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18世纪起，英国人大规模吃肉

缓慢的营养暴力的另一个维度是饥荒。当今，把饥荒看作“权利危机”的观点已经司空见惯了。饥荒不是由绝对的缺乏粮食引起的，而是由缺乏购买力引起的，是由结构性无力和经济混乱造成的，而这正是食品系统缓慢发展的自然结果。通过对资源前沿和农业—食品系统的控制，英国开始指挥、分配并消耗巨量的动植物食品。它可以拒绝向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也可以通过规定发放条件来提供食物。爱尔兰（1845—1850年）和印度（1876—1878年、1896—1902年、1943—1945年）的饥荒就是“缓慢的暴力”的结果。危机最初是由植物病害或气候灾害引起的，它打击的是那些处于经济极度不稳定状态中的人口。英国人利用这些危机作为机遇，将这些碎片化的地带进一步市场化、去农民化，使之人口减少，并将他们吸收到其农业—食品系统中去。霍布森（Hobson）指出，进口粮食使一些国家通过“加剧其他地方的人口问题”来“规避（自己的）人口问题”。实际上，饥荒是被外包的。保守估计，在19世纪的爱尔兰和印度，因饥荒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约为1300万。英国对全球粮食体系的掌控也导致了自身的问题。1898年，海军少将贝雷斯福德认为，由于大量的进口，英国的全球性商业结构“恰恰在我们体系中最能迸发伟力的地方”形成了软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并通过许多技术方法重新调整其对全球和国内农业—食品系统的控制，包括恢复国内农业和配给制、使用护航舰队、武装保护商船等。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在这两次大战中，英国都没有面临饥荒的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调动了对农业—粮食系统、情报网络和后勤运输能力的控制，实施了封锁，造成约80万德国人和40万奥匈人死亡，这显然是轴心国崩溃的原因之一。希特勒统治东欧和乌克兰、进行种族灭绝的构想，正是源于他对将来可能遭遇饥荒的恐惧心理。

对农业—粮食系统的控制还涉及跨“商品前沿”的权力关系的重构，通常以购买、占领、征服或签订条约来实现。例如，澳大利亚的土地就是通过宣布或假定其法律上的权力真空，或称其为无主地（terra nullius）而被占有的。欧洲人宣称其占有某块土地的理由多种多样，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特别是洛克的思想：那些改善了“未经人类涉足的自然”（unassisted nature）的人，他们从根本上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价值，所以由此而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在澳大利亚，英国殖民者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农场，就宣称当地从事狩猎、采集的人民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低水平，即当地土著居民几乎与动物或植物无异。所有权与生产性利用是分不开的：仅仅占据土地并不意味着拥有它。这一观点在19世纪逐渐巩固，尽管从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推行个人财产权对于土地的改良和生产盈余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这点突出地体现在殖民者强行杀戮、迁徙原住民的行径中：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就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范本。实际上，许多高地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们取代了那些被视为没有生产力的当地土著。塔斯马尼亚（Tasmanian）土著人被殖民者迅速地灭绝，然后被羊群所取代，许多人在弗林德斯岛的营地中丧命，那些营地名义上是为了提供庇护和传教。殖民者们在阿萨姆邦建立皇家茶叶种植园的过程，伴随着暴力的军事征服。1885年，加拿大的梅迪斯人（métis）的抵抗行动被西北平叛行动所粉碎；19世纪70年代初，阿根廷的高乔人（gauchos）被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征服。土著巴塔哥尼亚人（Patagonian）被驱赶到指定的定居点，被禁止沿用原来的生活方式。高乔人的生活方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瓦解，其生活被围栏和铁丝网所包围。高乔人只得屈从于不需要太多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农业，最终沦为了苦工。

然而，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以更快、更加机械化的形式出现。在1800年之前，屠宰是一种小规模的、常见的，甚至具有社交性质的活动，只生产相对少量的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然而，随着肉类需求的增长，传统的屠宰系统遭遇了瓶颈。人们最后选择了工业化的屠宰，把屠宰和人类社区隔离开来，其规模也变得前所未有，越来越不可思议。这种屠宰场系统由法国首创，在德国被推广，而后在新大陆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屠宰场登峰造极。这些复杂的系统进行了三重分隔、掩盖方式：首先，屠宰与社会完全隔离，尽管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在屠宰场内，屠宰与非屠宰活动被隔离开来；最后，动物本身也被圈在与屠宰区隔开的待宰围栏里。肉类消费与肉类生产在空间和感知上被完全分开，屠宰变成了一道默默无闻的、隐形的工序。正如丽贝卡·伍兹（Rebecca Woods）所言：将屠宰转移到了遥远的“商品前沿”，是最成功的混淆视听的技术。“屠宰……被移到了帝国的边缘地带，真可谓移到了地球的尽头。”农业—食品系统中最深层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变得难以察觉，这一点在20世纪全球鸡肉消费的增长中同样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