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丘陵上种植消失中的糯米

一、消失中的水稻

2023年底，一本关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著作《消失中的食物》在中国翻译出版，作者是英国BBC电台的食物记者丹·萨拉迪诺，他走遍全球，记录了34种濒临灭绝、但又被农民保护起来的农作物。在水稻一章中，他采访的农民就是孙文祥。

该章详细地介绍了全球人工水稻栽培的历史，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野生水稻多样性的消失，比如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一种“IR8”高产抗虫害品种，迅速传遍全亚洲，促使农民放弃了其他地方品种。书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湖南省有超过1300个水稻品种，而2014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了84种。

孙文祥种植的红嘴糯米的谷粒上有一个红点，即“红嘴”。据《消失中的食物》介绍道，野生稻谷就是红色的，红米也比白米富含更多营养物质。但由于更白的水稻更容易淘洗和烹煮，农民在人工种植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其颜色。红嘴糯米的风味“令人难忘”，其口感又糯又黏，粘稠也是一种基因突变的结果。

不同于低矮粗硬的杂交水稻，红嘴稻米植株高达1.5米。这意味着它更不抗倒伏，种植者需要在每年5月水稻怀穗后，就给稻田排水，来确保根系稳固。但2020年，一场大台风过境，一夜之间，孙文祥所有的糯米都被吹倒了。谷子受淹发芽，口感受到影响，不可能再售卖。“农业就是靠天吃饭。”孙文祥并没有因此而懊恼自己的选择，反而照旧选种留种，来年再种。

除了红嘴糯米，孙文祥的地里还种着麻谷子、丝苗、红谷子、巴马古珍香米、贵优6、7、8号等品种，此外还有老品种的糯玉米、黄玉米、薏仁、土豆、南瓜、黑豆等，种子都来自各地农友和农学教授。他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一棵老李子树，是孙文祥小时候就在这里的本地品种，摘下来的果子颜色澄黄，鸽子蛋大小，风味酸甜丰富。

二、结缘生态农业

回家种田前，孙文祥一直是个“小领导”。人民公社时期，他曾在大队里做记分员，之后开始做会计，又做了十年的村大队队长。随后，他跟人出去干工程，又被介绍到一间矿业公司工作，从安全员做到了矿长。

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了民间组织成都河流研究会。河研会的建立缘起于1997年的成都府南河河道改造工程。农药化肥和畜禽粪便等农业污染是河流生态被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既然河流流经乡村和城市，那保护河流也需要两端的参与。于是，河研会一边在乡村支持上游农户从事生态农业，减少农业污染，一边在城市组织消费者共同购买、农夫市集等，解决农户的销售问题。（详见食通社：没有干净的河流，就没有安全的食物）

孙文祥的一位亲戚正好在河研会做志愿者，邀请他去成都参加培训。“他问我：姑爷，想不想回家做‘生态农业’？这两个词当时我都不懂，就是想出去耍。”就这样，爱玩爱交朋友的孙文祥在2012年蹭上了一辆隔壁镇子的大巴车，一分钱没出，去了趟成都。

这次培训让孙文祥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务农也能和打工赚得一样多。成都郊区郫县安龙村的农友王成只种了四亩地，一年两人能有六万元收入。孙文祥当时作为矿长，要承担安全风险责任，就算拿双倍奖金，赚的其实也不过这个数。正月才初八，他就给矿上打电话，辞了工作。

孙文祥的妻子鲜芝慧始终没有离开过田地，每年农忙时孙文祥也回家帮忙，因此，全职种田对他俩并不是难事。

他们也拿出了创业的精神，雇了人去开垦村里已经荒芜的田地。“草能有这么深，”他用手比了比腰间的高度。最多的时候，一家人租种、代种的地加起来将近30亩。

三、恢复老品种

鲜芝慧是从附近的另一个公社嫁到东岳镇来的。在她与孙文祥的记忆里，以前，附近的村子全部种着红嘴糯米。孙文祥还记得，小时候，各家各户都自制米花糖，就是要使用红嘴糯米来准备一种叫做“阴米”的原材料（把糯米泡开、蒸熟，再用半个月时间来阴干）。但2014年，当孙文祥想重新栽种红嘴糯米时，已经找不到种子了。

