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山海情》不一样的西海固扶贫故事

位于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和固原)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称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一度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最近,热播的主旋律剧《山海情》和院线纪录片《棒!少年》,也不约而同地把西海固作为背景地,让宁夏以外的公众重新对这个地区产生了好奇。

食通社在2020年9月曾前往西海固之一的固原县,探访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农村发展项目。虽是走马观花之旅,但也能窥见这些年当地农民生活生计的变化,以及各级政府、组织对扶贫、农村发展的思路和成果。

抵达固原前,抱着多年来对“西海固”这个贫困地区的刻板印象,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贫瘠的土地和简陋的基础设施。没想到,一下飞机,固原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机场虽小,但通往市区的道路不亚于任何中国城市。进入市区后,两侧的楼房高大威严,酒店的条件也相当不错,连牙刷都比普通酒店好很多。总之,完全不像一个贫困县,甚至比京郊几个区中心还好。

●固原市区夜景。酒店的大楼内还有月子中心、双语教育等“中产标配”服务。图片:天乐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通过和当地政府官员、联合国项目人员、以及农民的交流,我们才逐渐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海固,以及它在这些年的经历。

一、“卡脖子旱”的环境制约

西海固贫困的首要因素是气候和环境,也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

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固原退耕还林前的年均平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但是蒸发量就接近2000毫米,且降水多在秋季,错开了作物生长的春夏季节,当地称之为“卡脖子旱”——这一直是掣制西海固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缓解干旱,宁夏自治区也采取过各种环境治理的措施,例如退耕还林还草和小流域治理,来改善局部气候。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小插曲:尽管退耕还林起到一定作用,但当地官员表示,直到近年全球变暖导致该地区降水增加,缺水状况才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这一状况让我们一行人哭笑不得——令低海拔地区忧心忡忡的全球变暖竟成为内陆干旱地区的福音,可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另一个哭笑不得的例子是宁夏的人工降雨。人工降雨通过吸附邻近地区空气中的水蒸气,增加了本地的降水量,但却间接导致与之相接的阿拉善地区降水减少。据说阿拉善地区对此颇有微词,而宁夏的扶贫官员也很无奈:“我们因为干旱受苦受穷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呢?”

这个小小的事例再度提醒我们:在极度贫困的地区,也许一点点资源投入就会带来显著改变,但资源再分配往往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面面俱到皆大欢喜。

二、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提升小农能力

在本土资源极度匮乏,缺少周转空间的背景下,外部援助的作用就格外凸显。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全称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为IFAD)作为联合国下属的金融组织,通过贷款和赠款来投资农村人口,减少贫困和饥饿。1981年,IFAD成为首批在中国进行农村扶贫投资的国际组织,在西海固也已经深耕近三十年。

IFAD早期在华投资项目集中在加强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户资产和改善基础设施。这也和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思路不谋而合。重基建的思路也让西海固这样的传统贫困地区在二十年内,就发生了肉眼可见的翻天巨变。

对此,我们这些初次拜访者也有体会——不仅是县城的酒店和公路,我们在去往项目点的途中也发现,区域之间的高速公路系统很发达,建设标准也很高,完全不像是停留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贫困地区”。

●固原街景。图片:天乐

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西海固的农民仍然面临下一步的挑战:增收创收的困难。这也让IFAD进行战略调整,从基建逐步转向创建增加小农户收入的机会和提高他们的抵御能力,瞄准的重点包括改善农村人口的市场准入机制、加强产品价值链和更加益民的金融服务。

IFAD在2016-2020年的中国战略中,提出两个目标:

  • 通过支持包容性价值链、支持合作社和金融服务, 提高小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和机会;
  • 加强环境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活动。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IFAD和中国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合作,在四川和宁夏开展了“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项目”,通过以下方式提升贫困小农户的收入:

  • 加强中小农户的金融融资渠道和市场准入机会;
  • 发展农村农业综合企业;
  • 带动贫困小农户参与产业价值链。

我们9月在宁夏固原拜访的三个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彭阳县乃河村的高标准农田和牛棚建设项目,以及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是受项目支持的案例。

这三个项目的显著差异也让我们看到像IFAD这样的国际机构,如何与政府合作,在地方上尝试不同的模式来实现农村发展的目标。

三、案例一:找到优势,规模经营

来自宁夏的“冷凉蔬菜”,这些年在东部和南方热销,还进入了香港市场。由于气温低、虫害少、昼夜温差大, “宁夏菜心”等特色品种因其口味好而能获得较高的价格,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认可。充分利用这一气候优势,扩大蔬菜生产,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扶贫产业选择。

IFAD的项目点——原州区杨郎村就是这样考虑的。村委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集中土地建立生产基地,为日后产出有较高经济附加值的蔬菜打基础。

●尚在建设中的大棚。图片:天乐

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或流转的形式,从村民手里集中了共200亩土地,建立合作社。

合作社借助IFAD项目资金,建设了几十个大棚,每个造价约30万。每个大棚占地一亩三分,墙体60厘米厚,其中有20厘米的保温材料,配有冬季使用的加热灯,确保冬季夜间温度能达到6度。这些大棚将被用于种植高品质蔬菜。

此外生产基地还配备了冷藏设备,延长生鲜的保存期,降低交通中的损耗。

该村的村委书记曾经有长年的蔬菜种植经验,也曾通过中间商向福建销售反季节蔬菜。依据他的经验,通过短链销售,这样一个大棚预计一年可以有十多万元的产值。

●如果经营得当,这样一个大棚一年能生产10万元以上的蔬菜。图片:天乐

目前,生产基地是以合作社的形式运营的,村民可以通过现金或者土地入股,获得经营收益的分红。将土地入股或者流转给合作社之后(流转不同于分红,收益是一次性结清,这里流转价格大约为每亩地一年300元),村民还能通过在合作社工作来赚取一部分收入。该地区农业劳动力一天的薪酬是140元左右(女性更少,只有110元)。

在合作社实现满负荷运转的条件下,村民最多可以连续工作40-50天。也就是说,理想状况下,一个村民可以获得大约5000-7000元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们可以通过外出务工赚取一些收入。

不过,现在项目刚刚推进两年,大棚尚未开始生产,还无法知道运转之后的状况。虽然生产设施已经到位了,但是合作社要如何运作、对接市场需要哪些具体操作,以及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的村民有什么其他生计收入,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四、案例二:集中与分散并行

相对于杨郎村蔬菜大棚集中发展的模式,彭阳县乃河村的养牛产业则是“集中”与“分散”并行。

集中,是指把村里农户的碎片土地集中起来,旱地改水地,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相较于之前,现在的土地平整,连片,而且附带了灌溉设施。这样能够提高种植效率和饲料品质。村支书说,以前5-6亩地的粮食才能养一头牛,以后2-3亩地的粮食就够养一头牛了。

●乃河村把原先分散的小地块平整为大块农田,通过提升饲料生产效率和品质,支持村里的养牛产业。图片:李舒萌
●已经建设好的高标准农田,是经过平整的大块土地,并附带了灌溉设施,解决了供水问题。图片:李舒萌

分散,则是村委会借力当地的黄牛改良工程,支持农户在家分散养牛。当地政府借助IFAD的资金,在村里挑选了一批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有发展意愿,以及一些养牛经验的农户,在他们各家的院子里建造了新的牛棚。让单家单户的养殖规模从两三头变为最多十头。还配了青储池、铡草机等,养牛户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44岁的马大姐对项目建设的牛棚特别满意,说:“一分钱都没花,就给工人做了几顿饭!”

