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给我的一堂课：谁掌握资源？谁定义发展？
食通社说
一、风暴潮：国家公园和小岛
这个村子里的渔民都是穆斯林，祖上从马来西亚移民至此，如今有人还能说马来语。被风暴摧毁房子的17户人家没有地方可住，至今仍寄居在亲戚家。
“没有地方可以给这些人重建房子。”Nok说。他是董里府一家NGO“安达曼保护网络”（Save Andaman Network，简称SAN）的负责人，他的全名是Phakphum Vithantirawat。大家都叫他P’ Nok（在泰语里，名气前加P’表示对年长之人的尊敬）。
原因有些荒诞：这片海岸属于国家公园，管理方只允许村民在原址重建房屋，但其他地方，不行。可是在经历这等灾难后，村民心有余悸，不敢在这种敏感脆弱区盖房子了。
更何况，风暴导致潮位上涨，严重侵蚀了海岸，卷走一层沙滩，让渔村离大海更近了。随着气候变化，这种烈度的风暴发生的概率可能还会增加。还在这里建房简直是与天斗其乐无穷。
但是村民没有办法。这不是孤例——当一片土地被以保护之名、划定为“国家公园”之后，祖祖辈辈居住于此的原住民们反而失去了土地、猎物、木材等生存资源，这样的剧情在很多国家都在上演。
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谁拥有资源？谁有权力制定规则”？这也是我此行感触最深的一点。可以说，所到之处，几乎每件事都会激发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村民并没有放弃努力。我们来此地是参观位于废墟和大海之间的几排竹竿。这些竹竿既能降低海浪的能量，也能拦住沙子。原本政府想建一条水泥墙用于防波，但当地人觉得水泥墙只会把浪激得更高，而且把水拦在墙内排不出去。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竹子这种材料。
政府派人用高压水枪在沙子上打洞，将竹竿插入沙子一米深，就这样制造出我们这些外来人眼中的一道奇观：一排排竹子在荒芜的沙滩上蔓延向远方。这办法看着虽土，但管用，实践证明一年可以拦下七八十公分高的沙子，算是土法填海造陆了。人类就这样渺小地、缓慢地，一点一点地向大海讨要土地。
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沙子，村民还在竹竿根部种下红树苗，据说3至4年可以长大。他们喜欢把几株种在一起，因为这样红树苗“和朋友一起长大，不孤单”。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在需要抗风浪的地区，2-3株紧靠种植，可利用幼苗间的相互缠绕来减少倒伏。
“快看，那是一座新生的小岛！”带我们参观的村长指着不远处，海上一小块若隐若现的土地说。那里原先只是一个浅浅的沙丘，退潮时才能看到，从一块什么都不是的浅滩，成长成一个让人惊讶的小岛，只用了七年时间，（也许是那场风暴让这里的沙子流走、沉积在那里、加速了小岛的崛起，谁知道呢？）岛上还长出了椰子树，渔民在附近都可以捕到螃蟹了。
昔日海草床如今靠竹竿土法造陆，而浅海中长出了一座岛。沧海桑田可以只是短短几年。那一刻，我觉得人类特别像蚂蚁。
二、消失的海草和儒艮
“走过去。”他说。
我大吃一惊，才知道水是这样浅。我们把裤子撩到膝盖以上，赤脚下水，海水只及膝盖。脚底沙子细软，像是踩在软泥上。
走近了才知道，原来我以为颇像水华的“漂浮物”，是长在沙地上的水草，那其实已经是退潮时近乎裸露的沙滩了。只有一层浅浅的海水覆盖这层海草。数量最多的是一种叶子短小的海草，那是儒艮的食物。
Nok指着脚下的一条条极浅的沟说：“这是儒艮的痕迹。”斜阳照射下，这些痕迹清晰可见。水位涨上来时，儒艮游到这里，嘴巴贴着沙子，身子一拱一拱地大快朵颐。一只成年儒艮一天要吃掉45公斤海草。
一旦海草床破坏，儒艮很容易就陷入饥饿乃至死亡。这正是近年来这片海域在上演的悲剧。
原因在于董里河的甘当航道（Kantang Channel）疏浚工程，疏浚是为了适应更大型货船的通航需求，在区域地理意义上，该工程将服务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经济增长三角区（IMT-GT）”的发展。但是挖出的泥沙、岩石倾倒在海中，沿着河口向外扩散，虽然这里属于禁渔保护区，而且距离工程地颇有一段距离，但也受到了影响。沉积物扩散至此，据Nok说，几乎毁掉了这里所有的海草床。SAN的成员在这片区域见过不少死掉的儒艮。
2020年疏浚作业引发了民众抗议。因此政府只能暂时停止工程，重新聘请专家做环评，以寻找合适的泥沙处置地点，在不破坏生态和影响渔民生计的前提下疏浚航道。
这里曾有一千多公顷海草床，喂养着泰国最大数量的儒艮种群。但Nok说，施工方对此灾难性后果的解释只有一句“动工时以为影响范围仅限于河道”。停工四年后，也就是在2024年，这里才开始重新长出海草，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一片。
