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种业30年的缩影
文|孙秀才
我是一个生在东北农村土种子家庭的80后,因为我父亲(55年生人)一辈子就是搞种子繁育的。他大部分时间给种子公司制种,也搞一些小作物种子经营。说白了,他的角色就是农村经纪人,靠繁育种子养活一家人,也把我们姐弟供上了大学。
如果要往高大上说,我父亲也算是中国种业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从80年代到2015年,他一直在跟农民和种子单位打交道,一个人兼顾订单合同、放原种、田间监督、质量把控、回收发货、要账结算等多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育种家、制种人。
有专家把新中国的种子政策分为四大阶段(见下图)。我父亲在一线亲历了第二和第三阶段,而我,也见证了最新的阶段。希望我们父子的经历能让大家管中窥豹,理解种子政策背后,农民、政府、企业究竟是如何参与到种子产业中来的。
一、国有种业时代
听父亲说,我出生前,种子和农业基本都是人民公社的事,集体劳动、社员挣工分,口粮不充裕,反正整个社会生活都不富裕。
后来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83年我们那的公社解体,变乡镇和乡村了,土地经营承包到户。
虽然分家了,但那时候种地还要交公粮、交提留、出义务工修路修渠等等。我还依稀记得跟车排队去粮库交售的场景:装着麻袋的马车、手扶拖拉机、三轮车、四轮车等等,粮库门前一眼望不到头。
直到2006年,几千年农业税赋世界颠倒过来。公粮和农业税都不用交了,国家开始发放种地补贴,粮食生产从此也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这改开之后的前20年,也是新中国种子政策的第二阶段。90年代黑龙江主要作物是大豆、小麦、玉米。在我们老家——黑龙江牡丹江宁安,西瓜也很有名,我们写作文经常会写“我的家乡是西瓜之乡”之类的题目。
那时候玉米产量不像现在这么高,亩产600-800斤,很多还是自留种,农户互相串换用。进入90年代中后期,农民开始买商品种子了。
大田种子繁育多以大豆为主,每年我父亲经手上百万斤大豆种子。白菜、萝卜、油菜、芥菜这类经济作物制种也不少。因为多是自交作物,拿原种过来,异地扩繁提纯复壮就可以了,农民操作起来也不费事。种子收购价一般比商品粮贵一些,结款也比较及时,农户种植积极性还比较高。
那时候家里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市里国营种子公司的,穿着工作服很精神。除了指导选育技术、看种子田长势,收购期经常在现场负责验收,也挺辛苦。
除了种子,这些城里来的国企员工给我爸妈最大的福利就是让他们多督促孩子念书:农村孩子要走出去,一定要靠多读书考出去。
这话既灵也不灵。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考上了农业大学,读了农学专业,最后在北京安了家,算是“走出去”了。但另一方面,我又子承父业,也做种子,虽然安家在城里,但还参与北京和家乡的农业,似乎又没有“走出去”。
现在想来,这就是我和种子前世的缘分吧,从小我的心底就已埋下了一颗小种子,长大会是橡子树、是蒲公英,还是一棵大豆?不得而知。
二、民营企业时代
我去外地上学了,家里的事业继续,但打交道的客户多起来了。原来合作的只是国营种子公司,但稍微深究一下,就知道,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管理职能归属政府部门的种子管理处,经营职能归属国营种子公司。来我们家的人经常会在这两个机构调换,这也是后来才明白的。
这时我国也进入了种子政策发展的第三阶段。2000年《种子法》颁布,种业开始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国营种子公司垄断经营被打破了,原来国有种子公司我熟悉的叔叔大伯们,突然有一天都跑到了一条街上,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种子公司,记得有白云种业、长青种苗、福光蔬菜研究所等等。不变的是老爸,因为信誉好,这些曾经的国企员工,现在的民营企业代表还找我父亲搞繁育。但合作也有了些变化。
首先,繁育的作物变了:大豆、白菜、萝卜很少繁育了,取而代之的是生菜、香菜、旱黄瓜这类蔬菜种子多起来了。名字也跟着洋气起来:美国大速生生菜、美国四季油叶香菜、老来少黄瓜等。
有段插曲,一开始因为大豆田除草剂用得狠,结果农药残留影响后茬作物种植,十字花科的都退出,之后渐渐的大豆种植也慢慢减少,直到选出比较耐药的香菜品种继续繁育。我们家那农业机械化比较发达,黄瓜很早就可以用机器来收籽,打瓜机据说是我们村的神童给他哥哥设计的,一筐黄瓜投进机器后瓤籽可以分离装袋,再到河里用筛子漂一下,瓜瓤皮全漂走,种子沉到筛子底,捞出晾干就好了,小孩子都愿意跟着干这个活,可以趟水玩。
除了品种和方法,客户也变得多元起来。来家乡采购黄瓜籽的不只是种子公司了,药厂来了,而且量大,做接骨药。保健专家也来了,买黄瓜籽打成粉,黄瓜种皮含钙特别高,补钙效果杠杠的。
补钙的黄瓜籽似乎是老家特产,一般冬天吃。黄瓜籽炒熟磨成细粉,一勺粉加一个鸡蛋用开水冲开,再加点蜂蜜,每天喝一碗,七七四十九天,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老妈每年都给我们打几包这个粉,必备。
再后来,你就很难买到真正的黄瓜籽粉了。因为市场竞争出现了,需要控制成本了。于是你买回去的黄瓜籽粉可能是别的什么瓜籽,或者只在包装袋上有黄瓜了,也只能补补蛋白而已。
再再后来,种黄瓜籽的就很少了:因为收获季节总遇雨,种子色泽不好。慢慢地,同样原因香菜、生菜种子繁育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此时,我父亲又开拓了新领域。
三、被牺牲的大豆
说这个事前先说说大豆吧。我从小干农活,就数跟它打交道最多:跟着大人播种、锄豆地草、拔大草、镰刀割到放趟,装车拉回家,堆垛脱粒。脱粒最惨,干完活人满面是灰,像熊大熊二。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主动放弃了大豆种植。因为你入世不能光卖东西,也得买人家的。可能政府通盘算过,自己种豆子成本高、占地多、吃豆油人数有限,美国机械化程度高,大豆种植成本低。于是放开了进口大豆,逐年增加到现在,每年进口1亿吨左右的大豆,是国内产量的5倍。