不过下一步怎么走,仍然是个未知数。高标准农田虽然建好了,但曾经土地划分的分界线已经因平整而不复存在。接下来是重新划分土地,还是统一交给村委会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运营?村民和村委会都说:“现在还不清楚。”

●马大姐曾经在城里打工,为了照顾老人,回到乃河村。项目援建的牛棚让她既能养牛赚钱,也能照顾家庭。
●项目帮助村民新建的牛棚。图片:李舒萌

相对来说,养牛户的生意更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也有他们的顾虑:扩大生产以后,生产成本也提升了,这样还能挣钱么?多投入的劳动到底值不值呢?而村委又有另一套计划:养牛早晚也要集中起来,用合作社模式去做,这样才能实现品牌效应。

看来日后如何发展,还难见分晓。

●牛棚就建在农户的院子里,但设计合理,并不影响生活。图片:天乐

五、案例三:带领乡亲养鸡的返乡教师

不同于以上两个项目点,此次行程拜访的最后一个项目——固原市六盘山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在IFAD项目资金进入之前就运转多年了。

合作社创始人李进勇原本在吴忠市有教书的铁饭碗。2011年,为了方便接受集中的社会化服务,他老家的村落从山上搬迁山脚下的贺兰新村,但人均土地却因此减少了。类似电视剧《山海情》里展现过“白手起家”拓荒的吊庄移民。相比之下,我们在六盘山见到的近年新组建的行政村的基础设施要好得多。

●从村民山上的老房子远眺他们的新家:平原上建立的新行政村。图片:李舒萌
●整村搬迁之后,村民在山上留下的老房子。图片:李舒萌

已经在吴忠市安家立业的李进勇说:“吃财政饭拿工资的日子当然好过,但是我的父辈、兄弟姐妹、邻居、父老乡亲呢?”

带着“守着大山,如何变富”的思路,他在农科院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决定在老家的山间散养生态鸡。

最初回来组建合作社,他只动员到七个人,其中四个还是亲兄弟。但话说回来,自己带着家人做养殖不就行了,何必做合作社呢?李进勇的解释是,如果通过合作社发动更多村民加入,扩大生产规模,就更容易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也更可能实现品牌效应,“要让大家都赚上钱!”

合作社入股的方式也与众不同——这里的养殖户无需缴纳股金,而是按照养殖数量入股的。原因很简单——一说要拿钱出来,老百姓就不干了。

●村民从山上搬到了山下,合作社则在山上搞了起来。图片:天乐

合作社负责为社员对接技术,以及提供鸡苗饲料统一配送服务,对于这些服务不收取费。对向合作社出售出栏鸡的养殖户,合作社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最终,合作社的盈利来自于向社员收购和对外销售之间的差价。

理想情况下,合作社在生产端能统一生产标准,在销售端可以做到为社员包销。不过,美好的设想实践起来却有困难。目前,养殖技术特别是疫情防控,对养殖户是一大难关。因此,IFAD此次资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技术培训,此外还有饲料加工和围栏建设。

●说是散养,但围栏、鸡苗、饲料、防疫、销售等都由合作社统筹安排,社员只需照顾好鸡就行。图片:天乐

向我们介绍生态养殖的方式时,李进勇还用会议室的电视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他们制作的宣传片。在后来的讲解中我们才知道,原来购买电视的费用也来自IFAD的资助资金!

“有了这台电视,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社区里去,播放我们的宣传片,这样可以吸引到客户。”李大哥解释道。市场营销也是现在最让他头疼的一件事。合作社现在销售渠道有限,还不能保证为养殖户包销,这也是目前壮大规模要面对的主要障碍之一。

●李进勇既有老师的口才,又有企业家的风范。图片:天乐

在山上和村民交谈时,还了解到当地种植业的收入。一位村民家中有十亩旱作梯田,虽然听起来面积很大,但由于降水匮乏,实际产量并不高。玉米产量是一亩700-800斤(东北玉米的亩产量大概在1000-1200斤左右),一斤收购价在七八毛钱左右。土豆亩产1000斤,一斤价格只有三毛多钱。土地耕作全部使用家庭劳动力,也就是夫妇两个人。在收割的时候会雇佣一台收割机。按照玉米和土豆各种五亩地来计算,全家从种植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有4000元左右(包括了农资和设备的成本)。

此外,旱地种植本身也对局部气候有影响——作为曾经的涵养水源工程,耕地实际征用了大部分山上的降水,间接导致河流下游缺水。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环境效益来说,种植都不是理想的生计选择。这也是李进勇返乡后选择养殖作为突破口的原因。

●固原六盘山地区的旱作梯田,《棒!少年》中马虎的老家离这里不远,也有类似的地貌。图片:李舒萌

六、小农户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在固原的两天,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三个项目点,让我们有机会亲身体验到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环境改变。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使国家有能力为扶贫工作提供更充裕的资金,对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功不可没。

但短暂的拜访也给我们留下一些疑问。譬如,农民到底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基础设施呢?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计和收入预期,又和IFAD提倡的价值链建设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些问题不仅令我们好奇,也萦绕在村民,村干部和生产带头人心头。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会继续深入分析这些项目点的合作模式,并探讨小农户在这些发展规划中的位置。

●高速公路上拍到的风力发电。图片:李舒萌

作者|李舒萌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关注市场经济转型,新兴市场的建构和多样化的经济体系,目前正在研究国内有机食品的价值构成,并从2019年开始,拜访了全国各地的有机食物生产者以及消费者。此外,她还作为志愿者,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和多家农场深度参与了生产端和销售端的工作。

编辑:天乐

小农保育老品种,为何不可替代?

文|孙秀才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自己在跨国农企从事种子的工作,也对他们选种育种的精准性、从种子开始打造产业链的高瞻远瞩表达了钦佩。

那这是否意味着,种子的工作只能由科学家、大企业这样的“专业人士”去做呢?