据美国非营利环境媒体Mongabay的一篇报道，2022年泰国的儒艮数量约为273头，其中90%生活在安达曼海，但如今三分之一的种群可能已经消失。在2024年，至少40%儒艮的死亡是由于海草大面积枯竭而遭受饥饿。
Mongabay采访的一位政府部门的科学家发现，董里的大多数儒艮要么死亡，要么沿着海岸流窜“讨生活”，比如北至甲米、攀牙和普吉岛，甚至缅甸；往南的话，他们还在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附近发现至少三头儒艮死亡。这位科学家估计，如今董里府可能只有不到10头儒艮。
这样说来，我们那天能看到复苏的海草床，儒艮进食的痕迹，真是见证了他们劫后余生的场面。但是Nok担忧说，外逃的儒艮存活也很难，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还会因撞上陌生的渔船而受伤。“在董里，渔民知道如何控制船速来避开儒艮；但别的地方的人没有这种意识。”他说，“在这里，我们会保护儒艮，在其他地方就无能为力了。”
儒艮游至的远方未必就有食物，据前述Mongabay报道，普吉岛周边几乎没有可用的海草床。政府官员甚至尝试为迁徙中的儒艮补充羽衣甘蓝、卷心菜之类的食物——那是通常投喂于水族馆中被救助的儒艮。
渔民能为自己被毁的家园而奔走哭号，但能为儒艮、海草和珊瑚们说句话的，只有SAN这样的环保NGO了。
Libong岛还有一种长叶子的海草，是海龟的食物。但Nok介绍，这种海草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成熟到足以繁衍，在此期间如果被海龟吃掉，就很难扩散成片。“因此保育海龟和海草是有矛盾的。”他们面露难色，尽管保育海草的目的之一是为海龟提供食物。
他们有点像做试验似的，用竹竿和渔网在沙滩上圈出几平米的一块地，在里面种上长叶子海草，但效果并不好。我们去看时，几乎是一片光秃秃的，只能看到几株零星冒头的长叶子海草。
三、螃蟹银行
自上世纪90年代，全球对于蟹肉的需求增长，拖网等不可持续的捕鱼方式让泰国的蓝花蟹捕获量在1998年达到顶峰（46678吨），远远超过了最大可持续产量。为了保护渔业资源，泰国出台了一系列恢复渔业资源的政策，民间也开始行动，螃蟹银行即是其一。
我们参观的这家螃蟹银行位于社区保育中心，是一个木头搭成的简易棚子。地上放着一排大大的蓝色塑料桶，桌子上有几个玻璃鱼缸，密密麻麻的一团团纠缠着的塑胶管用来给水充氧。村长随手从桶中抓起一只母蟹，它的腹部是一团明亮橙色的蟹卵。成千上万颗蟹卵靠黏液固定在母蟹腹部。橙色说明卵还在继续发育。村长说，当卵变成灰色，意味着临产期，要在5天内将其放归大海。
这些卵将在海水中孵化成浮游幼体，一次可达几十万至上百万之多。村长认为螃蟹银行对于种群恢复是有用的。他说，以前在一年中只有6个月能捕到蓝花蟹，现在全年都能捕到，是他们的重要生计来源。
渔民养成了习惯，不止蓝花蟹，对于别的处于繁殖期的海洋生物，也会放在这里养着。我们还看到了鱿鱼卵，像一串透明的葡萄。这是有人在收网时，发现挂在了网上，就带了回来。
据Mongabay报道，数据确实显示，螃蟹银行和“其他措施”实施以来，蓝花蟹的种群数量有所增加。2017年泰国渔业部、WWF和一些私营部门联合发起“渔业改进项目”，推广措施包括螃蟹银行、季节性禁止捕捞抱卵蟹、限制拖网和某些渔具（例如网目小于6.4厘米的蟹笼）。
但是，仅靠增殖放流是不够的，研究了几十年蓝花蟹的海洋生物学家Amonsak Sawusdee同时强调，对渔具建立适当的法规并采取执法，以及为产卵蟹和幼蟹建立保护区都十分重要。
就在同一片海域，破坏大面积海草床的工程，和渔民西西弗式的螃蟹银行并存，在旁观者看来是一副相当荒诞的图景。但也恰恰是渔民社区自发的行动与NGO的合作，抵御了破坏性的工业项目和过度捕捞，并保育着本土的物种。
如何让这样依托本土知识、由沿海社区共同治理的保护模式常态化呢？LMMA给出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说的政府和民间共管的“社区保护地”模式。
四、LMMA让社区管理海洋
LMMA强调保护与生计的共存，因为只有这样，社区居民才能留存下来。关于渔业社区如何探索自己的生计模式，下一篇手记会集中介绍。在本篇里，我们首先介绍这样一种涉及政府、非政府组织、民间协会等多元主体的制度如何落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和中国一样，在泰国，海洋和沿海资源（如红树林）属于国家资产，其对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是海洋和海岸带资源部（Department of Marine and Costal Resources，简称DMCR）。社区保护地也是由DMCR管理。而被划定为海洋国家公园的地块有更高的保护级别，直接由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部（Department of National Parks, Wildlife and Plant Conservation）管理。
