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减排的气候正义：从菲律宾小农的愤怒说起

●2023年10月，抵制农化跨国公司联盟在菲律宾奎松市召集的抗议活动。图源：亚太地区农药行动组织（下称PANAP）

“救救我们的水稻！”“IRRI滚出去！”2023年10月，这些愤怒的口号回响在多个菲律宾农民抗议现场。抗议活动将矛头直指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下称IRRI)主办的第六届国际稻米大会。

在气候变化、农业减排的趋势下，大会以“加速水稻粮食体系转型”为主题，吸引了近2000名稻米行业代表讨论水稻的未来，却以高达800美元（人民币5740元）的入场费，变相剥夺了当地小农参与讨论的权利，使会议沦为拜耳等农化巨头的营商平台。

作为大会的主要资助方之一，全球农化巨头拜耳在大会上极力推销“直播稻”种植系统（direct-seeded rice），鼓励农民购买拜耳专利的水稻种子及专用除草剂，并将之包装成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案——此次IRRI与农化资本的合流再次激怒了菲律宾小农。

多年来，IRRI一直未能与当地农民建立信任及良好的合作关系，背后原因无不与IRRI的成立背景及其与农化企业的紧密联系有关。

一、绿色革命IRRI如何失去农民信任？

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推动下，绿色革命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亚洲普及。初期的项目多为政府支持，种植含有高产基因的品种（HYVs），增加产量和农民收入，从而吸引农民选择那些更依赖化肥农药的品种，推动绿色革命的企业也因而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为了完成目标，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建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以及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和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1970 年代，这些研究中心组成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其核心策略依然是推动采用灌溉设施、机械化及化学方式来种植CGIAR各成员培育的高产种子。

在绿色革命的浪潮下，从墨西哥至菲律宾和印度，小麦、水稻和玉米的新品种迅速替代了农民原来的地方老品种，改变了原来农民保育多样性品种来适应不同在地条件的生态种植逻辑。

●1960年代IRRI大力推广的矮秆高产品种IR8，后又被称为“奇迹大米”，其亲本分别是来自印尼的PETA和台湾的DGWG。图源：IRRI

早期，绿色革命确实帮一些国家实现了水稻增产，但主要集中在具备灌溉条件的农田。例如，印尼的水稻产量增加了85%，印度的水稻产量增加了三倍，到了1979年菲律宾甚至开始出口稻米。

随着IRRI高产水稻系列覆盖了亚洲大量的稻田，工业化农业模式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各地陆续出现了反对绿色革命的农民运动。

对多数农民来说，初期产量提升的盈利逐步变成了沉重的负债，大量农民无力偿还过高的农化和机械投入带来的债务，甚至难以维持生活。

当时，在泰国及菲律宾参与反绿色革命的农民说：“在绿色革命之前，农民很穷，在绿色革命之后，他们仍旧很穷，IRRI一点作用也没有。”

其次，水稻品种多样性的丧失导致作物更容易遭受大规模病害侵袭。

绿色革命之前，菲律宾大约有4000个水稻品种，到了80年代中期，农民种植的水稻大量被IRRI培育出来的半矮化品种取代。MASIPAG等亚洲农民组织认为，大规模单一化种植IRRI推广的品种，是水稻白叶枯病在东南亚大规模爆发的根本原因。

●白叶枯病（bacterial blight）是水稻生产的主要病害之一，可使水稻减产20-30%，病情严重可达50%，甚至颗粒无收，左图为患白叶枯病的水稻。PANAP在近期报告中论证：在气候变化的叠加影响下，大规模使用杀虫剂会使虫害发生频次、强度更高，药效减弱，进而导致作物抗性下降。左图：维基共享；右图：PANAP

MASIPAG认为，控制白叶枯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重建农民种子系统，从而减少化肥、杀虫剂等农化投入，以恢复田间的生物多样性，从根本上消灭白叶枯病生长的条件。

而IRRI并未因此调整工作策略以回应小农户的需求，反而进一步扩展以企业利益为导向的农业研究，为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修修补补。

