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 | 在基层食物运动中，感受英国政治的细节

食通社说

最近的英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职，在国际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全球化、脱欧、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对底层人民意味着什么？英国民间又有哪些力量在参与政治？

本周三（7月13日）晚八点，食通社很高兴请到作家王梆加入我们的食农分享会。2018年她曾为食通社撰文，讲述她在乡村租地自耕的经历。这次，我们希望从她的新书《贫穷的质感》出发，也从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角度，为普通人理解英国政治提供来自土地的视角。

经出版社和策划方授权，我们摘取了《英国民间观察：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的片段以飨读者。快扫描海报中的二维码报名分享会吧！

一、食物券与新自由主义

我的“30英里”第二站，是一个叫“再想象资源中心”（Re-Imagine Resource Centre）的企业型民间社团。

它在脸书上四处广告：“无须食物券，任何人，只要支付2.5英镑，就可以捧走10件食品。”

我将信将疑地点开照片，一件件放大侦察，竟然都是好货，除了新鲜奶制品和果蔬得马上消灭以外，包装食品大可储放一两年。10件算下来，总值20 — 30英镑不等，分量还不轻。

如果不是耶稣显灵，这就意味着，一个住在它附近的低收入者，只要每周骑自行车前往采购，就可以靠2.5英镑存活下来。当然，不喜生食，燃料费还是要出一点的。

我在英国食物银行工作，食物银行没有冰箱，因此只能供应超市和民众募捐的罐头食品。

此外还得有“食物券”，它是当地就业中心、医院、公民咨询中心之类的机构开具的，没有它就不能证明贫穷或饥饿的程度，因此也是行政和慈善挂钩的产物，即传统救济法中“经济状况调查”中的一种。

对于英国传统救济机制里的各种小心眼，我其实是有些耿耿于怀的，因为它们正面像菩萨，反面像老虎。

毕竟，那不到一英镑一听的罐头豆子、午餐肉和盒装牛奶，除非得在防空洞里躲纳粹，否则谁会将其视为饕餮大餐？把自己穿成狼外婆，拎着篮子进来招摇撞骗吗？

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些小心眼颇有存在的必要。这些人多半秉持“劳役即赎罪”的新教主义传统，坚信“福利喂养懒惰”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从未领取过救济金，估计也没怎么吃过罐头食品，却认为扶贫必须严审，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所以当我看到“无须食物券”几个字时，心中那点小激动是在所难免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驾驭民间公共领域”的方法梳理中，最先强调的就是“边界”。而许多公共事务也表明，单有公共意识是不够的，还得有一个让公共意识畅行的公共空间，拆掉旧有的边界或重新定义边界，即是对这个空间的重塑。

“食物券”是一条横跨在“有资格的穷人”和“没有资格的穷人”之间的边界，我早就等不及它被拆除了，正好天气也十分配合，我关了网页，二话不说便跨上了自行车，朝“再想象资源中心”驶去。

二、垃圾回收站里的民间社团

时值2019年仲夏，大麦刚熟，金色的麦穗在微风里摇曳，宛如金丝牦牛光崭油亮的毛皮。大朵的白云悬浮于蓝天和村际公路之间，车辆稀少，下坡路宁静而平缓，我的目光不时和鸟羽相撞，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再想象资源中心”坐落在“毕渠弗垃圾回收站”（Witchford Waste Recycling Centre）里，想象中的垃圾山和焚烧炉并没有出现，竖立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科技园式的现代建筑。

“再想象资源中心”面对着一个小停车场，考虑周到地设置了自行车停靠点和特需人士通道。走进高阔的拉闸门，一个阿里巴巴式的藏宝洞便从脚底一路向前铺展开来。

所经之处，布满了颜料、彩笔、布匹、纸张、塑料珠片和镶花挂饰……一个大型童话剧所需要的一切布景材料，似乎都能在这儿淘到。几个小孩小猴似的爬上爬下，看到有什么合适的就扔进购物篮里。那种超市标准手提购物篮，不管什么宝贝，只要装满，一律6英镑。

