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家带口去达恰，你以为苏联人只是来度夏的吗？
在俄语里，夏季也被称为 “达恰的季节”；高尔基有一部短剧，中文被翻译成《避暑客》，其俄语原名“达恰尼克”，更接近的直译也是“达恰之人”——1995年，同一个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影片名则是《夏日之人》。
达恰，与夏天的记忆紧密相连。
达恰是音译，指位于郊外的乡间别墅。据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初的沙俄，最初指的是沙皇授予贵族的、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的土地（“达恰”的词根来自动词“给予”）。但它真正进入到日常用语，乃至于成为夏天的代名词，则始自二战后苏联以行政命令把市郊地块分配给普通工人家庭，让普通人拥有了自己的达恰。在战后苏联持续超过四十年的物资短缺中，是达恰土地上的产出供给了几乎所有苏联家庭的餐桌。
在达恰的生活和劳作，也因此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一、从贵族的庄园到普通人的夏屋
在十八世纪的俄罗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旅途艰难而昂贵，频繁往返两地是不现实的。为了维持圣彼得堡的繁荣，彼得一世要求朝臣在圣彼得堡落脚，而不是临时居住，并为此向他们分发了位于圣彼得堡周边的土地。这是“达恰”一词的最初起源，也是它“位于城市近郊的临时居所”含义的主要来源，但与如今的大众化版本最为不同的是，当年的“达恰”往往占地数百甚至数千公顷，是真正的庄园与别墅。
在此之后，“达恰”的概念逐渐扩大，并在大约一百年后固定为供城市居民度夏的乡间屋舍，比起贵族聚居的圣彼得堡，旧都莫斯科对这一概念甚至更为欢迎。19世纪的莫斯科进入了城市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单层带院子的私人住宅被大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出租给四方来客的多层“盈利房屋”。这样的城市生活并不令人舒适，在夏天，这种不适感尤为严重——一些历史记载和画作表明，当年的莫斯科就算不是一棵树也没有，至少树木是十分罕有的东西。城市尘土飞扬，夏天的气温加剧了闷热，乡下因此被视为一种健康选择，达恰的流行势不可挡。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拥有和经营一栋仅用于度夏的乡间别墅。对于沙俄农民来说，将房屋出租给城里人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好买卖，与之同时，贵族的乡间度夏生活也成为大量艺术创作的背景和灵感来源，这甚至成了一种独具俄罗斯特色的文化现象：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里，你会一次又一次地读到达恰。托尔斯泰两部名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创作于其家族位于图拉州的著名乡间别墅内。
尽管如此，达恰仍是专属于中上层的享受，这从其占地面积中可以体现：直到1917年革命前，俄罗斯人概念里的达恰仍意味着至少数公顷田地。另一方面，当年的达恰生活中绝不包括种田，照管用于观赏的花园是一种风尚，更常见的是阅读、泛舟、聊天和演奏乐器。
这种悠闲活动很快走向终结。一战的爆发迅速引爆了俄罗斯革命，新生的苏联政府立即将大城市周边的度假别墅收归了国有。
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开始试图通过行政分配的方式，重新恢复达恰度夏传统，将乡间的度夏地分配给各个党政机关体制内的家庭。但不可避免地，在高级领导享有华美的度假别墅的同时，普通阶层的党员往往要面临多个家庭分到同一栋达恰的尴尬境地。
同时发生的还有苏联以行政命令迅速推动的城镇化——大量农民被转变为产业工人，但在食物的短缺同时，这些进城的农民并未忘记原有的种植技能。当时原则上属于各部委、机关和地方政府的达恰建筑合作社所附属的土地，成为他们谋求改善生活的第一选择。
1949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和雇员的集体和个人园艺》的决议，这成了达恰进入所有苏联公民生活的开始，此后几年，多项决议出台，苏联政府开始向公民分配城市郊外地块。主流意见认为，使得苏联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战后苏联的食物短缺，尽管在苏联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下，这些土地名义上仍需加入“集体农庄”才可获得，但在实际操作中，它无疑是属于各个家庭的私产，其产出不经过任何二次分配。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解冻”期间，达恰的分配和建设被大力推动，它被认为直接缓解了粮荒问题。同样的政策也被勃列日涅夫所继承，并且，此前对于达恰地块上修建房屋的禁令也被取消。1966年，有关达恰的行政命令被进一步完善，这时的达恰已成为典型的苏联式朴素生活的代表：其土地面积不得超过600平米，不允许修建包括温室在内的任何超过25平米的建筑物。
八十年代末，禁令被进一步取消，在自家地块上修建超过单层的房屋开始获得允许，这是苏联式达恰发展的繁荣时期，但也是其最后的时光。1986年6月，超过660万劳动人民拥有了42.6万公顷土地，每年在达恰度过夏天的人口超过2000万。此后，随着苏联解体，买卖土地成为可能，城郊地价不断飙升，士绅化甚至波及了这些郊外乡村，许多人出售或转让了自己原本的达恰土地，但也有另一些人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了乡村生活中。2011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仍拥有达恰的俄罗斯公民约占城市人口的48%。
