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在我耳道里生根发芽
食通社说
小时候，一粒谷子掉进小扎的耳道里，小扎还以为是虱子，会自己跳出去。她和父亲从村里走到县城医院时，医生告诉她，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了。寨子里的孩子和自然万物之间的隔阂就像耳膜和谷子那样薄。在寨子里，人们和“野蛮生长”的万物对抗，保护着自己圈出的耕地、住宅和身体。生存是机理的，小扎把劳作过程中肌肉的伸缩、细胞的生死，把“使劲儿”的意象翻译成了文字。
食通社摘出几段节选，分别来自“谢谢稻田”、“干不完的农活”和“许多种天气”三个章节。不论身处城市还是农村，维系生命都是永恒的。也感谢写作，让我们好似从永无止境的物理性抗争中短暂抽出身来。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本文。
一、谢谢稻田
春雨下过后，村子里雾蒙蒙的，层峦叠嶂都被笼罩在一层薄纱里，空气里有一股草地的味道，有一点儿涩涩的香味。阿妈要去插秧了。
稻田被犁过，松整了泥土，放上新的水，有一些水生的小绿叶已经按捺不住先冒了出来，水面上闪着波光，蜻蜓偶尔来点一下水，青蛙躲在田埂边咕咕的，时不时能看到几只小蝌蚪成群结队地游过——稻田已经准备好迎接秧苗。
那一年阿爸已经考上了民办教师，放假才能回家。阿妈又不喜欢请帮手，若是请了帮手，过后得把人情还回去，所以插秧时常要耗费一整天。
早晨天蒙蒙亮，阿妈就出门了。她先要去别人养苗的田里拔寄养的秧苗，再背去稻田里开始真正的工作。
约莫八点半，我和阿姐生火把米煮上，然后把煮好的米捏成饭团，放在炭火上烤到表皮焦酥。让甑子（在贵州、四川、云南等地区广泛使用的炊具，主要用于蒸米饭）蒸着饭，我们给阿妈带上饭团，去稻田里帮忙。
插秧真的很累人，尤其很累大人，因为要一直弯着腰工作，所以阿妈时不时就得站起来捶捶腰。我个子很小，插秧不觉得累，可我的手太小了，插不稳，秧苗东倒西歪，不一会儿又飘了起来。阿姐气得一边骂我笨，一边跟在我后面，把我的秧苗一棵棵扶正。阿妈说：“妹妹别干了，先去吃饭团吧！”
我于是走回田埂上，把手上的泥洗掉，准备先掰一小块饭团吃。蓦然，我看到自己的小腿上挂上了两条水蛭。它们正在吸我的血。
“阿妈，阿妈！”
“怎么？”阿妈问。
“蚂蟥吸上来了。”
阿妈把手上的一把秧苗随手插在一边，向我走来。“你等等，去找你阿都借火柴。”（阿都是一个称呼，代表“侄子”，实际此人已经四十岁，我家辈分比较大。）
阿妈拿着火柴回来，点着了一根木棍再吹熄，用烫的木棍轻轻地烤水蛭的头。只见它急剧地扭动着身躯，阿妈瞅准时机，一下把它拔下来了。另一条也是如此。
“还好，没有钻进去，阿买（我姐的小名），你也别做了，上来吃饭团。”
母女三人席地而坐，一人掰了一小块饭团慢慢地吃着。远处是别人家请了帮工来插秧的笑闹声和歌声，他们用彝话唱这春天的歌：“水是银色的水，田里鸟又来了，它衔起银色带子，往天上织雨去了……”
稻子静悄悄地长大。等到捡菌子的季节过去，天边的云越来越红，就该割水稻了。
割稻子一般都会选在全家人都有空的日子，因为需要在村完小（村完全小学）教书的阿爸和在镇上读书的小五叔一起回家踩打谷机。小五叔只比姐姐大五六岁，但他干的活儿全是大人的活儿了。
那时候的打谷机不仅效率很低，还十分费力。最要命的是它会让稻子四处飞溅——稻壳上的细针溅到身上，会让人疼痛、瘙痒不已。
也就是打稻子那一天，有一颗稻子飞进了我的耳朵。可我丝毫没有察觉，我忙着在稻田里巡查，看有没有遗落的鹌鹑，得让它们全家搬走，否则会被镰刀误伤。
那颗掉进耳道里的谷子就这样慢慢地往下滑落，直到我觉得耳朵疼得不得了，直到某一天上课的时候，我感觉那只疼痛的耳朵突然一热，一股血水顺着耳朵流下来。
老师联系了阿爸，阿爸拉着我，我们去离家很远的一个镇上看耳朵。
我很怕医生，总觉得他们很严肃很凶，并且汉话我不是全部都听得懂，不免觉得窘迫和紧张。那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医生，他头发很少，胡子却很多。在器械的帮助下，他从我的耳朵里取出了一颗黑色的谷子。“泡得都快发芽了，怎么搞的，现在才带来。耳膜看起来是受损了，我们这里补不了，县里也补不了，你要带娃娃去玉溪补。”医生讲话又凶又快，我当时只听懂一点点。阿爸红着眼睛点点头，带我去领药。