宣称“2.5英镑”的食品则一筐筐地摆在入口处：土豆、红萝卜、番茄之类的时令蔬菜，甚至进口香蕉和哈密瓜，一样不少。

入口处转左，通向一间不大不小的厨房，里面也有几排货架，盛放着大米和面条。透过冰箱柜门，还可以看到牛肉、奶酪之类的冷藏食品。

踌躇片刻之后，伴随着加快的心跳，我掏出了两枚事先准备好的硬币，一枚2英镑、一枚50便士，递给了收银台后一位高挑黝黑、目光如炬的混血姑娘。

“我给你开个卡好吗？”混血姑娘说。

她看起来正值壮年，一头浓密的非洲卷发紧紧地扎在后脑勺上，显得非常利落。

“开了卡，有什么新的食品到货，我们就可以随时通知你，”她又说，“我们的食品都是赶在超市要扔掉之前从货架和货仓里打捞出来的，所以每次都不一样。”

“可这不是还有一年多才过期吗？”我顺手拿起一袋米。

“超市不单只淘汰即将过期的食品，包装有瑕疵或编码错误的食品也一概扔掉。扔的时候，还不会拆包装，导致塑料和食品一起葬身垃圾掩埋场。食品释放出毒气，塑料几百年都不降解，造成巨大的污染。想象一下，全球每天扔掉超过9亿吨的食物，英国每年也有超过600万吨的食品被推入掩埋场……”

“你是怎么打捞食品的呢？是直接跑到超市的蓝色（不可回收）垃圾箱里，像潜泳员那样跳进去吗？”

“哈哈，当然不是，我这不是一个民间企业社团嘛！是经过了正式注册和审核的，所以超市有食品过剩，就会提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会开个货车杀过去。”

“是我们本地的超市吗？”

“对，全是附近的超市。比如过两天，我就得到附近一家绿色农场打捞几只鸡，那可不是工业养殖的鸡哦！”

“走地鸡吗？恐怕会很贵吧？”

“一样的，全在2.5英镑以内。但你要早点来，晚了就给人领走了。我们还开设了一个社区食堂（Community Larder），所有打捞食品全部免费赠送。别看它规模小，最近两年内，它可为这一带的居民提供了近35000顿正餐呢。”

我惊叹地睁大眼睛。

“这个2.5英镑的新项目，叫社区食品室（Community Pantry），是对此前社区食堂的一个补充。目的是建起一个会员制，稳定用户源，2.5英镑就像是会员费。社区食品室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五10到12点，先来先得哦。”

混血姑娘边说边递给我一张崭新的会员卡，除了名字和联系方式，亦没有任何多余的填写项。

三、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

世上不少地方，谁可以、谁不可以使用公共资源，是受地方文化限制的。在一些乡村，你甚至先得有那儿的祖先，才能饮用当地的井水——这么一比较，英国民间公共领域的进步性就彰显出来了。

原来不仅“无须食物券”，性别、年龄、种族、国籍、学历、签证种类，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是“川粉”还是“川黑”，也一概无须考虑。

边界能拆就拆，门槛低到几乎没有门槛，像圣诞前夕，全英各大教堂为孤寡人士举办的聚餐，管他总统还是乞丐，中国人还是爪哇人，订餐时一律不问来路，订好餐位就可以开吃。

这种鼓励公共参与的精神之高亢，甚至完美地解释了“companionship”（陪伴）这个英语单词。根据词源学，“panis”指的是“坐在一起分享面包”的意思。

不仅参与的门槛低，运行的门槛也很低。

混血姑娘告诉我她叫露丝·马利（Ruth Marley），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七年前，她把脑中的想法写进了一份“申请书”，并在政府网站上按下提交键，旋即就通过了。

我后来上英国政府网站查询“如何申请为民间社团”，果然挺容易，写明目的，再申请一个用来收取公益基金的银行账号，并保证其绝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就差不多完成申请了。

至于兴趣小组或年收入5000英镑以下的社团，甚至不用申请，公共领域的自治权，可见一斑。

四、社团如何运转？

申请成功之后，下一步就是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了。

露丝·马利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脑洞大，口才还出奇地好。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地方政府签约在先的“毕渠弗垃圾回收站”便以低廉的租金，供出了仓库和铺面。