未必!或者我应该更加斩钉截铁地说:非也!因为种子不仅是简单的生产资料,一个商品,小小的种子里是一个大大的世界,不仅包含了丰富的遗传特性,也掌握着人类尚未完全理解的自然奥妙。

一个品种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所以,小农和种子、特别是老品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无法被“专业人士”取代。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从种子和农业的历史说起。

一、种子的前世今生

人类的祖先,一度过着采集与狩猎的游牧生活。采野果撸草籽比逮兔子还是相对容易点儿。先人偶尔发现采集的果实掉到地上,又长出了植株和结出类似的种子,惊喜、雀跃、冷静之后受到启发,开始有目的地继续采种播种,于是出现了原始农业。

所以,农业始于人类对种子的认识和使用,没有种子就没有农业!

指望自然进化太慢了,于是人为干预出现了!庄稼动物人工进化驯化一起上。于是作物育种学、相马术等就都出现了。不仅种“稻梁菽麦黍稷”,还养了“马牛羊鸡犬豕”,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新年新气象。

就这样,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而这当中,不断有新物种出现,老物种消亡,更迭繁衍,生生不息。

●版画“五谷丰登,六畜兴旺”,1940年。作者:沃渣

二、从种子理解生物多样性

我们现在吃到的作物都是从野生植物演变而来,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

就拿原产于我国的大豆来说,古代叫“菽”,英文叫“soy”, 一听就是汉译英。

大豆的祖先是蔓生的,常在湿地河边芦苇丛附近趴着,但现在培育的大豆都是直立的,不用攀附谁。然而,“旱收谷、涝收豆”,当代大豆和它祖先一样,还是喜欢水分多的地儿。

●大豆的近缘种“野大豆”,依旧保持了蔓生喜湿的习性,目前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图源:微博@二夏啊二夏

关于遗传、变异和选择,太专业了,课堂上讲过很多,一时也说不完。反正记住最关键的一条就好:遗传多样性越丰富越好。

不妨以另外一个原产中国的重要粮食——水稻为例,再给大家讲两个故事,也许比抽象地解释科学道理更有趣些。

鼎鼎大名的袁隆平院士在1964年通过理论论证和基础研究确立了杂交水稻方向,踏遍大半个中国到处找花粉败育的野生稻,未果。

有一天,他们到了天涯海角——三亚南红农场。他的学生李必湖下河洗脚,无意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随即拔出来捧回试验地。经过悉心照料,当年收获了5粒种子。

有了这个材料就好办多了,接着研究。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创建了三系配套,高产杂交水稻就出来了。所以,常在河边走,也不一定是坏事。但首先,你得有丰富的种质基因资源。

●1976年,袁隆平(右)和学生李必湖(左)正在田间观察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图源:网络

说完海南,再说一个东北的故事。

“稻花香”这个水稻品种因为好吃,所以全国粮店都卖它,都发誓自己卖的是正宗的五常稻花香。正不正宗不知道,但它的选育人可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田永太。

60年代时候公社里搞技术推广,那时候哪有啥高产品种,就是不停的找资源试验:种、选,选、种。选单穗-种单行-圃系种子混收。水稻扬花接穗的时候得天天在地里瞅,都顾不上吃饭,瞅花眼了也得瞅,选中了标记下来单收,然后年复一年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田永太被誉为“稻花香之父”。图源:网络

终于,90年代在原有老品种517的基础上,田先生选育出了一个长粒、有香味的新品种,他叫它长粒香。后被政府部门命名“五优稻1号”,这是稻花香的官方命名。

2000年在这个长粒香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花期就带香味的变异株,并培育出了名气更大的稻花香2号(五优稻4号)。也因为这个品种,五常政府开启了艰难的打假维权事业。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大自然拥有最丰富的基因库,偶尔搞点意外,遇上育种家的慧眼,总会创造新的历史。

●稻花香2号。图片:童军

大自然也有悲伤的一面。

据统计,地球自有生命至今,90%、甚至99%的物种都已不复存在。一方面是物竞天择,但在过去一百年里,人类改造地球的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特别是城市化和农业,更大大加速了物种消失。

拿我们国家的种业发展历程来看,从当家品种到产业化品种、再到彻底商业化品种,加上新品种快速推广模式,一个新的商业品种在产业推动下,就会攻城掠地,造成“大树底下无好草”的结果,而让饱含了无数生命秘密的老品种也岌岌可危。

须知“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开春满园”也适用于农业和种子。

三、老种子,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这就要说到和杂交品种、商品种相对的“老种子”了。

何谓老种子?一般来说,老种子就是我们说的地方品种、农家种,多属于自留种,至少用过10年以上。每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特有的粮食、蔬菜甚至水果品种,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人,多少会有些印象,但这些品种在市场上越来越少见了。

谈老种子离不开小农。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也是小农文明。小农在驯化、保存、交换、改良种子的过程中形成了农民种子系统。在国家科学种子系统(亦称正式系统)出现前,我们主要靠民间的系统运转,并伴随着在地的农耕实践,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根基。

●河北邯郸,王金庄农民种子银行。图片:张小树

直到近现代,随着工业社会到来,传统农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尤其在推动绿色革命发展阶段,产品选择方向一切以产量为王。因此种子培育和使用主体也在变化,从小农+老种子,到小农+现代品种,发展到现在的大农+现代品种。

随着种植模式和销售模式的变化,原来的老品种不断消亡了,与之相伴的小农也逐渐减少了,熟悉的味道难找了。到底谁抛弃了谁?

有人说,“老品种真的好吃吗?我小时候饭都吃不饱,吃啥都香。”好像也有道理。

也有正式系统的育种人说,“用啥老品种啊?产量低没面积,不值得保留。”

还有人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千万别忘了,没有老种子就没有美味稻花香。在种子界,简单的“优胜劣汰”思维只会导致遗传多样性降低,更何况,何为优、何为劣,评判标准谁来定呢?

老种子之所以能保留下来,甚至在一定阶段成名,或许产量不高,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往往具有特殊的抗性,能适应特定区域的小生境气候。而特别的香气、口感乃至传统仪式用途不仅能够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特色,也能为消费者提供多样、营养丰富的食物。

而这些特性,都会成为未来育种的重要基因素材。

可惜,这些特性在越来越追求产量和标准化的市场环境下,越来越不被重视,种的人也越来越少。

哎,老种子,想说爱你真的好难!