从那个医院出来已经下午六点多，夕阳的余晖淡淡地洒在路两边的稻田上。大部分的稻田已经割完稻子，剩下稻根和鹌鹑的巢，映着赤橙色的粼粼水光。
我们得先坐乡际班车回乡里，再从山上步行回村。六点多，太晚了，已经没有班线车往回乡上的方向开，我和阿爸只能沿着公路边走边碰运气，看有没有私家车愿意载我们。
阿爸左手拿着买给姐姐的本子和他的斜挎包，右手牵着我。那天我穿了一双白色破边的毛线袜子和一双蓝色的塑料凉鞋，还有姜黄色的毛线裤。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阿爸问我：“妹妹，还能走不？”
“能走。”
“耳朵疼吗？”
“不疼。”
阿爸把本子和药挤进挎包里，腾出手俯身抱起我。
“阿爸我不要抱，我还可以走一分钟。”
“哈哈，一分钟是多久？”
“阿姐说一分钟就是一个钟头。”
阿爸笑起来，笑着拍拍我的背。这时候，耳朵里黄色的药水流出来，阿爸把我举起来放在路边的一截埂子上，赶忙扯过自己的衣服擦拭。
“疼不疼？”
“不疼。”
他蹲在我的面前，双手扶着我的膝盖，低着头，眼泪嗒嗒嗒地掉在我姜黄色的裤子上，晕开一个褐色的圆圈。不一会儿，我的裤子就褐了一小块。
“阿爸你不要哭呀，妹妹真的不疼，真的。”
阿爸始终没有抬起头，直到稻田里的余光已经渐渐退去，深林里开始传来“呱呱”的鸟叫声。
那天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直到晚上十点回到村里，也没有搭到车。
从那年开始，我再也没去打过稻子。此后每一年里打稻子的那一天，我总是留在家里晒粪，或者剁猪草。
再后来，差不多二〇〇三年，我们就不需要去粮站交粮食，街上的大米也变得好便宜，很多人家都不再种稻子了。稻田终于完成了它的任务。
二、许多种天气
“明天要下雨，今天不能打药。”于是她会把计划变更为锄草，把田埂周边的野草都割掉，把水渠清理出来。“水排不出去，地太湿，烟就要得病。”
我从她的行为中习得了一些皮毛。假如黑色的云朵出现在几个山头之外，也未必会下雨，其中的关窍在于自己头顶，头顶上的天空是亮堂的，云朵稀少，那雨大概率不会下过来，如果头顶的天空有些薄薄的云朵在聚集，光线也产生了很小的变化，那么雨就会降临。
晴天也很容易判断，空气中会有晴天的味道，那味道若是浓烈，那么接下来势必几天都是晴天。相应地，雨也会有雨来临之前的味道，一旦闻到那个味道，就算太阳再烈，也必定会下雨。
这套方法很少出错，即便是天气多变的盛夏，它依旧行之有效。
难以感知的是冰雹，冰雹不给我们任何的准备机会，有时候，它甚至会在雨水之前到来。有几次，为了保护烟叶不被冰雹打坏，我和姐姐慌乱地给烟叶盖上篷布。我们身上被冰雹打出许多青紫，疼痛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巨响，每每回想都让人心有余悸。而这样的临时救场，一般也就能挽回极小的一部分损失。
以前没有农业保险，烟叶若是被冰雹打坏了，整个种植季就白干了。冰雹是我们最害怕的天气。好在冰雹不常有。
风是十分重要的事物，很多农业活动都需要风帮忙。晒萝卜条、萝卜丝的时候，得靠风把它们吹干；打麦子、油菜的时候，需要风帮忙把粉尘和作物的外壳吹走。但炎热的夏末秋初，风变得小气起来：它不常来，即便来，也就那么一瞬间，一粒麦壳都吹不走。
阿妈从外婆那里学到了召唤风的方法。
需要风的时候，她就扎紧头巾，双手叉腰，站在田埂的尽头，对着空旷的山谷吹口哨。
那是一阵有旋律的口哨声，阿妈说，旋律是为了风能听懂方向。因为每一次风都会来，所以这段旋律对我来说像魔法，我很快就学会了。
下一次请风来的时候，我和阿妈就会一起吹。
风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它总会来。