多亏鲜芝慧的母亲给他们引了路：附近八面山上有一户人家还在种红嘴糯米。孙文祥这才又收到种子。之后，在洪雅县退耕还林政策下，山上也已经无人种米了。

他也用传统工艺制作“火米”，即把稻米倒入铁劐中，盛满水，用土灶生大火烧开，不断翻炒，用高温水汽“爆”米，熄火隔夜后再次在火上干烧，让谷子全部被“箜”开。晾晒后，再褪去谷壳，这样的米更有谷壳的香气，蒸出来后体积更大，是属于当地60、70年代、孙文祥10岁之前的味蕾记忆。

孙文祥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不仅是“六不用”（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激素、农膜和转基因种子），也关注口感与健康。他的十多种水稻种子来自全国各地，保育这么多品种，是为了找到更香甜的味道。他心心念念着小时候村里集体生产时期栽种的一种叫做“浙江谷”的品种，村里很多老人现在还在怀念那款大米的香味，“什么菜都不需要，米饭就能吃两三碗。”但这个品种如今已失去踪迹。

巴马古珍香米的种子是一位北京客户寄给他的，这是外地品种，原产地的情况、这个品种适应怎样的气候温度他并不清楚，但已经成功播种结穗，可以卖30元一斤。

今年新引进的另一款种子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的马均教授。孙文祥带领的村合作社的其他人已经开始种植。

他还专门种植了一种旱稻，种子由眉山仁寿的客户从北京拿来，可以和其他稻子混种，亩产能达到八百至一千斤。

许多农友也对红嘴糯米的种子感兴趣，他今年散出去了100多斤。孙文祥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袁隆平团队也用这个品种培育了新的杂交稻米。

但至今，他都没有遇到能媲美浙江谷口感的老种子，这让他有动力种植更多的品种。

四、消失中的循环生态体系

使用老品种和生态的种植与养殖方式也让他感到更加健康。

孙文祥发现他养的黑土猪不生病，他认为这既是老品种抗病能力强，也归功于猪吃得自然。他不需要兽医来打疫苗，甚至接生都可以自己完成。每隔一两天，两口子都要在农田里除草，其中一种猪草被挑出来，作为黑猪们的重要口粮。口粮里还掺着米糠与玉米面。养了猪，米糠和卖剩的玉米便可以“自产自销”。

养猪从而成为孙文祥生态农场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六不用”的生态种植模式下，农户需要自制沼气肥液、酵素、油枯来为土壤育肥。他的九头黑猪产生的猪粪正好可以用来制作沼液发酵，成为肥料。如果在规模化的养猪场，猪粪与冲洗猪粪用的污水反而要通过污水处理池，作为废物来专门处理，容易成为污染源。

如果不做养殖，农场的堆肥不到位，“循环”也就做不来了。

地力的循环也讲求平衡。为了充分利用土壤肥力，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他会在水稻、玉米田下种植黄豆和红薯；或者在春分时先种油菜，到了五月再把水稻秧苗移栽过来。但是不同于秋收后继续利用在田里种植药材或经济作物的规模农业，冬天里，他的田里会堆上除下来的杂草、玉米水稻秸秆，来继续恢复肥力，休养生息。

但就和老种子不断消失一样，猪场也面临“绝后”的问题。

孙文祥自己留了老品种母猪，但每年交配季，要去找种猪，避免近亲繁殖。村里曾经有这样一头老品种黑猪，但非洲猪瘟时不幸去世，之后，村里人只能寻找杂交种精子，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配种。

镇里面也还有一头杂交种猪。但孙文祥最近刚刚碰见猪主人，对方不想喂了。如今小农散户养猪的越来越少，要吃肉直接去外头买。一头种猪一年饲养成本也不小，如果没有足够的母猪来配种，养一头种猪并不划算。

五、勤劳才有农业

由于不使用除草剂，生态农业非常辛苦，迎我们进入院子里，孙文祥开始接待我们时，鲜芝慧已经又回到地里割草了。而老父亲也闲不住，在山上砍尺竹。

孙文祥说，农活没有尽头，有时从天亮能干到天黑。

有些地方的生态农业讲求作物与杂草的共生，但在湿热的四川丘陵上，几天不割，杂草就能长得遮天蔽日、占据作物的生存空间，每天都必须割。

孙文祥给田里施肥也完全依靠人力。他们用沼液、油枯混合酵素制成肥料，通过扁担一担担挑进地里，每一筐都有80-100斤，挑到所有地上完肥为止。这个苦活没有机器可以代替。

