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山海情》不一样的西海固扶贫故事

食通社说

位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称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一度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最近，热播的主旋律剧《山海情》和院线纪录片《棒！少年》，也不约而同地把西海固作为背景地，让宁夏以外的公众重新对这个地区产生了好奇。

食通社在2020年9月曾前往西海固之一的固原县，探访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农村发展项目。虽是走马观花之旅，但也能窥见这些年当地农民生活生计的变化，以及各级政府、组织对扶贫、农村发展的思路和成果。

抵达固原前，抱着多年来对“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的刻板印象，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贫瘠的土地和简陋的基础设施。没想到，一下飞机，固原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机场虽小，但通往市区的道路不亚于任何中国城市。进入市区后，两侧的楼房高大威严，酒店的条件也相当不错，连牙刷都比普通酒店好很多。总之，完全不像一个贫困县，甚至比京郊几个区中心还好。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通过和当地政府官员、联合国项目人员、以及农民的交流，我们才逐渐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海固，以及它在这些年的经历。

一、“卡脖子旱”的环境制约

西海固贫困的首要因素是气候和环境，也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

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固原退耕还林前的年均平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但是蒸发量就接近2000毫米，且降水多在秋季，错开了作物生长的春夏季节，当地称之为“卡脖子旱”——这一直是掣制西海固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缓解干旱，宁夏自治区也采取过各种环境治理的措施，例如退耕还林还草和小流域治理，来改善局部气候。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小插曲：尽管退耕还林起到一定作用，但当地官员表示，直到近年全球变暖导致该地区降水增加，缺水状况才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这一状况让我们一行人哭笑不得——令低海拔地区忧心忡忡的全球变暖竟成为内陆干旱地区的福音，可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另一个哭笑不得的例子是宁夏的人工降雨。人工降雨通过吸附邻近地区空气中的水蒸气，增加了本地的降水量，但却间接导致与之相接的阿拉善地区降水减少。据说阿拉善地区对此颇有微词，而宁夏的扶贫官员也很无奈：“我们因为干旱受苦受穷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呢？”

这个小小的事例再度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也许一点点资源投入就会带来显著改变，但资源再分配往往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面面俱到皆大欢喜。

二、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提升小农能力

在本土资源极度匮乏，缺少周转空间的背景下，外部援助的作用就格外凸显。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称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为IFAD）作为联合国下属的金融组织，通过贷款和赠款来投资农村人口，减少贫困和饥饿。1981年，IFAD成为首批在中国进行农村扶贫投资的国际组织，在西海固也已经深耕近三十年。

IFAD早期在华投资项目集中在加强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户资产和改善基础设施。这也和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思路不谋而合。重基建的思路也让西海固这样的传统贫困地区在二十年内，就发生了肉眼可见的翻天巨变。

对此，我们这些初次拜访者也有体会——不仅是县城的酒店和公路，我们在去往项目点的途中也发现，区域之间的高速公路系统很发达，建设标准也很高，完全不像是停留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贫困地区”。

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西海固的农民仍然面临下一步的挑战：增收创收的困难。这也让IFAD进行战略调整，从基建逐步转向创建增加小农户收入的机会和提高他们的抵御能力，瞄准的重点包括改善农村人口的市场准入机制、加强产品价值链和更加益民的金融服务。

IFAD在2016-2020年的中国战略中，提出两个目标：

• 通过支持包容性价值链、支持合作社和金融服务, 提高小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和机会；
• 加强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IFAD和中国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合作，在四川和宁夏开展了“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项目”，通过以下方式提升贫困小农户的收入：

• 加强中小农户的金融融资渠道和市场准入机会；
• 发展农村农业综合企业；
• 带动贫困小农户参与产业价值链。

我们9月在宁夏固原拜访的三个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彭阳县乃河村的高标准农田和牛棚建设项目，以及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是受项目支持的案例。

这三个项目的显著差异也让我们看到像IFAD这样的国际机构，如何与政府合作，在地方上尝试不同的模式来实现农村发展的目标。

三、案例一：找到优势，规模经营

来自宁夏的“冷凉蔬菜”，这些年在东部和南方热销，还进入了香港市场。由于气温低、虫害少、昼夜温差大， “宁夏菜心”等特色品种因其口味好而能获得较高的价格，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认可。充分利用这一气候优势，扩大蔬菜生产，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扶贫产业选择。

IFAD的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就是这样考虑的。村委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集中土地建立生产基地，为日后产出有较高经济附加值的蔬菜打基础。

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或流转的形式，从村民手里集中了共200亩土地，建立合作社。

合作社借助IFAD项目资金，建设了几十个大棚，每个造价约30万。每个大棚占地一亩三分，墙体60厘米厚，其中有20厘米的保温材料，配有冬季使用的加热灯，确保冬季夜间温度能达到6度。这些大棚将被用于种植高品质蔬菜。

此外生产基地还配备了冷藏设备，延长生鲜的保存期，降低交通中的损耗。

该村的村委书记曾经有长年的蔬菜种植经验，也曾通过中间商向福建销售反季节蔬菜。依据他的经验，通过短链销售，这样一个大棚预计一年可以有十多万元的产值。

目前，生产基地是以合作社的形式运营的，村民可以通过现金或者土地入股，获得经营收益的分红。将土地入股或者流转给合作社之后（流转不同于分红，收益是一次性结清，这里流转价格大约为每亩地一年300元），村民还能通过在合作社工作来赚取一部分收入。该地区农业劳动力一天的薪酬是140元左右（女性更少，只有110元）。