四、小农们愚公移山般的老品种传

幸好还有一群人为之努力。

我所熟悉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农友:张家口的一墩青、保定的沃翠源、唐山的三和雨顺,都有老种子收集习惯。他们做这件事,一是出于传统农民的习惯,农民没种咋行,这样不收收那样,各种作物种子都得留点;二是为家人守住小时候熟悉的味道,老家人往往习惯吃那一口和相关制作方法;第三就是传承我们老种子资源,保留当地种质资源的同时,让它们从农场到消费者的餐桌上传递,让老种子青春不老。

●一墩青农场的成鹏飞爱好收集和种植老品种玉米,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2016年的“农友大会”上获得了“年度最有种农夫”的称号。图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河北保定,沃翠源农场的陈子彧和自家留种的老品种玉米。图片:张小树
●河北唐山,三和雨顺农场的李技栋在他种植的老品种“白八趟”玉米地里。图片:张小树

2020年12月,我到广西参加“农民种子网络”组织的培训,有幸到南宁市马山县古寨乡上古拉屯,拜访了陆荣艳和她带头搞起来的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到了那,我一个东北人终于理解了愚公移山的委屈。

当地地少,但生态环境很好:高山游蛇小河,平地丝瓜田螺。合作社最自豪的主角佛手瓜身影随处可见——房前、篱笆、地角、井旁。本地佛手瓜品质上佳,完全靠自留种,不需要外买。

●秀才(左二)跟随农民种子网络去上古拉屯拜访荣艳(右二)和她带头的合作社,大家手里拿着的就是合作社主打的“佛手瓜”。图片:田秘林

合作社20多年来收集了不少老品种,并与广西农科院玉米所合作,形成了参与式育种模式(PPB),共同挖掘老种子潜力,有的还分享到云南石头城的伙伴那里。

回城路上,我一边回忆着餐桌上的三黄鸡、本地鸭,一边想起我所走过的村落和“三农”问题。记得荣艳姐说过,因为疫情村里外出打工的都回来了,幸好有佛手瓜这个小产业有事情可以做,还有点收入,否则······

●2019年12月,王金庄,第7届农民种子网络年会“种子交换”现场,陆荣艳换得了一墩青农场成鹏飞的老洋葱。图片:张小树

五、种子保护,正规军和游击队缺一不可

为了农作物育种服务,国家在种子收集、保护、使用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50年代、80年代和2015年开展了三次全国性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及多次专项考察搜集。

为了保护品种资源,政府也建立了长期保存库、青海复份库;不少省市都有各种作物的中期保管库;还有野生近缘种保护区等等,很丰富,保管更新都有系统。

农民如有实际需求,还可以到政府的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网(www.cgris.net)在线申请,据说也可以免费给你几十粒,不过周围还没人试过。

●图源: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网www.cgris.net

尽管这样,那我们在地的小农保护老种子方面有什么必要和优势呢?前文已经提到,种子会随着自然环境不断进化。而小农的优势就在于就地种植、食用、分享、传承,让种子永远保持生命力和活力。

要知道,同样一个老品种,放在保管库的货架上,或者种子银行的冷库里,过几十年拿出来,和一季一季种在小农的田地里的,就会不一样。因为种子也会随着环境、气候、生产方式而变化。

所以,小农可以做的和国家正式系统做的完全不重复、不冲突,是相辅相成、互补、可持续的!

●2020年12月,在农民种子网络的培训上学习种质资源登记、保存与参与式育种。图片:马小超

六、做豆腐也能保护种子

我现在的主业是“秀才豆坊”,就是一个做豆制品的。但没想到,这次去南宁参加“农民种子网络”组织的老种子就地保护培训,也帮我们这个小小作坊的下个5年计划找到了方向。

现在,我们在黑龙江老家用有机的方式种植大豆,在北京做无添加的豆制品,算是把种植和加工这一产和二产都做了。所以,我们原来的规划是提升产业融合度,加一个三产:就是再组织点活动,让孩子和家长来体验做做豆腐,弄个大石磨盘轱辘轱辘,顺便讲讲豆腐发明的故事。

●2020年11月,孙秀才在给到访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消费者和农友介绍豆坊的情况。图片:张小树

受课程启发,现在变了,我想再往上游走。即决心自己繁育种子,不再外购大豆种子。其实我们这个品种也有30年了,虽然不够老,产量一般般,但当地做豆腐仍在用,香气浓郁,豆腐表面非白泛黄,透着油香。我打算从今年开始,自己留种先做起来。

所谓“搂草打兔子”,我也想借此开启老种子的收集整理、提纯复壮重任。先以豆类为主,从最熟悉领域开始。总之,不能让优秀的老品种久挂房梁、躺在库房睡大觉。而是找出来、种起来、用起来。让它在现实环境中继续青春进化,让它的优秀基因流向千家万户。

●秀才(左一)在农民种子网络的培训课程上提问发言。图片:马小超

七、小农可以做什么?

202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闭幕不久,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有种子和耕地。

新上任的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说:“我国粮食总产量要保持在年产1.3万亿斤以上,根本出路在哪?在种子和耕地上,重点就是捧自己碗、装自己粮、用自己种,这是根本的根本。”种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小农的一份子,我们该怎么做?

我来抛砖引玉,提个九字方针:定好位、搭好台、一起走。

小农的,一定是在地的、特色的、优质的,规模有限的。这是定好位。别贪多嚼不烂。

●第一期“种子就地保护利用促进农业绿色转型与乡村振兴培训班”学员结业照。图源:农民种子网络

无论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这样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起来的平台,还是像农民种子网络这样把农民、育种家、学者、政府拉拢到一起提升农民种子保育能力和权利的组织,也要形成规范的机制,保障机构的顺利运行,真正为农民服务。这是发挥平台作用!

只有利益和方向一致才能一起向前走!农户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产出的东西有人帮他卖,有好东西能得到别人认可。以往我们这一块严重扭曲,农户利益没有保障,所以,明确提出要求,把种子议题的重要性再提升一下,手拉手,一起走。

我相信,小种子有无穷的力量!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老种子,那我希望老种子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小种子。藏粮于地、藏种于民才是王道。

●与农民种子网络团队宋一青(右二)、李管奇(左一)、田秘林(右一)几位老师合照。图源:农民种子网络

作者|孙秀才

在黑龙江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小山村长大。2006年硕士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先在外企做技术推广,后创办秀才豆坊。喜逛田野并尝试写作。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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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良法、良技,从种子到产业链的思考

在上一篇文章中,孙秀才分享了他父亲作为农村经纪人和农民、种子企业打交道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以来,我国种子行业从国营到私企的转型。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二篇,作者将和我们分享了他进入种子和农业行业以来的经历和思考。

一、选对品种和原料,酿出好啤酒

看着父亲干了一辈子的农业,我也耳濡目染,本科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老校长王震将军的衣钵我肯定继承了一点儿——必须与技术死磕到底。农垦系统对新栽培技术的推广非常简单高效,“能干不?不行换人!”

2006年从东北农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进入哈尔滨啤酒工作。

哈啤由俄国人在1900年创办,经历了清朝-民国-“满洲国”-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入世后,又进入新一轮全球化,到了2004年,被百威收购,成了一家美国企业。哈尔滨啤酒也算是东北一个多世纪变迁的一个缩影。

●哈尔滨啤酒厂的前身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图源:网络http://dwz.date/dX5u

●哈尔滨啤酒厂的前身乌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图源:网络http://dwz.date/dX5u

入职哈啤后,我主要负责大麦品控,帮助合作伙伴筛选国产大麦品种,同时也受遥控,和美国百威总部管农业的人一起工作,经常跑新疆、甘肃、黑龙江、内蒙的产区和科研单位。

啤酒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发了芽烘干后除根的麦芽。而大麦做成麦芽的关键就是种子的芽势、芽率。一定要活大麦,不能要死种子。啤酒厂采购大麦,主要考虑芽率净度指标,如同按种子标准采购差不多。

大麦育种方向和小麦相反,要低蛋白的,蛋白含量越高,浸出率越低,出的麦芽汁就少。当大麦成本太高时,小麦碎米也能使上劲了,所以市面上普通啤酒特别淡,你懂的!

