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狂野的返乡梦想是在江南荒芜的河里划桨

最狂野的返乡梦想是在江南荒芜的河里划桨

作者 | 鱼见缸

本名于建刚,80后,生于长于浙江桐乡小村正河浜。18岁出门远行至吉林大学念广告系,毕业后在北京奥美做了3年广告。偶然间读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返乡,与妻子梅玉惠共同发起乡土与手艺项目“梅和鱼”,开展蚕丝制作、生态农业等在地文化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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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的危机

大概有两种不同的农民:职业的农民和身份的农民。

职业的农民,就是以农业生产为工作,以农产品的产出获得回报,并因自身的专业性而获得认可(和其它所有职业一样),除此而外,也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

身份的农民,虽然也以农业生产为工作,但并不因此而被认可;相反,这一身份带来的有固化的社会认知(参考春晚小品),代表一种与落后的、乡土的、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形象。费孝通先生曾用过earthbound这个词,即农民、农村是是被土地“困”住的一种生活形态;因为被困住,所以上一辈的“身份农民”希望子弟可以远离这种身份束缚,越远越好。

费孝通的江村,写尽了困于土地的中国农民和农村。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浙北的杭嘉湖平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江南”。那时的江南城镇,还葆有我的同乡、著名诗人木心笔下的“从前慢”景象。但是,乡下的“身份农民”显然厌倦了贫苦的生活(以及白眼)。在长辈们反复叮咛“不要做乡下人”中,我从小学一路念到大学,在08奥运会那年毕业,进入奥美广告北京办公室工作,似乎没有辜负上一辈的期待。

北京奥美的3年,只留了这张模糊的照片。

但是,一路走来,我始终都被农民的身份——一种代表着乡土、传统、地域(与城市、现代、国际化相对)的符号所困扰。一方面被长辈教育要脱离这种认同(“不要做乡下人”),但是每次放假回乡总能动容于稻田、桑林、乡音。

工作3年后,我辞去广告公司的工作,报名参加了北京小毛驴农场的实习生项目,同去的还有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梅玉惠。小毛驴是中国较早从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机构,其团队成员都对乡土抱有深厚情感,有丰富的乡村建设经历。这个实习生项目就是希望培养下一代的乡村建设人才。

北京小毛驴汇聚了一群和作者一样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右上图为作者的妻子,“梅和鱼”中的梅玉惠。

来小毛驴,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因为我读到了他写的《乡土中国》,这使我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有些释然。我想沿着先生的路径继续往下探索农民的身份认同,以解除危机,获得自信。为此,中途我又告别小毛驴,前往广西的一个壮族村落做了长达半年的民族志调研、写了论文《板贵屯,一个壮族村落》;同时,协助公益机构“行动援助(ActionAid)”在当地做稻田养鸭、壮族文化保护、小学教育等乡村建设工作。

在广西板贵屯,作者(右二)一边工作,一边过了一把社会学家的瘾:做研究,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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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最初的挫败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梅玉惠和我决定直接返回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江南村庄,试图在乡下创业和生活。

带着小毛驴农场深深的租地+配菜烙印,返乡创业的模式笼统而清晰——“在本乡做一个像小毛驴这样的农场”。但是,那时候(2010-2012)本地村庄开始疯狂种“葡萄”(实际为一种美国提子)。经营者多为承包大户、企业老板,一下子把本来就少的耕地(人均1亩多)成片流转,土地租金由原来的年均600元/亩,涨到1200元/亩。租金高企,寸地难求。

返乡容易,但找到能落脚的土地却不易。

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农经局,询问有无土地出租信息。农经局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建议慎重考虑是否要做农业。后来,我又跑到附近安吉的山里,打算与人合作,但合伙人农场的状况也很不理想(我有时还要帮他带孩子)。

返乡半年以后,在经历了受同学“崇拜”、与父母争吵、被农经局劝阻、和合作者散伙等等事情之后,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不得不暂时将农场的计划搁置。随后,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半农半X”生活模式:工作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则回村。

2014年也曾下地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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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乡土的DNA:蚕丝被

2013年春节的某个晚上,当时我们已经离开小毛驴两年多了,儿子也刚满半岁,我突然将“宝宝”和“蚕宝宝”联想到了一起——同样的天然、柔软、纯净,可不可以做给宝宝用的蚕丝被呢?于是,“梅和鱼”就这样诞生了。