生态种植也意味着更长的种植周期。比如，因为不建大棚，也不铺地膜来给土壤保温，老南瓜要种上10个月才能收获，辣椒长熟也要多半个月。

十来亩农地里，三个人也谈不上精确的分工。农忙时，孙文祥和妻子、父亲一起插秧、栽玉米。庄稼收获后，孙文祥负责发货，接待客户与来访者，多少还有一点休息时间，但鲜芝慧只会更辛苦，“她一直在（田地里）做，还要割猪草，你看她那个手、那个脚，有很多硬茧和裂口，沾了草里的露水又会感染。”真正做农活的人，都会这样。

六、谁来保护老品种

《消失中的食物》不是第一本讲述老品种在生态、文化和粮食安全层面重要性的著作。但种植老品种这一看似为全人类服务的工作，对农户来说，更多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孙文祥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政策补贴，虽然，他的生态种植也获得了各级政府的认可。

有一年，他被洪雅县政府邀请，“破格”参加农业经纪人培训，还获得了一万多元的路费学费奖学金。当时，四川省正在开展“天府粮仓”的建设。一个班50人，就数他年纪最大，而且只有他在搞生态农业，其他人都是使用农药化肥的规模化种植。

孙文祥也想过带动更多人进行生态种植。

那是2013年腊月，他召集了村里七八个人开会，宣传生态农业的理念。但是大家普遍觉得不用化肥、除草剂，产量太低，除草也太辛苦。

这些年，倒是有越来越多五六十岁的村民开始返乡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菜园背后一排辟成梯田的小山坡。这几块由孙文祥开荒、栽种过的田被返乡的村民收了回去，可惜又恢复了常规种植：撒化肥、打农药、用杂交种子。即使是种自家吃的口粮，他们也希望图方便：“我老婆还在地里除草，但他们不做这个，可以坐在桌上打牌、吃饭。”

并不是生态种植的销路或性价比不好，孙文祥算过，一亩地一年平均能赚一万多，还供不应求。但是生态种植毕竟太累了，标准也太难控制。“（地）少了没关系嘞，我们也老了，种不了那么多。”他今年61岁，父亲87岁。

孙文祥的女儿在成都市温江区生活。她曾在雅安学畜牧，愿意回来继承父母的生态农场，但也要等自己的女儿读完中学再说。女婿则不太会做农活。他们两口子能成为农场的新主人吗？孙文祥不知道。

七、除了美味，我们还将失去什么

气候变化也已经影响了孙文祥的种植。今年春天，中国中部南部普遍大旱，四川各地高温，连山上都到达了38度，玉米叶子全干了，毫无青色。他花钱引山沟里的河水来浇地，基本上每天都需要抽水，抽水机烧坏了一个，他又买了一个。

往年五月的雨水推迟了一个多月，到了六月底七月初终于到来，一来就是大暴雨，又把玉米都浇倒了。

抽水机和电都是孙文祥自己买的，他说村里电价与城里一样。虽然，政府也正在为农村建设出钱：他的田地地势最高处，有一个政府赠送的“驱虫灯”，价格说是要3000元；政府也正在为村里修路灯，孙文祥习惯了农村夜里漆黑一片，他担心新的光源会导致昆虫聚集，改变自然规律，也就会影响作物。

2024年起，在政府的动员下，村里许多农户的地被以每年550元一亩的价格租给外地私人老板。这些地由对方统一管理，发展“高标准农田”。原本务农的村里人成为了雇佣零工，拿每小时10-20元的劳务，在家等着，哪天有活哪天出去。今年春分之后许久，第一批秧苗才被种下。

但政策也在变。孙文祥发现，双夫妻种粮这样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可能会是未来政府鼓励的新方向。7月2号，他接到县农业农村局的通知，让他上报一份材料，省里面在寻找家庭经营为主、总体收入能与外出打工持平的种粮典型。还有日报社要来采访他。以前，往往是上千、上万亩的种粮大户才会受到关注。

孙文祥说，这两年经济不好，即使出去打工的人，一年里也会走了来，来了走。他感觉明年返乡的人还会更多。

是高标准农田还是小农自耕，是简单侍弄、撂荒，或孵育更多的家庭生态农场？骑龙村里，孙文祥耕种着老稻米、老土豆、缠绕着杂草与野花的小田地显得有些孤单。《消失的食物》一书副标题以更宏观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除了美味，我们还将失去什么？

食通社作者

裴丹

重回正途的码字女工，关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与变迁下具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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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说明外，均由作者拍摄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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