二、蔬菜、土豆和果酱，典型达恰生活
首先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交通：达恰总是分布在乡村甚至是森林深处，考虑到许多家庭需要将农用工具以及日常用品带到达恰，此后还要将收成以及这些杂物工具带回城市，旅途注定极为艰难：道路状况总是相当差，而一般情况下火车只能抵达距离自家达恰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地方，接下来的路途只能靠所有人负重前行，举家徒步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例子并不鲜见。
接下来的是在严厉的行政禁令下，处处都是问题的日常生活。达恰不通水电，也禁止修建暖气，用水需要从周边的小河或井里取。因为建筑禁令，小屋被限制在一层，人们便修建斜坡屋顶，人为制造出屋顶构成的二层阁楼的建筑形式，而禁令很快变成了某种限度之内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如此，居住条件仍然非常简陋，常见一家人祖孙三代胡乱挤在一起的情况。所有家庭都将城里家中废旧的家具，以及此外的任何东西带往达恰。
更不要忘记，由于食物短缺的压力，人们还需要在夏天的四五个月之内，在达恰生产出能供全家人度过漫长冬季的食物。等待着人们的不是悠闲的度假时光，而是紧凑的劳作时间表。
达恰的600平米土地限制使得任何机械化尝试成为不可能，而且在苏联，连建筑材料都始终短缺，个人想为小农业找到机械化工具也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有的农活因此只能靠一家人的双手自己完成，对于鼓励甚至崇拜劳动的苏联，这样的繁重劳作被视为一种光荣，而绝不是什么需要改进的对象。苏联时代的其中一个笑话说：“从早到晚，人们在六分地上辛苦而无忧无虑地休息。”①
顺便一提，由于土地被分配的用途是“耕种”，因此抛荒或改作其他用途也是违法的。
种植的主要作物集中在土豆和蔬菜上，前者是主粮，后者则几乎无法在商店里买到，达恰的产出是唯一的获得途径。另一种流行是种植果树，在某些时间里这也是一种可能违法的擦边球行为，另一些时候则无人过问，结果就是几乎全部苏联主妇都有熬煮果酱并使用旧罐头瓶来保存它们的丰富经验。在共同的时间表和共同的追求下，邻居之间的交流极为密切，人们交换种子、幼苗、种植方法和烹调菜谱。许多材料提到当时土地与土地之间没有栅栏和篱笆——一方面用不着，另一方面，也不可能为修建栅栏和篱笆找到材料。
然而，正如苏联时代发生的每一件事，看似同质化且滋养了极为亲近的人际关系的达恰，实际上并非如此单纯和理想：并不是所有用于分配的地块都适宜耕种，事实上，苏联政府在向居民分配达恰时没有考虑过这些。山地、湿地和贫瘠土地都很常见，而位置最好、最适宜耕种的地块总是属于领导，同一个单位内为争夺更好一点的达恰土地而发生的摩擦无法避免。
尽管大家都有购买食品的需求，但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并试图售卖剩余产出并以此为生，也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另一件典型的苏联产物。刑法里包括了“寄生”和“非法经营”条款，任何全职投入农业并试图出售自己所获得的产出的行为都被定义为“经营”，需要申请许可证并缴纳高额税款。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在政治上也十分危险，在反复变化的政策口径下，它很容易成为政治运动攻击的目标。
即便如此，达恰依然名列苏联式幸福生活“公寓，汽车，达恰”三大标志之一。从1949年直到八十年代末的近四十年时间里，它提供了维持生活的几乎所有东西：从土豆、蔬菜、果酱，到收获的喜悦和关于未来的希望。
三、趋于衰落的旧日象征
当对食物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今天的达恰也越来越多地恢复了其度假夏屋的本来面貌：在土地上种植观赏植物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人利用乡村空间修建了度假设施，例如俄式桑拿浴室。当然，这仅仅是昂贵度假方式的廉价平替版本。
达恰作为旧日的遗产也在不断遭遇挑战：苏联时代分配的达恰地块，在苏联解体后大多未经正式登记。2018年，俄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法律，意在简化登记程序以鼓励居民正式登记自己的郊区土地，却因登记与不动产税相挂钩反而刺激出了一波出售达恰的热潮。
2019年的统计结果显示，仍拥有达恰的城市人口比例已下降到42%。另一些调查则称，仍选择居住在达恰的人（无论长期居住还是季节性居住）不到总受访者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种种剧烈改变的现实条件下，达恰正在凝固成书本和影片中的传统文化景观。
去年春天，我的一位朋友在季节并不合适的情况下，逃往自家位于莫斯科远郊的达恰居住了两个多月，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洛克。2022年，他家的达恰已经通了水电，也有了基本的取暖设施。但据我所知，在这七十多天里，他并未理会过门前的那块土地。
对他来说，达恰已经无关度假或农事劳动，而是急需逃避现实时的一个临时去处，正如其本义中的“临时居所”。
注：①六分地原指6个сотка。сотка意思是百分之一公顷，六分地即达恰的600平米。
编辑：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