●啤酒大麦制麦芽过程。图源:啤博士

在哈啤的那几年,我很幸运,赶上北大荒红兴隆管局科研所和甘肃农科院都研发出了优秀的品种,所以选品种不费劲,也很有干劲。从美国引进的品种里后来也有几个成功了,海拉尔现在还在种。

除此之外,有两个事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也学到很多。

一是参与筹建和运转大麦-麦芽品质实验室。美国总部投了1000多万人民币添置设备设施,一次就可以把大麦-麦芽的品质分析透了。指标包含很多项,比单纯一个酒厂需要的指标多多了。所以经过实验室检测后,育种家可以在大麦品系进入鉴定阶段就能知道这个品种的品质怎么样,不行就早淘汰,省去后面那么多年选育了,可节约大量时间和资金投入。

另外一个就是国内做高档啤酒普遍都不用国产的大麦,觉得质量不好,喜欢采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麦或麦芽。记得2006/2007年澳洲遭遇史上大旱,国际市场大麦价格飙升,还买不到,让人卡脖子了。

吸取了这个教训,我们这个美资企业决定主攻扶持中国国产大麦,选好品种,和国营农场及地方供应商订单回购。

●秀才(左二)和当时的同事们去考察大麦。图源:孙秀才

然而,尽管我们品种选对了,但地方上收回来的大麦品质总不过关。

我们分析原因,发现原来河西走廊多是小农户,大麦刚收割完需要晾晒,小农户的晒场都是土的,在上面走一圈半截裤腿都是尘土。湿大麦直接倒在上面晾晒,都变成泥猴了。尘土的生青味给酿酒带来干扰,影响了啤酒的品质。

所以我们又投资帮着合作单位建通风设施,水泥地面铺满打好孔的通风管,堆上去的大麦就不会落地,再装上风机吹一周,问题完美解决,国产大麦品质指标比肩进口!

●2020年秋天,我去看望当年和甘肃农科院合作的啤酒大麦伙伴。图片:孙秀才

二、大企业如何打造产业链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明白,什么叫产业链,也深深影响了我今后的工作方式。

概括来说,就是两点。

一是涉农产业的布局要在上游尽量完善,抓住源头,重点施策。强品牌必须得原材料好,轻工制造绝不能工强农弱,瘸腿走路哪能稳当啊?习大大在中央深改会议上提过“蹄疾步稳”,也不知道多少产业领会了。

拿啤酒酿造来说,哪怕现阶段不能做到专有品种,但至少要在原料种植品控环节下足功夫,绝不能指望到市场上随便买原料。涉农产业链接的是千家万户农民,要看长远,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

现在想想,百威啤酒在进军中国之前,早已与国内大麦相关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布局是有多早、谋的有多远。佩服!

●北大荒大麦田收割机拾禾作业。图片:北大荒红兴隆管局 于军华

另一点是搞农业相关产业的基础战略性投入必不可少,软件硬件两手都要硬,还要学会积累数据并善于分析。企业要多投入到基本的检测设备和人员培训上,好的工匠一定得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和不断吸收养分的学习机会。

再举一个小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美国大企业是如何进行品控的。

有一年我参加美国百威总部的大麦基础培训,发现他们对一粒大麦破皮破到什么程度都有标准参考。因为百威每年累积分析成千上万个样品,上传数据后会得到很好的图形分析结果。他们根据这个结果再提升标准、进而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你既可以说他们为行业设立了门槛,也可以说他们引领了行业的标准化。不管怎么看,百威就是通过无数这样的工作,站到了行业品控巅峰上。

●啤酒工厂的糖化中控室内,员工通过检测BPA数据,对产品质量进行监控把关。图源:百威啤酒集团

三、“好马配好鞍”好种子也要好产业配套

后来我换了工作,2010年搬来北京,在外企代表处做种子技术推广,客户仍然是欧洲和国内的种子公司。也就是在这期间,见识了不少种子加工技术:包衣、丸粒化、引发等,接触最多的作物是甜菜、其次是蔬菜和烟草。

“好马配好鞍”,品种遗传特性好是一方面,怎么把种子潜力发挥更大、用的更好更是一门重要学问,甚至某项种子处理技术就可以引起一场耕作革命。

比如精选单粒点播,以前玉米芽率不行、就靠多下种子,但需要人工间苗,效率不高。通过配套精良点播机,玉米种一粒就长一棵。原来形状不规则的种子,如胡萝卜、生菜通过包壳或者丸粒化可以实现机械播种,又快又好。

记得小时候邻居家里种黄烟,烟草种子特别小,像粉末一样细。我看到大人会把烟草种子就水含在嘴里,再喷到苗床土上播种。现在不用了,种子都做成了小米粒大小的丸粒,机器点播就行。

●丸粒种子,通过把形状不规则的种子加工成规格一致的形状(类似滚元宵),便于精播。很难说这是一个自然产物,还是一个化工产品。图源:秀才的朋友

很长一段时期,除了主粮水稻、小麦外,市面上不愁卖的种子多是国外进口的,尤其蔬菜类,高产、抗病性强的番茄种子10克一袋可以卖上千元,差不多一粒一块钱。

一方面,进口品种确实有竞争力:出苗好、产量高、品质也不错。这样的优秀品种很受农民欢迎,往往很快就能攻城略地雄霸一方。

另一方面,“高档”种子通过加工处理可以增值。比如包衣,其目的是裹上药剂保护种子,免受地下病虫害侵袭,外加标记颜色打扮一下。最核心的技术是粘合材料,技术不达标的包衣种子抓在手里,颜料都会粘手,所以,光看不行,别让美颜迷惑了你。

●这些颜色鲜艳的包衣种子,就是在种子外层包上杀虫、杀菌剂和颜色,用化学方法预防病虫害。所以有机农业中不允许使用这样的化学处理过的种子。图源:秀才的朋友

在这个阶段,育种能力不强,加工处理水平又没跟上的企业,往往就容易被优胜劣汰,很多机构和种子公司的存在就只能在网页或发表过的论文上找了。

因此我在参加农民种子网络培训时提出,老种子在地保护利用也要与时俱进,插上科技力量的翅膀,可以助力二次腾飞!