2000年，IRRI曾在菲律宾试验转基因水稻（简称BB Rice）来对抗白叶枯病，后因农民和消费者团体激烈抗议而未获批准上市。时至2023年6月，得到IRRI支持的健康作物项目（Healthy Crops Project）依然延续同样的思路，提出用基因编辑水稻来控制东非新发现的白叶枯病菌系。

●2001年4月，菲律宾小农在拉古纳省洛斯巴尼奥斯市抗议IRRI研发的转基因水稻BB rice。图源：Masipag

二、水稻减排：谁来承担隐藏成本？

近年，IRRI则希望借助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出来的碳市场，重建小农户的信任。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数据，水稻种植排放占农业温室气体（主要来自甲烷和氧化亚氮）总排放量的9-11%。通过水稻甲烷减排来舒缓气候变化的潜力，近乎是玉米和小麦的三到六倍。在水稻主产地亚洲，水稻减排项目顺理成章地成为IRRI的工作重点。

相比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其他主粮作物，水稻种植目前依然以小农户为主，因此绝大多数稻田甲烷减排项目都采取企业和小型农场合作的模式：参与农户采用公司标准（比如拜耳推广的“直播稻”）种植水稻，就能产生一定的碳信用额，获取额外的收入。

IRRI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支持的“越南可持续农业转型”项目(Vietnam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被誉为是推动小农户稻田甲烷减排项目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该项目覆盖18.4万公顷（约45.5万亩）稻田，农户通过项目培训，使用指定的减排水稻种子，学习由IRRI开发的两项水稻栽培技术——使用有机肥和有机农药，以及通过减少灌溉及化肥投入降低甲烷排放，让水稻植株更加耐旱。

不过，很多参与项目的农民反映说，IRRI的甲烷减排技术比传统方法要求更高的技术和田间管理，农民必须频繁地去稻田中检查植株的状况。

另外，有机肥和有机农药的成本比传统农药高，但收成与传统种植方法差不多。因此部分农民只能做到局部实施，例如只减少稻田的灌溉水量，但仍然使用较便宜的化学农药和化肥。这种妥协的结果则是，抵消了部分减排的效益，因为化肥是主要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源。

更重要的是，目前支付给稻农的碳信用价格相对偏低且波动较大，平均每年每英亩15-30美元，约合人民币17.7-35.4元/亩/年。在水稻种植依然以小农为主的前提下，如果碳农业项目不能提供足够的额外收入，农民很难负担得起改用较少甲烷排放的水稻种植方法。

三、当数字化农业取代农民决策

在推广稻田甲烷减排的基础上，IRRI再次强化与企业的合作，推动数字化农业，例如拜耳在本次水稻大会推销的FarmRise大数据系统。FarmRise坐拥23个国家7820万公顷农田中的875亿个数据点，将无人机、传感器、自动化农机、卫星和农民自己录入的信息传输到云服务器中进行分析，再向农民提供农事建议，宣称如此可以让农业生产系统更精准地实现减排效果。

然而当数字化取代了农民的判断，导致农民更广泛地接受来自农化公司的资讯和指导，种植决策转变为基于机器的信息，小农的智慧、知识和文化的传承又该何以为继呢？

●Farmrise谷歌应用的宣传界面。图片示例Farmrise通过大数据诊断作物患病并给出农事建议。图源：Google Apps

另外，农业数据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市场。农化公司越了解农户的种植品种和耕作方法，就越容易利用数据平台来营销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食物和农业领域推动数字技术的企业，恰恰也是自绿色革命变得强大的农业公司。其中拜耳、Corteva、UPL和久保田等大型农业公司，近年不断收购卫星数据公司、无人机公司及检测植物健康的数字农业平台，或与这些数字技术公司合作，这无疑将推动整个食农产业链权力更加集中。