蚕茧,让作者和妻子找到了乡土的DNA。

蚕桑丝织是村庄延续千年的传统:从小我们就在桑地里采桑葚、抓知了;一到养蚕季,家里的氛围为之一变,一种异常忙碌的安静,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愈发响亮;小学的暑假,蚕过三龄后,我们就可以独立负责喂养了;冬天,穿母亲做的蚕丝棉袄、盖蚕丝被,轻盈而和暖。

不仅如此,在本地方言中,“宝宝”专指“蚕宝宝”(婴儿是“囡囡”),它们有专门的蚕室,多是房子里最大最干净的一间;年初四是祭祀“蚕神娘娘”的日子;嫁娶的时候,所有嫁妆要缠“红丝绵”;去世的时候,脸上需要蒙一层“白丝绵”——可以说,蚕桑丝织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

嫁妆上要缠的红丝绵。

“梅和鱼”的第一床被子是用2013年自家春蚕茧采收后制作的。在丝厂制作半成品时,我们与其他蚕丝被生产者相互表示出了惊讶和不解:其他人听说“梅和鱼”的蚕丝被使用完整的蚕茧中间层制作,“友善”地提醒我们“成本太高、顾客不懂、卖不出去”;而我们则是第一次得知其他人用化纤、木棉、漂白的柞蚕丝等材料来制作蚕丝被,“桑蚕丝的下脚料”已然是其中较高档的等级。

种桑、养蚕、晒丝、做丝绵、织被。梅和鱼小两口边学边做。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传统的产品,市场上原本就有很多生产者、销售者和品牌。像我们这样没有资源的返乡青年,是毫无竞争力的——我们做的,无非“真实”而已。

第二年,梅玉惠又在母亲和亲戚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尝试后,着力恢复了市场上消失多年的传统无剪蚕丝被制作工艺,所保留的蚕丝长度能达到近百米(市场上较高品质的蚕丝长度也仅为几米)。这是工业化多年挤压下,民间所留下的“最后的蚕丝手艺”。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做的被子不多,大概几千床,但值得自豪的是,每一床都是我们自己和家人亲手制作,秉承并严格遵循一系列工艺与方法,做到极致天然、耐用与舒适。

返乡这几年,梅和鱼,和家人一起,做了几千床蚕丝被。

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天最多做两床这样的蚕丝被。

找到自己那块乡土的DNA,然后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创业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一开始,我们刻意复制小毛驴的模式,遭受挫折;直到我们找到蚕丝,或者说蚕丝找到了我们,原先的身份认同焦虑,“落后的”乡土、传统、地域的文化形态,不仅不再是危机,而且开始展现力量:蚕丝作为乡土DNA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这样的年轻一代,既找到在农村立足的生计,也慢慢理解、发展并展现“身份农民”的内涵。(点击 此处了解更多“梅和鱼”和他们的蚕丝被。)

4

江南是我故乡

我们一边做蚕丝被,一边留意着土地的状况:美国葡萄的泡沫在过去的两年逐渐破碎,现在乡间到处可见倒塌的葡萄棚,荒草蔓延。

废弃的葡萄园。

从今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捡起种地的梦想,倒没有急着去把葡萄园荒地流转过来,而是从小半亩杭白菊茶的友善耕作开始。

为什么是杭白菊茶?

小学时候有一本《乡土知识》的教材,里面用16个字概括家乡:“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百花地面、文化之邦”。百花地面,指的就是杭白菊茶,是故乡的地理保护产品,有着几百年的自留种传统。本地菊花的根可以熬过冬天零下5度的天气,在来年春天继续生发。

等到要种了,我才发现,杭白菊已经在我们村消失了,早就没人种了。总算隔壁镇上还有人在种,赶在4月种植前找到了苗。本来想要生态种植,但因为这么多年,大家都用农药化肥,我们第一年种,完全没有经验,就只种了两分地,练练手。好在父亲10多年前种过杭白菊,于是我跟着他,一边回忆老方法,一边琢磨怎么不用农药化肥种好它。