●2020年12月,秀才与食通社的项目官员马小超(左二)以及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生态农友陈子彧(左一)一起参加农民种子网络的培训。图源:马小超

四、我们的农业怎么了

被淘汰的不仅有技术不够先进的种子企业,还有规模不够大的小农。

现在北方农业种植主体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小农户(50亩以下)越来越少,很多非农户口的种地大户(100亩以上)、作业服务第三方、农业公司,兼业农民越来越多。这个变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来,随着土地流转、产业转移而来,也是随着脱贫攻坚、随着政策补贴,随着市场起伏······不一而足。

总之,种地不再只是一亩三分地上的事情了,做农民也不能再算做没有出息的事儿了!

●东北的大豆田。图片:于军华

小农户因为地少、市场上无独立销路,收入十分有限。一户俩主力,种几十亩常规作物,收入太少(一般的农户净收入在300-500元/亩),确实不如出去打工。所以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留下多是很难出去的老人。

而种地大户单纯靠种粮食也很难赚钱。粮价受国家管控保护,只会有粮价低、卖粮难,很难有粮价贵。毕竟,粮价这事儿,牵一发动全身啊。

要是种经济作物也还好,但天灾、市场波动风险同样难以保证稳定收入。如果你想看看种地大户是否赚钱,一定看他最近3-5年收入水平,否则很难准确判断。

但是,我们国家每年除了报告粮食丰收(2020是第十七连丰)、总量创新高,粮食进口却也在创新高。官方讲叫紧平衡,实在让人迷惑:每年递增的自产和进口粮食,都让谁吃啦?答:让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肉蛋奶需求推起来的呗!人和动物都需要粮食,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和自己抢粮食。

最令人不解的是,年年都喊种地不赚钱,地租价格却不断上涨。

猪肉贵——玉米贵——地租贵——人工贵——种地不赚钱——国家补贴——不好好种地——农业效率低/竞争不过国外农民——大量进口——挤压国内产业/代价昂贵······环环相扣,甭管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看起来就像个死循环。

我们农业走到今天,土地使用问题很突出。举一个小例子:小农户土地集中流转后,承包人种地只看眼前,轮作是不考虑了,更别说改善土壤了。反正不缺药,大肥大水,狠种两年,求个好收成,再去包下一块地。这种模式下,种地不养地,土地地力透支很大。全国都能看到这种情况。

你能猜到种马铃薯一亩地用到多少化肥了吗?和我豆子产量差不多。

但现实中也会看到,有一部分比较重视精耕细作、注重良好科技投入的农户,种地也能赚取不错收入。所以,将来的农业发展一定是用工少、智力密集型的。粗放的、劳力密集型的农业基本没前途。没技术含量不说,就从劳动投入的角度来看:找人难、请人贵、还不出活。

●老家像这样人工锄草的小农户、小农场越来越少了。图片:孙秀才

五、农业就是人和自然合作的艺术

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我们现在说的是狭义农业,主要指种植业。刚刚公布的2020年GDP过了100万亿元,而一产农业不到8%。农业说产值不大,但影响很大,民以食为天嘛。

其实,农业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业,涉及城市乡村、政治社会方方面面。而我们普通人所能做的多在技术层面、理念方面。

无论是常规农业还是有机农业,基本原理都一样。“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永不过时。

这两年下沉一线收获很大,种甜菜非蔬菜。参与见证播种、耕耘、收获,让人对天时地利人和理解更加深刻。

●2019年,内蒙古,甜菜田正在起收。图片:孙秀才

试验品种、测试肥料、研究病害防控,取得良好进展时会请伙伴们痛快的大吃一顿,结果不理想时也会大吃一顿安慰安慰自己。

当然,也没少见大风吹过、早霜冻过、病斑侵过、冰雹砸过时,农民难过的场景,恨自己才疏学浅无力招架沮丧至极。

但遇到麻烦时,我不愿意请老天爷出来帮着背锅,用天福园张志敏老师的话:“农业就是人和自然合作的艺术。”老天爷助你收,你就收;不让你收,你就接受,但有个前提:主观得努力,要去研究、理解大自然,才能和她合作。

我经常琢磨为啥管我们研究栽培技术的叫“农艺师”而不是“农技师”?现在似乎懂了,大地就是画布,我们书写、我们绘画,像艺术家一样去创作,让每一个作物都成就为艺术品。

六、从打工到创业

从打工到创业,我个人也自觉不自觉地从种子销售商向技术农民身份转变。

我先是找到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他们的引荐下,在北京参与了两家小型有机农场的经营,在地里拔过草,给顾客配过菜、送过菜。后来索性和亲戚合作,他们在黑龙江老家用生态的方式种大豆,我在北京做豆腐、磨豆浆,在市集上售卖。

是种地好玩、农民好当、豆腐好做吗?非也。转做农民的目的是为服务,要用科技来服务农业。

●秀才和妻子在市集上卖豆制品,老顾客会自带保温杯来打豆浆。图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我一直坚信,只有首先当一个农民,才能真正站在种植者角度思考我们农业的明天。然后结合自身条件,试验又试验,研究再研究,少纸上谈兵,多身体力行,亲身试验示范,服务硕果终会挂满枝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很多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要亲自做,坚持了才会有希望。

所以这两年,我带着生态种植理念,重点向地下看,研究地力,研究微生物和肥料,能在保证产量不减的基础上,减少化肥用量。面对田间来推销的“量子肥”、“108味中药材熬制的酵素肥”,也有底气回一句:呵呵!

●秀才在老家的大豆地里。图片:TALA

这些年来的经历给我一个感受,入一个行业,特别是农业这种长周期的(一年只有一次试验机会):三年能略明白一点儿皮毛;五年能有点靠谱想法;再酝酿酝酿、小试牛刀,没有七八年光景,干不成啥。

为了师夷长技,2018、2019两个夏天我分别又去了美国和欧洲,横向的去看看那里的农业发展和拜访了数个农场。尽管基础和模式不同,但天下的农民命运都是一样一样的,今天我们暂且就谈质量提升、就说效率变革,农民故事改日再谈。

●在欧洲种子公司参观学习种子加工。图片:孙秀才

总之,我们既要重视过去十几年里的科技进步,还有走过的弯路,也不能忽略几千年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农耕文明,包括种子。面对实力雄厚的大农企,小农的优势在哪里?如果都是为大产业服务的单一农业,生物多样性降低,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下一期,我再跟食通社的各位读者说说当下和未来,特别是种子这个话题。

作者|孙秀才

在黑龙江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小山村长大。2006年硕士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先在外企做技术推广,后创办秀才豆坊。喜逛田野并尝试写作。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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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种业30年的缩影

文|孙秀才

●本文作者孙秀才(前排左一)和父母在牡丹江老家接受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后排左一王睿、右一塔拉)的农友拜访。图片©️TALA

我是一个生在东北农村土种子家庭的80后,因为我父亲(55年生人)一辈子就是搞种子繁育的。他大部分时间给种子公司制种,也搞一些小作物种子经营。说白了,他的角色就是农村经纪人,靠繁育种子养活一家人,也把我们姐弟供上了大学。 