四、以社区和农户为本的气候行动

然而，在绿色革命的工业化农业逻辑之外，亚洲也有越来越多农民与科学家成功合作的例子，结合生态农业和传统品种应对气候危机，提出在地的减排和适应方案。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以农民为首的公益机构和科学家网络MASIPAG在菲律宾建立了一套“IRRI 替代法”。MASIPAG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课程、研讨会及互访，提高农民在管理生物多样性上的技能；支持农民与科学合作，推动农民自主育种，保护遗传资源，农民得以重新夺回对种子的控制权。

截止目前，MASIPAG已经重新找回几千个适当地种植条件的本地品种，产量高、口感好、营养丰富，还具备良好的病虫害抵抗力。

●MASIPAG组织科学家和农民共同开发的选种、留种、育种教程，让普通农民找到最适合自己和当地水土的品种来种植。图片：食通社

●农民水稻育种家马塞利诺培育出的新品种已经通过MASIPAG送到了很多农民手里。2018年食通社拜访MASIPAG时，他正在进行水稻抗旱品种的实验。图片：食通社

印度民间组织Deccan Development Society (DDS)也支持1500 多名妇女重建了对当地种子资源和知识的控制。自1996年起，妇女们自行规划本地生产、储存及销售的系统，尝试扭转食物体系权力集中化的发展趋势。参与DDS的妇女表示，即使是经济贫穷的农民，也可以养活自己及社区。

与之相似的还有孟加拉的 “新农业运动”（Nayakrishi Andolon）推动的种子网络 (NSN) ，鼓励分散性的社区种子管理系统，协作农民保持田间作物多样性，并同时在家中保存种子。

●2021-2022年，食通社联合农民种子网络资助12个草根食农组织建立了社区种子银行，推动农家品种的保护和活态利用，赋能基层社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图源：食通社

农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气候变化也对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推动农业减排势在必行。但有效的解决方案，绝不可能是拜耳的“直播稻”和搭配使用除草剂和农机，或是名为精准减排、实则进一步推动大型农企集中的农业数据系统，关键在于建立农户的信任及行动的力量。

是时候回到以社区为本的农业生态系统，重建多样性的种植体系，结合稳定性更高的地方品种，摆脱农用化学品的依赖，从根源切断温室气体的排放，共同应对这场气候危机了。

参考资料

[1] E+E Leader, “Bayer Develops Emissions Reducing Direct-Seeded Rice System”, 17 Oct 2023: https://www.environmentenergyleader.com/2023/10/bayer-develops-emissions-reducing-direct-seeded-rice-system/[2] MASIPAG, “The International Rice Congress: Further Corporate Dominance in Rice Science and Rice Industry”, 17 Oct 2023”, 17 Oct 2023: https://masipag.org/2023/10/the-international-rice-congress-further-corporate-dominance-in-rice-science-and-rice-industry/

[3] Rigg, Jonathan.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Equity: Who Adopts the New Rice Varieties and Why?” Geography, vol. 74, no. 2, 1989, pp. 144–50. JSTOR, http://www.jstor.org/stable/40571603. Accessed 26 Dec.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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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s://www.healthycro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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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PCC,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s I, II and III to the 5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Synthesis Report’, 2014 https://www.ipcc.ch/report/ar5/syr/

[8] Linquist et al., ‘Fertilizer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rice systems: A quantitative review and analysi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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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ekong Eye, “Low carbon rice fails to take root with Vietnamese farmers”, 27 Nov 2023: https://www.mekongeye.com/2023/11/27/low-carbon-rice-fails-to-take-root-with-vietnamese-farmers/?fbclid=IwAR05yn_SGEQeUOPbLiXNVpFki2KrimyExF909ofDfr6gPtw1e8ayeIqppHo

[11] Carbon Credits, ‘Agricultural Carbon Credits and Carbon Farming Guide’, 2022, https://carboncredits.com/what-are-carbon-credits-in-agriculture/ and Indigo Ag, https://www.indigoag.com/carbon/for-farmers

[1] ETC Group, “Food Baron 2022”, Sep 2022: https://www.etcgroup.org/content/food-barons-2022

[1] http://www.ddsindia.com/www/default.asp

[1] https://ubinig.org/index.php/nayakrishidetails/showAerticle/2/46/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