写到这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想知道当我和阿妈一起吹响那段旋律的时候，周遭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吹口哨并不能真正‘引来’风。吹口哨只是通过声音的震动引起周围空气的流动，从而产生风。当你吹口哨时，口腔和舌头产生的高速气流会扰动周围的空气，引起小范围内的空气流动。这个流动的空气会带着一些周围的空气一起流动，从而产生比较微弱的风。”网上是这样说的。
原来不是魔法，我有点儿失落，随后又对着电脑屏幕笑了起来，当下就决定忘记这个科学原理，坚信那就是一个魔法。它是我和阿妈之间为数不多的共有的快乐，我宁愿一直把它当成阿妈的超能力储存在记忆中。
我和姐姐都不知道。看着我们懵懂的脸，她一下子又自信起来：“上寨地区，雷阵雨，一万毫米。”
有时候她的动作太夸张了，我和姐姐会忍不住笑起来，姐姐说她的模样和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员半点儿关系都没有，但她还是喜欢缠着要阿妈表演。阿妈抚着汗，下垂的胸部在空荡荡的旧衣服下晃动。和村里的所有女人一样，她从未穿过胸罩，这让她看起来更舒展自在了。阿妈站在地头表演的时候，和平时的每一个样子都不相同，她看起来很快乐，没有束缚，山谷是她的背景，她的手划过干干的风，扬起的尘土也变得生动起来。
尽管她的表演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她会在自己也沉浸在快乐中时突然强行要求自己停止这样的快乐，板着脸回归劳作。但在她担任天气预报员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们都感觉到了十分明确的幸福。
三、干不完的农活儿
等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长到了可以干农活儿的年纪。侍弄田野不再是我和世界之间的游戏，它成了生计。
每年天气最冷的时候，以为推完了萝卜可以好好过年休息休息，实则年初二就得抓紧时间翻地了，翻地、犁地、耙地，地处理完了，又得割埂草，同时还得去点烟籽、育烟苗，以为静静等着烟苗长大就可以了，没想到这期间必须尽快尽好地把栽烟的地打整好，拢出土畦，撒上粪肥养着，过段时间再把畦加工成垄。把烟苗种下去之后就是漫长而精细的管理过程：盖薄膜、打药、灭虫害、去除薄膜、除草、封顶……其中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耗费不少时间，每一棵植株都要照顾到，然后把这个单位劳动时长乘以数千倍乃至万倍，种植过程才算结束。
之后的活计才是更重的：去山上找烤烟用的木材，背回家，打理烤烟房，采摘烟叶，整齐地编织在烤烟杆上，一挂挂送进烤烟房，日夜不停歇地守着烤烟房的火炉照顾火苗，控制温度。数天的烘烤过后，把烤好的烟叶小心地取出来，一挂挂储存到阁楼上，一片片取下来，依次抻平，按照等级分类，捆绑好，保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之后再统一运去烟草站。
种过烟之后的土地，处理起来比种萝卜的地要麻烦得多，光是把根从土里刨出来就要费很大的功夫。和人一样高的植株被一棵棵拔除，又是新一轮的翻地、耕地、耙地。
种烟在云南农村来说算一件比较重要的农务，所以每当把地伺候完，我们全家人都会觉得松了一口气。这口气也并松不了多大会儿，圆白菜该种下去了。
又是把土地拢成畦，挖出小坑，撒上羊粪肥和尿素，一株一株把买来或者自己培育的圆白菜苗放进去，培土，浇水……
好在圆白菜不算太精贵，不需要跟烟草那般精心伺候，不过这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前提下，如果没有雨水，就得隔三岔五地去浇水。
这边圆白菜长着，另一边就该种露水草或者四季豆了，要不就是荷兰豆，工序都大差不差：作垄，种植，豆类要多一个搭架子的步骤，所以得到山上去找合适的竹竿或木杆，也是相当费事。
这一波收成结束之后，土地没什么休息时间，人也一样，又是耕地、犁地、耙地……种萝卜并非把萝卜籽撒下去就可以，在那之前得先晒粪肥。
羊粪最佳，混合牛粪、鸡粪，再加点儿氮肥，也有的人家直接加复合肥，晾晒数日过后，打散，装袋，扛到地里。