如果要往高大上说,我父亲也算是中国种业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从80年代到2015年,他一直在跟农民和种子单位打交道,一个人兼顾订单合同、放原种、田间监督、质量把控、回收发货、要账结算等多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育种家、制种人。

继续阅读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种业30年的缩影

人给水出路,水给人活路——洞庭湖畔的抗洪故事

文|张胜

我是一个出生成长在洞庭湖畔西畔山洲的80后,外出求学就业离家十数载。今年连续的雨天使得长江和洞庭湖的水位猛涨,几乎到了1996年的高度。我的父亲看着家边上被洪水没过的大堤,感慨地对我说:“如果没有退田还湖,今年大堤又会垮掉。”这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脑子里开始飞速的闪现着无数过往经历过的抗洪防汛的画面。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还是感觉历历在目。不同的是我们从20年前开始,就不必再担心洪水了。

今年是西畔山洲退田还湖的20周年,借此机会跟大家讲一讲家乡从抗洪到适洪,继而走上有机农业的故事。

“人给水出路,水给人活路”,这十个字概括了西畔山洲20多年来的适洪之路。图源:WWF©️张翼飞

一、围湖造田带来了粮食,但溃堤洪灾也让农民损失惨重

我的家乡赤山岛处于洞庭湖深处,原名蠡山岛,因范蠡和西施的游历遗迹而得名,风景秀美,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长沙。

岛面积120平方公里,我家所在的西畔山洲位于岛的西北端,行政隶属于南嘴镇,南嘴村。

西畔山洲是一个洞庭湖区的小堤垸。堤垸是长江中下游一种典型的地貌。在很多湖区,人们为了获得更多良田,从明清开始逐步围湖造田,诺大的洞庭湖也因此逐步分割为东洞庭,南洞庭和西洞庭,西畔山洲垸在南洞庭和西洞庭交界之处。

逐渐四分五裂的洞庭湖。图源|湖南省地图册

父亲跟我说,西畔山洲是一个码头,从长江下来的船只在这里卸货或是停靠歇脚。因为三年饥荒之后需要大量生产粮食,田地不够,于是1972年开始围湖造田。从此以后,原来住在山坡,靠梯田种粮生活的人们有了水田,挖了池塘,开始以种植水稻和池塘养鱼为生。

由于西畔山洲也是澧水和沅江汇入洞庭湖的入口处,每年洪水来得早,持续时间长,所以尽管向洞庭湖争得了更多的水田,但“晴五天抗旱,雨三天抗涝”的日子也并不好过。1996、1998、1999三年均全部溃垸,洪水成为我特殊的童年回忆。

二、童年抗洪记忆

从我记事起,每年夏天西畔山洲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汛、排涝,抢收,冬天不变的旋律是挑堤、护堤。

没有防汛过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对于不确定隐患的无限担忧和焦虑的。防汛是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夜以继日的巡视,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没有挑过堤的人也无法想象彷佛愚公移山一般的苦楚。挑堤是用一担一担的泥巴,一次又一次重复去加高大堤。大人会说,肩膀要被压散架,连脑袋都好像装满了泥巴。

年复一年,没有尽头的焦虑,无尽的苦楚,让西畔山洲老一辈,包括我这一辈人骨子里面都烙上了对于洪水的记忆。

印象最深刻的是1996年的夏天。别处因为发生管涌而导致大堤溃坝的消息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紧张。当时我小学毕业,年纪还小,平时是不用上大堤的。但那天要给父亲送饭,我在汛期最危急的时候上了大堤。

1996年洞庭湖地区汛期卫星影像图。图源|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一爬上大堤,远处无尽的洞庭湖一片汪洋,洪水爬到大堤最高处,伸脚就可以够着。但我不敢伸,因为脚下的泥土是软的,蚯蚓也从大堤里面爬出来了,说明因为大堤内部已经充满了水。这一刻面对看似平静的洪水,我感到自己的渺小,从内心里觉得恐怖。

尽管心里犯怵,但还是麻着胆子一路小跑过去。到了抽水泵房,发现水泵已经停机了,因为排水口已经被洪水没过了。父亲吃完饭让我赶紧走,他还要留下来防汛。

那一夜,父亲一定没有睡,我和妈妈姐姐们在家也担心了一整夜。

第二天,洪水已经高悬头顶,堤垸内部也已经内涝成灾。我和姐姐们跟着父母去抢收即将成熟的水稻。堤垸的水稻田大多被泡在水里,只剩稻穗在水面。因为随时有可能溃堤,我们简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水稻。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一年的口粮,不抢收,前半年的劳动白费不说,下一年没了口粮,在96年可是件大事。

因为内涝,稻田早已没法走路了。我们从渔民亲戚家里借来船,划船去收割水稻。划船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一旦溃堤,我们可以跳到船上。

2020年7月,沅江市,洪水淹没了部分房屋和土地。图源|新华社

回想起来,父母和姐姐们一定一边辛苦劳作,一边担心溃堤。但水中割稻的作业方式让年少的我兴奋无比。因为作为旱鸭子的我边割稻子还能过把游泳的干瘾,那是再好不过了。时不时的还有鱼从我身边窜过去,让我无心收割,最后干脆脱下早已湿透的背心专心抓起鱼来。一群对我有恃无恐的“黄鸭叫”从我身边游过,最后我扑过去一番搏斗,好歹也抓住了几条,记得回家后被老妈做成了鱼汤下面吃了。回想起来这也算是苦中作乐吧。

虽然抢收了水稻,但那年我家的口粮还是出了问题:泡过水的水稻晒不干,没过两天就发芽了。爸妈后来也常常提起那年的经历,“很苦,很苦。”

三、令人绝望的溃堤

对于湖区的人来说,抗洪防汛是一整年的事情,上半年是防止大堤溃堤,下半年是修堤坝。对于挑堤有印象的人一定会暴露年龄,对于西畔山洲人来说,1999年之前这是常态。如果说防汛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那挑堤就是纯粹的肉体磨难。

挑堤是集体劳动。大堤的总长度除以村里的总人数,再按家庭人口乘以这个数就是每家要挑的大堤长度,一般要求增加至少50公分。分摊到每家,都是不小的土方量。没有机械化设备,只是用铁锹和锄头将湿地里面的泥巴用箢箕装好,用扁担、用肩膀将这些泥巴挑到大堤上。

上世纪80年代初,长江下游靖江地区的“全民挑堤”。图源|网络

这些泥巴的重量会让你的肉体发出绝望的信号。村里的父辈很多都有腰肌劳损,应该都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我那时候年纪小不用挑,但是我的无数个冬天的周末都是跟父母一起在大堤过的,当然也曾经尝试过。这是父母有意为之,告诉你:如果不读书,你是否可以承受这个重量?