桑林边的杭白菊,承载了“梅和鱼”对乡土的新思考。

杭白菊的新枝在老藤上发出来后,在清明时节剪取、插扦,一个多月后把枝条再次压到土里,让它持续生根。除草适宜在雨后,泥土松软,较易拔除。我们用蚕沙(蚕的粪便)作为杭白菊的肥料。11月,杭白菊开出来后,就可以采摘。我特地算了一下,我一个人一小时只能采一斤鲜花;当天晚上杀青、晾晒后,一斤花便成了2两茶。

以前家家户户都自己种杭白菊,家里也喝,后来不种了,就都在外面买。忽然又有了村里自产的杭白菊,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都在说这个菊花啥都不用居然能做出来。还有邻居跟我们买,要自己喝。

其实一家人折腾一年,也就做出了20斤杭白菊茶,但这个过程让我对家乡的土地、风物、手艺有了最切身的新体验。

蚕的粪便叫蚕沙,是杭白菊的好肥料。

而概括家乡的那16个字,我想也正是“梅和鱼”需要讲述和践行的故事:不仅仅是种地,或者做丝,而是不断的寻找自己真实的文化认同,回答和清晰自己是谁的过程;而这种认同又反过来激发我们去更好的种地和做丝,归根到底,是为了让自己感到骄傲——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

而这恰恰是品牌塑造的过程(品牌并不是指大量的广告投入):品牌的英文brand,最初是“烙印”的意思,是初民为了区分自己的牛群而打上的“烙印”——以表明“这是我的牛群”,不在于多大或多小,而在于“这是我”,同样是身份认同的需求。

5

像父辈那样,在河里划艇

返乡7年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对家乡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好像是在乡土里插了一根封闭的管道,从小学到高中,虽然生活在此地,却是完全隔离的;然后管道直通大学、大都市。回来之后,我发现对家乡的人事地理全然不知。现在和不同的老师学习,包括我的父亲,才慢慢认识家乡。

父亲经常提到年轻时候划船出去,南过长安坝到杭州,西到长兴,在南浔的桥底下过夜,小心翼翼的沿着太湖岸边到苏州……那时候,没有发达的公路网,江南农夫精通水性,脑子里印着水路地图,和这片水乡有着最切肤的接触。多么令人向往!

于是,我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像父辈那样,在河里划艇。

江南水乡,船只却无用武之地。

河流,某种程度上,曾是江南的灵魂。但因为公路的快速普及和工业化的发展,江南的河已经变成鸡肋般的存在——无法饮用,无需航行。游客仍然可以在旅游古镇看到表演划船,但绝大多数河流已经和人不再发生真正的关系:人们不再使用河流,也无需关心河流。

为了有朝一日在河里划艇,我在今年夏天开始学游泳。这本来是父辈的必备技能,20多年前河水逐渐污染,无法练习游泳;20多年后,我和儿子在游泳馆一起学会了蛙泳。

之所以是“艇”,而不是旅游古镇常见的小木船,是因为我想呈现一种摩登的形象——乡土是摩登的,是和今天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活了30多年,我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返回乡村。长辈们希望我摆脱乡土的身份,我则从困惑到渐渐明了,重新理解并拥抱农民这个身份。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但应该也是许多像我这样人的梦想——我们希望乡土可以展现其力量,希望农民可以骄傲的站立,希望祖先的土地可以绵延不绝的讲述澎湃人心的故事,更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赋予“身份农民”新的意义和价值。

新一代的农民,是否会改变乡村,重塑农民的身份和价值?

编辑:常天乐

图片:作者提供

– 关于农友故事集 –

农民,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食物。但他们也是最不被看见的人群,城乡隔离和漫长的产业链让食物成为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背后的生产者和生产信息一概被抹去,消费者无从了解。

而生态农业(包括严格意义的有机农业)从事者又是农民中更加“边缘”和不被公众了解的一群人。除了农业技术上需要密集的管理和劳动力、他们通常还面临着销售压力、市场的过剩或短缺、资本挤压,甚至不规范的同业竞争……在大规模、单一化种植的化学农业一统天下的时代,这些生态小农偏偏反其道而行,每个人都有各自五味杂陈的经历和体验,“种地”和人生一样充满跌宕起伏。

食通社希望通过“农友故事集”这个系列,将这些从事生态农业的人的经历和想法勾勒出来。无论是口述、第三者视角,还是农友自己创作,我们是想让大家了解这样的食物生产者,了解食物的来源,知道农业种植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形式,也希望可以帮助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去跟农友们交朋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食材,支持他们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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