之后需要三个人配合，一个人挖沟，一个人撒粪肥，一个人撒萝卜籽。每个萝卜坑之间的距离要均匀，粪肥不宜多也不宜少，萝卜籽要控制在三粒之内，且不可以直接接触到粪肥——会被齁死。
为了避免萝卜籽被齁死，也有的人家是等萝卜长出来之后再追肥，成千上万株萝卜苗，得弯着腰一株一株施肥，对萝卜好，可太过费人了。
萝卜长大之前，要锄草、间苗，不下雨就得浇水，雨太多又得开渠。到了中秋之后，萝卜大了，家家户户扛上种种的桩子，依次钉在田埂上，扯上尼龙绳子，就是晾架。然后就可以开始推萝卜条了。
孩子那样高的萝卜，拔出来之后去头去尾、洗去泥土，放在竹筐里挑到晾架脚下，用构造简单的器械，交叉分割两次，整颗挂上尼龙绳，再一片片小心地分开，使其不要粘连，更易于被风干。
萝卜条晾上之后，每个人都在祈祷不要下雨，一旦下雨，萝卜就会变红甚至发霉变黑，所有活儿就白干了。大多数时候，大家都严格观察着天气，两成左右的萝卜条会被雨淋，其余则能顺利地被一片片取下，按照等级，捆绑成扎，每一扎大约成年男子脚腕粗细，此时就终于可以打包售卖了。
土地又迎来了老三样。春天来临，贝玛带领大家祭祀土地，人们会在祭龙的时候短暂地欢庆一天，之后又该栽烟了。
以上所说的农活儿，只是我的老家，或者说我家最主要的几样农活儿，其余的农活儿实在太多，无法三言两语一样一样数清楚。总的来说，农民的生活是繁复、紧张的，没什么田园牧歌的美感，倒是提心吊胆得很。
除了烟草一般有统一的收购价，其余的农作物都是在赌，也许圆白菜还小的时候行情是两元一公斤，到了它可以收成时，就跌到一毛五一公斤了。萝卜也是，早晨拉到交易市场还是十元钱一公斤，中午就变七元了，也许第二天早晨又十二元，第三天就六元了。
至于荷兰豆、四季豆、露水草……这些都是需要缘分的东西，运气好就一下子都卖出去，运气不佳，只能烂在地里。
让我们紧张的不止是价格，还有天气，冰雹是最糟糕的，其次就是连日大旱或者连日大涝，都会让一年的努力血本无归。
收成好与不好，做农民总是苦的，所以我是那么那么地害怕做一辈子农民。
农活儿总也干不完。
除了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其余时间都要跟着大人一起干农活儿，每一件事都需要用手去做，阿妈赶着牛在前面耙地，我和姐姐就跟在后面捡土地里的根茎，拿着锄头和钉耙打碎结块的土壤，看到地老虎（一种害虫）就一只一只地用手揪出来掐死。
在众多农活儿中，栽烟是最苦的，烟苗昂贵且脆弱，每一株都需要小心翼翼种下去，再小心翼翼拢上土。烟苗不易保存，又得赶着时节，一到栽烟的季节，总是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再回家。日头那么大，晒得人头脑发胀，后背也是火辣辣的，耳朵每每到夏末就开始蜕皮，跟蛇似的，一层一层。
我们的手指在干燥的土壤里来回地刨，指腹长出一层茧子，指甲里常年是黑的，倒刺像开放的绒花，绕在指甲周围。
给烟除草也是一件费神事。大热天的，蝉吱哇乱叫，我和姐姐蹲在烟下，左手扶着烟叶，右手快速薅去杂草。“啊呀！”姐姐大喊起来，我抬起头，看到她手里捏着一条蛇甩到田埂下，然后呜呜地哭起来。
阿妈安慰了她一会儿，可也就一会儿，姐姐又蹲下继续干活儿了。
不止是蛇，我们在除草时还抓到过蛤蟆、四脚蛇，与之相比，蚱蜢、蜗牛和蛞蝓，已经算很温和的客人了。
给烟封顶也不好受，我们比烟矮得多，得一直高高地举着胳膊，封顶药会顺着手臂流进衣服里。到了夜里，腋下火辣辣地疼。
烟叶上有一层黏黏的物质，所以编完烟之后，手上会一直留有那层东西，接触空气之后就会变黑。我们的手指总是黑的，不同于晒黑，它是被染黑的，看起来臭臭的，像从未洗过手。在汉族学校读书那阵子，因为黑色的双手，我失去许多和同班同学一起玩耍的机会。好在家里栽烟的学生不止我一个，一放学我就跑去和高年级的黑手指们一起，拿上饭缸去食堂打饭，我们会自觉地排在白手指后面，等他们打完，我们再凑上前去。
干农活儿好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但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我们一家人也只是勉强果腹而已，那时候我会止不住地想，如果不干农活儿我们就会饿死吗？我们不能够休息一阵子吗？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跟在父母后面一直干一直干，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呢？