并不是付出了这些努力就可以战胜一切。面对滔天洪水,“人定胜天”的豪情状语显得是那么的空白。很不幸,1996年7月,西畔山洲的大堤承受不住,终于溃堤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亲身经历溃堤,滚滚洪水放肆的冲进堤垸,理所当然的占据每一个角落。这原本就是它们的地方。

河堤为何容易被水冲垮,看到这个实验,我瞬间明白了_腾讯视频

如海浪般的洪水卷走了堤垸里的一切,连池塘的鱼都无法游走,被洪水冲往岸边。人们站在山坡上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庄稼被冲毁,像祭奠一般念着哪家的鱼塘被冲了,哪家的水稻被淹了,没有痛哭流涕,只是无声的、面无表情地看着。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叫做绝望吧。

我最直接的感受是看着被洪水裹挟带进来的水草上面,数不清的老鼠在跳着,感觉大恐怖。那晚,我梦见我家的西瓜被老鼠吃光了。

这种溃堤的模式一开启似乎就停不下来,从1996年到1999年,四年三次溃堤。原来看似雄伟的大堤在洪水面前似乎是纸糊的一般。西畔山洲人已经真正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受连续强降水影响,西畔山洲所在的南嘴镇水位迅速升高,垸内沟渠水位达到了30.51米。镇内已开展防汛指挥行动,采用越堤排水等方式,防止内涝。图源|阮江新闻网

四、与洪水换一种相处方式

他们说上帝关上一扇门会给你留下一扇窗。西畔山洲的窗户在2000年打开了。确切地说,西畔山洲的大堤被永久地打开了,我们和洪水的相处模式也变了。这多亏了一个国际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退田还湖和适洪型经济

为了利用国家退田还湖的利好政策推动长江流域的湿地恢复,WWF专门在长沙设立了第一个野外办公室,第一任长沙办公室主任梁海棠也是WWF长江项目负责人。1999年下半年,她和同事张琛为了为了确定退田还湖的示范点,花了20多天,租了车,雇了司机,日日夜夜地跑,把洞庭湖跑遍了,看了很多的点,还要和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座谈,了解灾情和溃垸情况,以及灾后的设想。

当时,WWF还提出了发展适洪生计(也称适洪型经济,flood adapted livelihood)的概念,意思是不将将洪水视为威胁,而是因势利导将之发展为一种可以与人和谐相处的自然条件或是资源。
据梁海棠回忆,2000年选中西畔山洲作为示范点主要出于四个考虑。

一是它的面积大小合适,村民的人数也合适:太大了,上万人的大圩垸,WWF力不从心,做不过来,太小了,又没有代表性。

二是位置比较合适,离长沙比较近,将来工作起来管理比较方便。

三是这个堤垸列入了政府退田还湖的计划,是双退垸,既退人也退田。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地政府很愿意一起做尝试。沅江市类似这样的溃坝的垸很多,洪水过后是恢复重建,重新堵口,还是放弃,退田还湖?他们也拿不定主意。

选好了项目点,适洪型经济也不是一下子就走通了。

项目开始的时候,项目团队和专家一起进驻这个村子,做了十几天的参与式调查和方案的制定。但是老百姓习惯了种水稻,对于新的收入模式还是有怀疑。

第一年,村民选项目最多的是养猪,因为每家都有妇女,都知道猪怎么养,养猪能挣多少钱村民能算明白,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户选了养猪。为了把村民引导到洪水型经济的路上去,第一年WWF除了尊重村民的意见,支持大部分村民养猪以外,还重点动员和支持了两户敢冒风险的农户尝试网箱养鱼。年底算下来,网箱养鱼的收入比养猪的高,这个时候,张胜的父亲张建华领了村上项目管理小组的代表来到我们办公室,认真地提出来,要求第二年WWF帮助他们发展网箱养鱼。

在决定是不是要大面积支持网箱养鱼之前,WWF组织了大学生志愿者进到这个垸子,做了很细致的挨家挨户地毯式的问卷调查,得到的结论是这个垸子的两个行政村(西村和伍家嘴村)80%以上的村民都要求网箱养鱼。这样才真正走上了洪水型经济的道路,决定了这个堤垸永远不再堵口,让洪水自由进出,保持适度高的水位,满足网箱养鱼的条件。

还是有选择搞畜禽养殖的,牛羊鸡鸭都有,但是不多,种蔬菜的也不多,都是村民自主选择。

第一年最多的是养猪,第二年最多的是网箱养鱼,同时养猪没有放弃,因为养猪多了就开始帮着推动沼气,家家户户都有沼气池,有了沼气,才奠定了有机农业的肥料基础,一步步从退田还湖走向有机农业,西畔山洲的橘子也卖到了国外。

西畔山洲的退田还湖示范项目是WWF中国早期的一个招牌项目,做得比较成功,在国内和WWF的全球网络里都小有名气。

这些替代生计项目给我们指出了新的方向,让我们明白,除了夏天抗洪、冬天筑堤,生活还可以有另外的活法:干不过洪水,我们可以选择与它相处。也许给水一条出路,人才会有活路。

水箱养鱼(上)和养鸭(下)成了很多村民退田还湖后的生计选择。摄|张翼飞 曾时雨

于是,70年代围起来的堤垸重归洞庭湖,旱季的时候是一个内湖,人们承包它养鱼。老百姓的生计又到了山坡上和梯田里,但是这不是走老路而是新的开始。洪水每年都依旧出现,乡亲们任由洪水出入早已废弃的大堤,但它不再是我们的威胁,反而是一种资源。每年一次涨大水可以净化内湖的水质,让网箱的鱼有了野生鱼的口感。

五、顺势而为走上有机之路

2002年,在WWF的引导和支持下,我父亲带领村民开始了有机农业之路,主要就是种桔子和有机蔬菜,因为化学农业也会影响水环境和渔业。2005年西畔山洲的桔子开始出口北美市场,村民因此受益。后来却因为市场渠道意识和开拓意识不够,丢掉了市场。这过程中的起起伏伏,跌宕坎坷,并没有让我们放弃,父亲和乡亲们还在一直坚持:出口的渠道断了,就转内销。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坚定的继续走下去。

有机桔子成为我父亲张建华后半辈子的关键词。摄|张翼飞

从2002年到2020年,十八年的有机之路,有辉煌有坎坷,西畔山洲的发展没有惊天动地,却是一直在认真坚守。从当初的发家致富的念头,变成了现在的一种生活习惯。用村里老人的话说:我们做这个有机农业是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站在房前,看着不远处的一片汪洋,心里一片平静,早已没有了二十年前的焦虑。洪水留在我精神上的烙印提醒我这一份平静来之不易。也许“与天斗其乐无穷”,但是我的内心告诉我,顺势而为才是道。

如果动物能和洪水和谐相处,也许人类也可以。摄|周怀宽

文|张胜

原西华大学教师,后辞职返乡与父亲一起从事有机种植。一直执着于乡村社会建设。现在农闲是是教书匠,农忙时是务农人。

编辑: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