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土地打补丁的人 | 岜山那水散记
文 ｜伍娇
作者按
在上海一家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杂志社工作几年之后，2019年我来到西南山地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村庄，和朋友老园一起改造了一个老旧民居，并租下几亩水田，开始了向往已久的乡居生活。
现实并不完全是美好的田园牧歌，我开始了整日劳作，和杂草、老鼠、麻雀、青蛙以及蛇斗智斗勇的日常。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时刻里，乡土社会也在和我发生连结和撞击。我尝试去理解这片土地和生活在其中的乡民，记录那些人和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也在劳作和生活中感受这个时代急剧变迁中的无数隐喻，于是有了这组岜山那水散记。
一
5月的一天中午，我们农舍来了两位特别的客人——一对六十岁左右的白裤瑶夫妇。
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在田间一同扯秧、拉线、栽秧，配合默契，聊着本地趣事，像是相熟已久的朋友。可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打过交道。他们是来“换工”的。
以前农忙时节，田地里的工作粗重烦琐，需要大量人力，非单一家庭所能完成。于是大家互助共济，今天做我家的工、明天做你家的工、后天做他家的……一直到农活结束，人情粘密。
只是如今都以金钱交易买卖劳动力，这样的场景已不多见，我也是居此地一年来第一次经历。一切的交集都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个季节正值春耕，我们有四亩水田，一个半劳动力：土生土长的老园算一个，我勉强算半个。接近中午的时候，老园还顶着白亮的日头在地里犁田，小型微耕机“轰轰轰”的运行声持续回响在山谷。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喝水，跟我说：“刚才来了一对白裤瑶夫妻，请我帮忙耕田。”
“可光我们自己的田，你一个人打都很辛苦了，为什么他们不请大机器来呢？”
我们所处的南方小村，山地多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亩多且较为分散，家庭很少购置大型机械。每到耕地、收割时节，都是相邻几户人家或整个村庄一起从外面请来大型机械。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一家生态种植，节奏与别家不同，所以购置了一些小型机械。
“现在村里除了我们，就剩他们的田没打了，在中间的，其他田都插完秧，大机器进不来了。”老园面露犹豫，“他们说秧苗扯了放在家里三四天都没得种，已经开始发黄了。如果不帮忙，他们两个老人一个锄头一个锄头，不知道要挖到什么时候。”
“是那对夫妻吗？”我突然想到。
从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却有一场关于他们的讨论。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们。
“那两个白裤瑶真是恩爱！”去年有天开车进村的时候老园说。
“为什么这么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我疑惑。
“我见他俩总是骑在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开得慢慢的，但是去哪儿都不分开。”
我惊讶老园的观察，也对他们生出许多好感：“这么恩爱的人，品行肯定也不错吧。”
最后老园放着我们的田打到一半，就去帮忙，也不收钱，只说等过几天我们插秧的时候也请他们来帮忙。两人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我就远远看见他们在碧绿水田间插秧的快活样子。
二
过了一天，我们整好田、扯完秧，长日将尽的时候，老园说想去请那对白裤瑶夫妻明天来帮忙插秧。他们家在外面村子的公路边，一个凹进去的山坳里，几棵高瘦的香椿树下，那间水泥砖加上石棉瓦搭建的简陋房子就是了。歪歪斜斜的，似乎常年都不透光。
“再晚点去吧，他们可能还在干活，”我说。老园不相信，去了果然没寻到。
“他们没住原来的地方了，”老园回来说。“原来那个房子连着地已经被老板征收了，他们又搬去了另外的地方。” 本地人习惯称外来的有钱人为老板。
幸亏他遇见一位似乎和夫妻俩关系很好的大姐，因为春天的时候曾见他们结伴去山里打竹笋，就向她打听。“他们两个插秧很厉害哩，动作很快，又很好，”大姐发自真心的说。指点说夫妻俩现在还在下面的村子插秧。老园开车下去，果然远远看到他们俩的身影在村子最里面的田里晃动。见走路过去太远，老园就直接回来了。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突然认真和我说。“但是我们这里，以前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瑶人，他们寄居在村里空置或者遗弃的房屋、工具房，甚至牛圈里，来种大家不愿种的地，就像是丢荒地的补丁……或者说是整个农田系统的补丁。”
“补丁”的比喻让人心惊，他们是底层不能再底层的农民，在夹缝中谋求生路。使我一下想起城市里回收废旧的人群，双手沾满污垢，又像是自然界中分解动植物尸体的微生物，细不可察，承担着整个生态链最末端的一环，却极为重要。
“有他们在，就没有丢荒的地，不致前人辈辈耕耘的田地荒芜。“老园说。
这里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喀斯特地貌石山地区，峰丛林立，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壮、汉族人口众多，居住在山下肥沃的河谷与平坝。白裤瑶则寄身高处的石山之中，相对封闭和贫困，俗语里形容那里是“七分石山，两分旱地，一分水田”，耕作十分不易。
