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百天回访：一家北京农场的漫漫复工路
灾难过后的三个月里，从忧心忡忡的消费者，到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几乎都在问甄睿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2025年7月28日凌晨，极端强降雨袭击北京北部山区，山洪裹挟泥沙，漫过堤坝。在密云区北庄镇清水河边，甄睿负责的搜狐农场一夜间成为废墟，两位本地工作人员从黑暗的洪流中死里逃生。
这450亩土地是“80后”农学生甄睿十三年的心血。从2012年秋天开始，甄睿在此耕种鲜食玉米（甜玉米）、果树和蔬菜，照料着100多名会员租种的家庭小菜园，这些年也接待清水河畔露营、观鸟的客人。每年6月底至10月上旬，十几茬玉米接连成熟，从田间直达餐桌。
三个多月以来，甄睿清理废墟、评估损失，与政府部门开会，为重建农场而奔走。但未来仍处于不确定之中。如何继续耕种？重建资金从哪来？灾难是否还会再次降临？
而他的故事仅仅是一个缩影。这场反常的特大暴雨从7月23日起席卷京津冀，持续147小时，造成30万人受灾，144人失踪、死亡，许多永久基本农田被毁。极端气候愈发频繁，当降水带逐渐向防汛经验不足的北方移动，农人该如何生存？
一、复耕？
当地政府官员告知甄睿，等到年底，在由自然资源部门进行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将会根据土地的实际用途，更新土地性质。如果农场所在地经过专家评估确认，无法复耕，将从“耕地”转为“林地”或“草地”。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显示，为守住“耕地红线”，耕地面积一般需要保证“进出平衡”。但“自然灾害损毁难以复耕”可以豁免。
“不适合种的（土地）不要硬种，保留原样，调整出来后看看怎么发展旅游。”当地镇党委书记这样对甄睿说。
放弃原址重建的念头后，甄睿开始在周边四处考察，“大家报团取暖，互相安慰吧。”几周之后，一个念头渐渐成型：业务嫁接。
目前，他与两公里外的一家农场达成了临时合作。对方地势高，受灾较轻，还有150亩的高标准农田、新搭建的暖棚和露营业务。在暖棚里，甄睿重新种下了自家农场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鲜食玉米。而作为交换，他将自己原有的露营客户介绍给新的农场。
9月24日，第一批甜玉米从新的土地上冒出嫩芽。即使还不确定在未来的一百天里，这批新芽能否扛过京郊山区的寒冷冬季，它们仍然是甄睿眼前最近的希望。
但甄睿仍然不舍得放弃农场，因为“有责任，有感情”。
“哪怕这里不能再按以前的方式耕种，我们能给后来的人一些提醒或者参考，也都是好的。”他说。
二、资金
这场洪灾抹去了农场过去至少3000万元的投入。暴雨后，围墙倒塌了，来的人也杂乱。一个月里，他和另一名本地同事努力守在淤泥里，捡回仓库金属骨架、彩钢门框、农机残骸，陆续卖给了废品回收站，一共拿回了3万元。
灾后，当地政府很快要求农场上报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及预期产量、农业类硬件设施及文旅类硬件设施的损失等数据。但赔偿标准尚未公布。
镇政府还表示，会对重建大棚、仓库等设施的资金给予一半补贴。“这是天灾，政府真的没有义务‘赔’。我们心怀感激，”甄睿说，“但问题是，受灾后，我们的运营几乎中断，大棚总造价要30万，如何再能拿出这15万呢？”
唯一确定的是，这场洪水是“莫大的一课”，甄睿说。
过去40多年的人生里，甄睿几乎都在干燥的北方生活，“只在新闻上见过洪水”。他总是幸运的那个：2018年，雨季异常漫长，玉米难以授粉结籽，农场连续20天没有一根玉米可卖。农场旁的清水河水位不断上涨，冲倒了农场小门附近的漫水桥。目睹漫水桥倾倒的甄睿第一次意识到，气候变化似乎离自己很近。但天气很快放晴，危机解除。
2023年，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袭击北京南部，因灾死亡33人，18人失踪。一些房山农友的农场被毁，甄睿“还有些庆幸”。
没想到，仅仅两年后，特大暴雨就袭击了密云。“对于气候变化这个事，我还是有点掉以轻心了，”他说。
甄睿没有对作物或农业硬件设施投保。理由很直接：如果参保，保费可能高达每年数万元，但赔偿却有限。过去十多年中，甄睿唯一一次考虑购买农业险，是因为前一年的冰雹砸伤了农场的杏树。他了解到，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的杏树保险需要缴纳保费1000多元。最后具体买没买，他几乎不记得了。