书本上歌颂农民是伟大的，伟大在哪里呢？伟大不是一个好词吗？为什么伟大的人要生活得如此辛苦？
生活没有给我答案，我隐隐约约觉得，唯有在汉族学校好好读书，才有可能摆脱一辈子干农活儿的命运。可惜我的成绩并不好，农活儿也没有因为我去读书了而变少，寒暑假的农活儿变得越来越多。在一个雷雨过后的傍晚，我背着背篓、拿着镰刀去采猪草，河道两边的石头太滑了，我一下子扑倒在上面，背篓里的猪草倾倒出来，掉进河水里，被湍急的河流带走，几分钟后就不见了踪影。
那一天，我一个人在河边趴着哭了起来，对于将来模糊的期盼顷刻间与猪草一起走远了，我觉得我将要干一辈子农活儿，像村子里的每一个农民一样，像我的阿妈一样，像我的外婆一样，一直干到身体干枯、眼球浑浊，直至死亡。
当然了，作为一个农民，我也有那么一两样乐在其中的活计。首先就是挖草药，严格意义上来说，挖草药不能算成农活儿，它不像农活儿那样具有时效性，你无需赶着时间和天气去追赶干活儿的节奏，不管挖与不挖，草药反正会一直在那里。
每每放牛的时候，我和姐姐就会带上小锄头，背上阿妈用编织袋给我们做的斜挎包，包里放上两个饭团，往有草药的山上去。牛自己知道哪里能吃草，我们就钻进灌木丛中开始挖草药。
挖草药本身是挺累的，得一直弯着腰寻找，挖不了一会儿就觉得腰痛，其中的乐趣在于草药旁边总是伴生山莓和云莓，味道鲜甜，一边摘浆果，一边挖草药，总比顶着烈日刨土快活多了。
一般来说，牛吃饱的时候，我们的挎包也装满了，正好赶着牛回家。挖回家的草药会晾晒几天，上学之前背到汉族村落去卖，一个周末的劳作成果，大概能换取二三元钱。收草药的女人把我们的草药倒进她自己的大编织袋里，一屁股坐上去，使劲压实，才会给我们结款。
……
捡菌子也是一项不错的活计。
清晨天一亮就出发，带上小竹筐，在半道上挑选一根趁手的棍子，钻进密林之中。我们家附近的山林里最容易获取的就是美味牛肝菌、羊奶菌和珊瑚菌，这些菌子都是无毒且炒起来十分美味的野生菌，并且它们不值什么钱，就算采回家也不会被父母拿去卖掉。我们会主动把菌子清洗干净，企求阿爸在炒菌子的时候可以多放一点儿宝贵的猪油，让我们香喷喷地美餐一顿。
懂事一点儿以后还是更期待捡到像鸡枞、干巴菌、黄牛肝、见手青、青头菌这类型能卖钱的菌类，我第一次得知一柄巴掌大的干巴菌够我挖一整个学年的草药时，可谓大受震撼，我不明白为什么城市里的人愿意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它吃，干巴菌是很鲜美，但是不值钱的珊瑚菌味道也不差啊。不过有人愿意付钱吃菌总是好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获得生存资料的通道，每一次钻进山里之前，眼前都会先浮现一大片干巴菌，以激励自己坚持在雨后的森林中搜寻数小时。可是鸡枞和干巴菌，小孩子是没有那么容易捡到的，相较于专门在雨季全身心投入捡菌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太业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他们的“菌窝”，我们完全没可能捡到漏网之菌。
在我的印象中，有一年雨水特别好，恰好的水分和阳光使得菌子也多了许多，我和姐姐捡到了不少的黄牛肝，卖了有八十几块钱。那一学期，我们打饭的时候碗里总算见了一些荤腥。
我从未喜欢过农活儿，但也无法厌恶它，至少在一贫如洗的童年中，还有农活儿能支撑我那飘摇的自我认同感，让我觉得我有在做一些“有用的事”，也让我有了一个盼头——“就算不会读书也好，起码靠干农活儿也是可以填饱肚子的”。幸好有这么一个盼头，否则那些因为读不进书而灰心、迷茫、担忧的日子，我该如何独自撑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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