在合作社实现满负荷运转的条件下，村民最多可以连续工作40-50天。也就是说，理想状况下，一个村民可以获得大约5000-7000元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们可以通过外出务工赚取一些收入。

不过，现在项目刚刚推进两年，大棚尚未开始生产，还无法知道运转之后的状况。虽然生产设施已经到位了，但是合作社要如何运作、对接市场需要哪些具体操作，以及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的村民有什么其他生计收入，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四、案例二：集中与分散并行

相对于杨郎村蔬菜大棚集中发展的模式，彭阳县乃河村的养牛产业则是“集中”与“分散”并行。

集中，是指把村里农户的碎片土地集中起来，旱地改水地，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相较于之前，现在的土地平整，连片，而且附带了灌溉设施。这样能够提高种植效率和饲料品质。村支书说，以前5-6亩地的粮食才能养一头牛，以后2-3亩地的粮食就够养一头牛了。

分散，则是村委会借力当地的黄牛改良工程，支持农户在家分散养牛。当地政府借助IFAD的资金，在村里挑选了一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有发展意愿，以及一些养牛经验的农户，在他们各家的院子里建造了新的牛棚。让单家单户的养殖规模从两三头变为最多十头。还配了青储池、铡草机等，养牛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44岁的马大姐对项目建设的牛棚特别满意，说：“一分钱都没花，就给工人做了几顿饭！”

不过下一步怎么走，仍然是个未知数。高标准农田虽然建好了，但曾经土地划分的分界线已经因平整而不复存在。接下来是重新划分土地，还是统一交给村委会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运营？村民和村委会都说：“现在还不清楚。”

相对来说，养牛户的生意更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顾虑：扩大生产以后，生产成本也提升了，这样还能挣钱么？多投入的劳动到底值不值呢？而村委又有另一套计划：养牛早晚也要集中起来，用合作社模式去做，这样才能实现品牌效应。

看来日后如何发展，还难见分晓。

五、案例三：带领乡亲养鸡的返乡教师

不同于以上两个项目点，此次行程拜访的最后一个项目——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在IFAD项目资金进入之前就运转多年了。

合作社创始人李进勇原本在吴忠市有教书的铁饭碗。2011年，为了方便接受集中的社会化服务，他老家的村落从山上搬迁山脚下的贺兰新村，但人均土地却因此减少了。类似电视剧《山海情》里展现过“白手起家”拓荒的吊庄移民。相比之下，我们在六盘山见到的近年新组建的行政村的基础设施要好得多。

已经在吴忠市安家立业的李进勇说：“吃财政饭拿工资的日子当然好过，但是我的父辈、兄弟姐妹、邻居、父老乡亲呢？”

带着“守着大山，如何变富”的思路，他在农科院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决定在老家的山间散养生态鸡。

最初回来组建合作社，他只动员到七个人，其中四个还是亲兄弟。但话说回来，自己带着家人做养殖不就行了，何必做合作社呢？李进勇的解释是，如果通过合作社发动更多村民加入，扩大生产规模，就更容易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也更可能实现品牌效应，“要让大家都赚上钱！”

合作社入股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这里的养殖户无需缴纳股金，而是按照养殖数量入股的。原因很简单——一说要拿钱出来，老百姓就不干了。

合作社负责为社员对接技术，以及提供鸡苗饲料统一配送服务，对于这些服务不收取费。对向合作社出售出栏鸡的养殖户，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最终，合作社的盈利来自于向社员收购和对外销售之间的差价。

理想情况下，合作社在生产端能统一生产标准，在销售端可以做到为社员包销。不过，美好的设想实践起来却有困难。目前，养殖技术特别是疫情防控，对养殖户是一大难关。因此，IFAD此次资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技术培训，此外还有饲料加工和围栏建设。

向我们介绍生态养殖的方式时，李进勇还用会议室的电视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他们制作的宣传片。在后来的讲解中我们才知道，原来购买电视的费用也来自IFAD的资助资金！

“有了这台电视，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社区里去，播放我们的宣传片，这样可以吸引到客户。”李大哥解释道。市场营销也是现在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合作社现在销售渠道有限，还不能保证为养殖户包销，这也是目前壮大规模要面对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山上和村民交谈时，还了解到当地种植业的收入。一位村民家中有十亩旱作梯田，虽然听起来面积很大，但由于降水匮乏，实际产量并不高。玉米产量是一亩700-800斤（东北玉米的亩产量大概在1000-1200斤左右），一斤收购价在七八毛钱左右。土豆亩产1000斤，一斤价格只有三毛多钱。土地耕作全部使用家庭劳动力，也就是夫妇两个人。在收割的时候会雇佣一台收割机。按照玉米和土豆各种五亩地来计算，全家从种植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有4000元左右（包括了农资和设备的成本）。

此外，旱地种植本身也对局部气候有影响——作为曾经的涵养水源工程，耕地实际征用了大部分山上的降水，间接导致河流下游缺水。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环境效益来说，种植都不是理想的生计选择。这也是李进勇返乡后选择养殖作为突破口的原因。

六、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在固原的两天，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三个项目点，让我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环境改变。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使国家有能力为扶贫工作提供更充裕的资金，对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功不可没。

但短暂的拜访也给我们留下一些疑问。譬如，农民到底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呢？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计和收入预期，又和IFAD提倡的价值链建设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些问题不仅令我们好奇，也萦绕在村民，村干部和生产带头人心头。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会继续深入分析这些项目点的合作模式，并探讨小农户在这些发展规划中的位置。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