附近商家更是积极捐赠，各种装饰材料的边角料，一箱箱地送过来，再在脸书上打个广告，急于搞舞台剧的老师们就带着学生跑过来了。

至于打捞的食品，一部分来自附近超市，另一部分则源自与“公平分享”（FareShare）的合作。

“公平分享”是一家大型连锁打捞食品货仓，专事收集过剩食品。在露丝·马利的描述中，它像是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英国所有的大型超市都和它签了约 ：条件只有一个，从它那里流出的食品，必须无偿赠出，不进入任何售卖环节。

第一家“公平分享”建于1994年，是在“危机”（Crisis，一家帮助无家可归人士的慈善机构）名下创立的，旋即便以伦敦为中心遍地开花，为全英1000多个致力于“食物救济”的民间社团提供着食品。

这些民间社团，像水母的触手，游弋于一个宽广而幽暗的底层社会。二十五年来，通过这些触手，“公平分享”为穷人和低收入者供应了23.68亿顿餐食，总值17.99亿英镑，“再想象资源中心”就是它那为之骄傲的触手之一。

五、“飞根主义”

这套“打捞—收集—分发—享用”的行动，露丝·马利将它归根于“飞根主义”（Freeganism），即通过消费回收的食品和物资，改善恶化的环境，同时也为消除贫困开拓新的可能。

由于参与和运行的门槛都很低，飞根主义者便逐年增多起来。不单露丝·马利的社团在分发打捞食品，附近小镇上，做同类工作的，还有一个叫“灯塔”的社区食堂（Lighthouse Pantry）。

成为其会员的程序也同样简单，只需在一张表格上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会员费每周 3.5 英镑，可任意领取 10 件食品，外加 4 种免费水果或蔬菜。

新科技也被利用起来，2016年，一个叫“Too good to go”（天物不可弃）的应用软件新鲜出炉，下载后输入地名，就可以联系到各种超低价或免费送出处理食品的餐馆。

在伦敦的闹市区，不论是卡姆登区（Camden），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抑或苏活区，刷一下手机，便可像嗅觉灵敏的猫一样，一路顺着谷歌地图，找到那些餐馆。

至今，已有15个国家的2970万飞根主义者在使用这个软件，合作商家多达75000家。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我迅速填好了会员卡，将我最喜欢的印度袋装米饭还有久违的哈密瓜扛到了自行车上。

六、打捞：一种幸福的觅食方式

在走访社区食堂的同时，我还专程趁着每周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去参观了一趟附近的垃圾掩埋场，它离我家竟然不到7英里。

庞大而不可降解的垃圾坟地，远看像一座座连绵起伏的人造山丘，机器爪一刻不停地刨土挖埋。挖得太深，没有氧气，埋了十年的报纸，展开来还可以品读；太浅，臭气熏天，海鸥循味而来，叼啄潜在的藏尸。

不管埋多少米，不可降解就是不可降解。在足以让恐高症患者昏厥的分类车间上空，工人们像分散于太空的星体，各自戴着面具，穿着连体防护服，孤零零地站在高耸的电动传送带一端，连续不断地将不可降解垃圾从普通可回收垃圾里挑拣出来，每天8小时，如此重复——这个画面，让我对食用打捞食品的身体充满了敬意。

不仅如此，寻觅打捞食品的体验，也比超市买菜的体验好多了。

在超市里，物欲的满足感消失得像德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的箭一样飞快（《超市狩猎》， The Hunt，1992）。自动售货机更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消解至零。

与此相反，到民间社团里觅食，却伴随着一股持久的幸福感。

额外的骑行、体力的消耗、被延迟的欲望等，似乎都不能消解这种幸福感——它包含了惊喜（陈列柜里的食品每次都不尽相同）、 小确幸（对不济的命运和瘪小钱包的掌握）、感激（对陌生人的仁慈以及参与者的艰辛付出）、正义（不让地球毁于垃圾和毒气的坑洼）……

在所有这些丰富性当中，还掺夹了一种平淡而柔韧的友谊，一种多于熟人和水果小贩之间的古老默契，与其说它是“友谊”（friendship），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来自同温层内的“抱团”（solidarity），一种在地的点赞。

而这一点，对我这个“陌生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在地性、附近性、现场感，它所提供的关于“融入”的即刻体验……一切都正是我所需要的。

本文授权转载自《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

策划：单读 | 铸刻文化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题图：Re-Imagine Resource Centre

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