每年，他只为员工购买社保和意外险，并为参与露营、观鸟等活动客人购买场地责任险，后者主要针对经营场所内因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从2007年起，中央财政和地区财政开始为购买农业保险农户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这类“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温室大棚、农机等农业财产。
在北京，对于玉米、小麦、稻谷等主要作物，中央财政会补贴35%的保费，市级财政再补贴25%，农户只需缴40%。
保险赔偿金额一般由保额等级、作物受损时的生长阶段和损毁面积决定。以玉米为例，保额有三个等级：赔偿种子、化肥、农药、机耕、灌溉等基础种植成本的“种植险”（又被称为“物化险”），将地租、人工成本也计入的 “完全成本保险”，和基于玉米每亩预期收入、涵盖自然灾害减产和市场价下跌双重风险的“种植收入保险”，保费依次提高。
甄睿此前对这些细节“都不了解”，他对农业险的了解主要是预防“意外”。
截至2024年1月，针对2023年的那场特大暴雨，房山区政府数据显示，总计1.89万亩受灾农田获得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赔付1620万元，平均每亩获赔857元。另有6.6万户次、89家农业企业受政府救助和补贴4.43亿元。
北京市政策性农险其实还包括农业财产险，针对农机、大棚等农业相关硬件设施。甄睿并不知道这个险种的存在。“我后来也想过，如果买了会怎么样？但再想想，本来咱们这个行业就挣钱非常困难的，我每年会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个特别小概率事件的险，我真不可能买。”
三、轮回
轮回始于上世纪70年代。农场所在地曾是一片河滩，在为扩大耕地面积而掀起的全国性“农业学大寨”浪潮中，河滩上垫起了30至40厘米厚的土层。直至80年代，“农业学大寨”因破坏环境被叫停。
“但它所象征的意义一直都还在，”甄睿说，“就是努力改造环境，让环境更适于生产。”
2012年秋天，另一股浪潮把甄睿推向这片土地。当食品安全丑闻和雾霾频频登上新闻头条，许多中产阶级白领决定“逃离都市”“回归田园”。这其中就包括刚刚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家种子企业工作的甄睿。
“当时，出现了很多声音，思考未来我们到底要怎么生活。也可能说的更极端一点，未来我们到底要怎么活着。”
刚刚接手农场时，他曾带着铁锹，挖过这片土地的许多角落。很多地方土质贫瘠，保水、保肥能力不足。
于是，地里撒上了从周边养殖场里低价采购的牛粪，厚重的黑色一层又一层地盖住泥土，“使劲用，好像不需要考虑成本一样。”为了确保肥料的稳定供应，农场还曾经养殖了3000多只鸡和十几头猪，直到禽流感和猪瘟陆续迫使畜舍关停。
许多“中产下乡”的同行者最终离开了土地，但甄睿留了下来。土质一天天地改善，保水能力增强后，浇水频率慢慢降低。曾经不规则的地块也被整理平整，形成高低错落的农田，不同的作物各有分区。大棚也拔地而起。道路被重新规划，方便车辆进出。为了响应“三产融合”增加营收，农场还发展了观鸟、露营等业务。
直到这次灾难，他开始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努力。从河滩到良田，又在一夜之间回归原点，这是否是来自大自然的警告？
“我们可能要好好考虑什么叫‘因地制宜’。以前，大家觉得，这里离居住的村庄更近，种地更方便，就是‘宜’。现在，是不是要先考虑河道的本来形态和气候变化的趋势，再来重新考虑土地的利用？”
务农十三年后，同样的问题——“未来我们到底要怎么活着”——再次浮现。这一次，答案取决于反复无常的气候。
意外成为常态，极端气候已反复超越既有认知，农人不得不重新学习适应自然。另一方面，土地规划方案、防灾救灾力量、保险补贴政策等系统力量如何为灾害风险下的农村托底，答案也仍待明晰。
“如果有来年，玉米还要再长起来。一定有来年，让玉米再见证，营养如何来自污泥，废墟如何再开出向阳花。”
8月8日，甄睿在他的公众号文章中写道。
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图片均由被访者提供
编辑：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