如按照国产大豆单产150公斤(这个单产已算是中等偏上)计算,这个进口量需要至少6.6亿亩耕地(相当于东北三省、内蒙、河南、山东全部耕地面积之和)。咱们都知道,国家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少,都种大豆,其它粮食肯定不够用了。
另外,美国农业部趁中国刚入世不熟悉贸易规则之际,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联合做局,一把将中国上千家大豆油压榨厂一举歼灭,余下极少数要么苟延残喘要么转型。
进口的大豆基本都是转基因的,便宜、出油率高,主要加工成豆粕做饲料,给人吃的豆油算是副产品。所以现在国内市面上吃到的肉,就算动物是本地养的,吃的很可能也是进口的饲料。
为啥加上大豆这段,因为上研究生期间,我做大豆栽培生理研究,对大豆不能突破单产一直耿耿于怀,再加上入世以来总听“狼来了,狼来了”又没啥办法,一气之下,我去啤酒厂搞了啤酒大麦品种选育。大豆是C3作物单产普遍不高,搞出亩产三四百公斤绝对是个大新闻。
有一年,我们课题组接到信息,鸡西地区有个农民亩估产至少400公斤,而且还不止,让专家们去看看地。我们欣喜若狂,快马加鞭赶到打算先睹为快,可到地里也没看出他种地的高明之处,悻悻而归。
后来的故事就更加奇葩了,这个农户为了给当地农业局创高产记录,在专家测产前从别的地折了很多同品种大豆,直接插进待测产地块。专家测产时候,尺子没固定住,反弹过程带出了被“扦插”的植株,露了馅,唉…..!
据说,现在搞大豆的人心态已经很好,面对现实不急不躁。既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我们就专心做蛋白质高的大豆,做豆浆做豆腐。国内每年1.4亿亩大豆田也不少,主攻豆制品市场,一年2000万吨大豆也能做出不少豆腐豆浆了。
所以,人直接吃的豆制品,用国产非转基因大豆,饲料和豆油靠进口转基因大豆,嗯,这个定位,好像,也有道理?
四、杂交玉米天地
跑远了,还是说种子吧。进入新世纪,父亲做了10年左右糯玉米杂交制种,因为鲜食玉米是小作物,口感直接,市场上很受欢迎。每年省农科院的种子公司给拿来亲本,按照父本1行、母本6行进行播种。
听起来简单,但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首先找足够隔离区的地块不容易,一般都是找积温够、靠山树带多的地方。找不到就得和周围地邻商议,要么错期播种,要么劝别人改种其它作物。
最费事的是“去雄”,就是在母本抽穗期,拔下顶端释放花粉的雄穗,让她接收来自给她指定婚姻对象先生的雄花授粉。这都得人工去雄,因为群体长势不同抽穗快慢不一,一般抽至少3遍才能完成。采收前还要扒皮晾晒,让玉米棒水分加速挥发。
这个活儿不好干,既要有充足的责任心,也要靠点好运气。没管好,串粉了,种子杂了,得挑;采收前,霜冻了,芽率不达标,得挑。
反正我记忆里比较深刻的就是挑种子。每年收完地,屋里屋外都堆满种子,我和小伙伴有任务,挑完1口袋有斑点的豆角豆啊、豌豆啊、甚至玉米杂粒种子之后才能出去玩。唉,坐那挑种子,时间过的可慢了!
不过现在农村孩子也不用干这个了,因为农民留种的越来越少了,种子公司也越来越少,不知道是祸是福。
对了,在种子公司提供的诸多亲本材料里,我父亲也自行配置了一个组合,培育出了一个比原来组合更早熟的糯玉米品种,市场小也没有主动去登记,送给我同学接着去研究了,也没有了下文。
五、种业巨头开始出现
和中国其它行业一样,最近10年,种业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农业公司也向着做大做强方面发展。
随着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农业部于2013年出台《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做种子的门槛一下子大幅提高。种子企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具备进出口资质的注册资本也要3000万起步;具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注册资本提高到1亿元。
“北风吹雁雪纷纷”,2011年国内有8700多家种业公司,到了2014年减少到5000家左右。而近两年种业50强的市场集中度刚刚超过30%,这个比例下个十年估计会更上一层楼。
无论国内国外,农业巨头不断合并集中。2016年中国化工斥资430亿美元收购国际农业巨头瑞士先正达,一举让我们国家也有了世界前五的农业巨头公司。
市场经济下“大鱼吃小鱼”的法则依然盛行。一方面是随着投放市场的新品种越来越多、品牌竞争更加激烈,实力不够的大量中小种子企业生存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的人工费越来越贵,找人越来越难,叠加专业制种产业向新疆、甘肃转移,老家那的制种产业也就没落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市场集中度越高,人们可选的种类就越少,我们能留住的资源面就会更窄。时代造就人,人也会告别时代。于是,我父亲那代人随着进入退休年龄,渐渐淡出了种子世界。
而我,一个学农业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则亲历了新阶段。更多关于种子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孙秀才
在黑龙江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小山村长大。2006年硕士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先在外企做技术推广,后创办秀才豆坊。喜逛田野并尝试写作。
编辑: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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