近十几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潮流，一些掌握知识技术和有门路的壮族农民开始涌向附近的城镇，加之此处临近广东，越来越多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那家里许多田土荒着没人种怎么办？正好给山里的瑶族。于是有了这种农民帮农民种地的奇特现象。他们来到平地，和谁家关系好，便得谁家的地来种。
“那要给地租吗？”我问。
“哪里有呀，都是换工，我给你地和住的地方，你帮管我家里的一部分农活，比如割山上经济林里的草、收玉米这些，等于是不用金钱，而是用劳力来交换，”老园耐心地给我解释。“但这样的地没有保障，可能今年给你种，明年就收回去了，你又要重新去找地方。” 如同无根的飘萍。
不过现在也有一些变化。老一辈下山种田的瑶族大多在四十至六十岁之间，据老园观察，他们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只会种田、打鸟、捉蜂子，做传统的农活，现在也慢慢学会一点技术，买了三轮车，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不是很农忙时就去附近找点零工。而他们的下一代，就不再帮种地了，“基本都是去外面打工”。 而更具体的情况，老园建议我等夫妻俩来帮忙的时候再问下。
三
直到第三天清晨，我才终于见到他们。
那天下着小雨，他们一早就来了，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一顶雨帽，一前一后从我们身后的苞谷林里钻出来，来和我们一起扯秧。
丈夫姓黎，六十岁上下，面色黝黑，透出两扇红润，椭圆的脸盘四周飞扬着花白大胡子，带着一点张飞模样的豪气，不过神情却很和善，不时流露的笑意里充满乐天达观的味道。妻子脸庞也是圆圆的，和气，说话同样带着笑意，做事特别干练，从我们长满杂草的秧田里扯秧又快又准。
攀谈中我得知，他们老家在十几公里外的里湖瑶族乡，那里也有地，只不过少，最关键的是没水——种田都是望天吃饭。像是这段时间干旱不下雨，山里很多亲戚秧苗在地里长很大了，都没法插秧。
“我们下山来种地已经有四十多年了，”黎大叔回忆道：“我们最早是在外面的小场，后来变成镇子，没有地种了，我们就往里来到你们山口外面那个村，但那儿很多地也被老板承包，我们又种到这里，哈哈。”
数十个寒暑，大半生的光阴，寥寥几句就讲完了。
他们唯一的女儿，去广东打工了，“打工就得吃，不去打工在家里就没得吃。” 问及今年得了多少地种，黎大叔爽朗回答有四亩，分散在两个村子，都是主家不种了给他们的。
“需要给钱吗？”我问。
“没要。每亩地给主家两袋生谷就行。”生谷是指未脱壳的谷子，一袋通常装80斤上下。
“一亩能得多少生谷呢？”
“水够、肥够的话，也有十几袋。”
我在心里暗暗算了一笔账。据本地一位老农讲，“市场上大米一般卖2.5元，最好的卖2.6元”。这是使用农药、化肥、杀虫剂等化学品的常规大米的行情。基本村里所有的农民都是这样种的，这里海拔较高，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亩产通常有1200-1300斤生谷，最好可达1500斤。而1000斤生谷晒干、脱壳，可得六七百斤大米，平均约65%的出米率。如果按亩产1300斤生谷计算，可得845斤大米，每斤2.5元，可得2112.5元。
那么成本呢？假设种的是自家的土地，不需要花费土地成本，整个种植过程中还需要购买种子一次，雇机器犁田、收割、抽水各一次，购买农药、化肥、杀虫剂等数次。不管老农怎么计算，一亩地开销至少也在1000元左右。
也就是说，一亩水稻田，从播种、育秧、犁田、耙田，到放水、插秧、巡田、薅草、治虫，再到打谷、晒干、脱粒成米，10多个大的环节，3到4个月日晒雨淋的辛勤投入，最后毛收入只有1100元左右。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前提下。一个农民一般只能照顾两三亩地，小半年劳作的收入不过三四千元。
这笔账一算，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农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保障产量。毕竟，收入实在微薄，稍不注意就入不敷出。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种地：在乡镇随便哪里打工一个月也有两三千。“只有不能出去打工的老人才种地啰，在家带孙子，种点地，够自己家吃，”至今记得老农无奈语气中若有似无的自嘲。
而黎大叔的四亩田，基本都是用水不便、较为贫瘠的田块，每亩还要给两袋生谷给主家，如此算下来一年种稻的收入至多只有三千元。看着他俩因常年劳作黝黑沧桑的脸庞，我只觉内心沉重如系大石。
不过他们对此毫无察觉，仍是用我们听不懂的瑶族话聊着家常琐事，不时发出亲昵的笑声。接着提起秧苗去田里插秧。果真又快又好，即使雨下大也不肯上岸休息，只直着身子立在田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半下午就插完了原本计划要用整天的两块水田。
望着他们拿着雨具、大步走在回家路上的背影，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们原来住的房子为什么没被拆？” 一个老板在外面村子圈了好几个山头、几十亩地，在建一个大型观光度假类的农场，附近很多白裤瑶寄居的房子都被拆了。
“那几块地被分包出去了，” 老园回答，“听在镇上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租给县城的人来这儿种菜，估计留着给放杂物吧。”
我一时无话。是该高兴越来越多城里人意识到食品安全、亲事农桑呢？还是哀叹真正的农民无良田可种，四处游迁呢？
那天傍晚回家的时候，我和老园都沉默着，天光寂静，直到他突然高兴地指着远处澄红的稻田对我说：“你看，他们又在最里面那块田干活啦”。这一刻，好像一切都有了答案。
文｜伍娇
自由撰稿人。关注可持续农业与原住民文化，常年游走在山地部落，探寻古老的智慧与人性的光辉。微信公众号：兰那（Landofrice）
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作者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