑战。
根据2020年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普查结果显示，未来5年内，农场经营主体“尚未确定继任者”超过70%，年满70岁或以上、近期可能需要接手的经营主体，“已确定继任者”的比例也不足30%。其中，果树、水稻和露天蔬菜等经营主体“未找到继任者”的比例较高，约为70%，这些都表明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正在日益严峻。
农业在日本被称为“艰苦、肮脏、乏味”的工作，年轻人觉得农业生产的投入和收入不成正比，花费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在城市工作收入更高，因此宁愿进城打工也不愿意务农。老一辈农民也不愿意后代继续经营农业。
根据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仅靠种植水稻维持家庭收入的专职稻农，年平均利润在250万至300万日元（约12.5-15万元）。这个收入在日本并不高。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2022年日本因米价暴跌，所有稻农的平均收入跌至一万日元，除以工作时长，相当于每小时10日元。那年，“稻农每小时挣10日元”成了日本热搜。这是用2022年稻农平均收入除以年工作时间得出的估算值，虽然数据不能反应全面真实的情况，但由此可见米价对稻农收入的严重影响。今年三月，日本多个城市甚至出现了农民要求提高“每小时10日元”工资标准的示威游行。
到了2023年，大米价格复苏，所有稻农的平均时薪达到了63日元（约3.15元），全职农民（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的时薪约为1000日元（约50元）。 这个时薪乍一看很高，但这与日本最低工资水平相当，而且这是以经营大规模农场的全职农民收入来计算的，小农户的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米价低迷，农村老龄化，农业后继无人等各种原因，还导致每年都有超过1万公顷的稻田流失。
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22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日本全国耕地面积为432.5万公顷，比上年减少2.4万公顷，减幅0.6%；水稻田耕地面积为235.2万公顷，比上年减少1.4万公顷。
老龄化影响耕地被弃还有一个原因。张曼青向食通社介绍，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山林野兽会更频繁下山袭击村庄，破坏农作物，出于安全的考量，农民往往最先放弃山地上的梯田或者临近山地的耕地。因为日本70%都是山地，不少山地梯田也种植水稻，放弃山地会直接导致大米减产。
当农村的人口少到一定数量时，农村聚落的生活机能会崩塌，其他的生活服务设施，比如医院、学校和交通等，也会陷入停滞。东京大学农学部名誉教授山路永司在一次交流讲座时曾表示，因人口外流和老龄化，日本在过去30年间约有七千个聚落消失。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大米短缺或将年年发生，恐怕到时候不仅是价格飙升，日本民众也会失去农民和农村。
今年9月，日本又将迎来新一季的稻米收获。米价还会涨吗？农民今年能从米价上涨中受益吗？我们将持续关注。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