但我们在沙敦府参观了著名的Mu Ko Phetra国家公园，其中就楔入了两块社区保护地。当地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领导介绍道，这个国家公园成立了42年，一直是封闭式管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里，“自然保护地”是以物种保护为目的而划定的专属区域，典型者如国家公园，但是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排斥原住民的问题。
但管理者他们后来也意识到这不可行，应当允许当地人从国家公园里讨生活，但必须是以可持续的方式。
我们交流时，就站在海边一块去年立下的蓝色标牌下方。这是一份社区保护地管理规则公告，确定了社区保护地的范围、禁止事项（如非法渔具）和惩罚措施等。牌子中间的地图区域全部属于国家公园，其中划出的黄色、橙色区域则分别是两个村子的社区保护地。
整个国家公园区域内严格限制捕鱼，渔民如果想捕捞，只能用最传统的渔具。但是在图中黄、橙两个社区保护地内，渔民可以做更多捕捞、采集工作，相伴而来一些义务：物种监测、巡逻，以及建设鱼类栖息地。乍一看，这两个社区保护地颇有从国家公园“虎口夺食”之感，但相应地，也需要渔民能够证明自己在从事渔业的同时，还能修复海洋生态系统。
那么就很有意思了，这些被称为LMMA、由DMCR管理的社区保护地实际上是属于国家公园的。政府主管部门不一样，并且从法律效力上讲，国家公园法是高于社区保护地管理框架的。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是LMMA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嵌入了国家公园的法定框架。能够走到这一步，着实有赖于各个政府部门、渔民协会和NGO们长期以来的良性互动、彼此信任。
在实践中，LMMA也确实是在社区和政府的协商中落实下来的。只有这样的区域才能申请成为社区保护地：社区有着传统或既有的使用权，有明确的社区组织（比如我们此行见到的渔民协会），社区内部达成共识并制定一套管理规则。
在“制定管理规则”这一点上，NGO的作用往往不可或缺。他们主要在社区内展开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工作，比如教渔民做物种监测、绘制社区地图、掌握议事规则、普及法律知识等等；对外他们更多扮演“中介”的角色，将社区对于权利的主张“翻译”成便于和政府、利益相关方们沟通的语言，特别是涉及到政策倡导、立法建议时的那些“法言法语”。
这种桥梁角色直观地体现在我们参访行程的安排。在国家公园能见到管理局领导并聊上两句，其实是泰国海洋观察协会（Thai Sea Watch Association，简称“海洋观察”）邀请过来的。而无论在海洋观察的办公室，乘船在海上参观鱼类保护区，还是在社区里席地而坐和村民畅聊，来者的背景都很多元，有社区代表，妇女代表，地方议会代表，政府官员——而且往往是好几个部门的，比如DMCR、国家公园局……即便是需要翻译一句一句交替传译、聊个半天挺累的情况下，他们也很有耐心地参与全程。
渔民需要自己制定本社区的规章制度。在沙墩，与海洋观察合作的几个LMMA的渔民还都要给自己所在的保护地起名字：通过“命名”这一颇具仪式感的举动，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所有权。
涉及LMMA管理涉及的多个政府部门也都要认可LMMA的管理规则。海洋观察的负责人Tab向我们出示了社区、地方政府和NGO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两张巨大的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泰文，都是经过逐条协商、各方都确认的管理细则。仅涉及到社区的就有19个类别，例如：不可独自行动，必须和伙伴合作，伙伴可以是政府部门、NGO，也可以是邻居。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制造概念也是NGO在政策倡导中常用的手段。比如，为了推动全球保护行动，而出现的OECM一概念——即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很多LMMA都可以申报为OECM，但Tab说，他们更偏爱LMMA的概念。
OECM是指自然保护地以外，通过治理能持续达到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的区域，比如城市绿地，自然友好农田。2018年，OECM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被正式定义的统计工具，必须由国家上报，用于统计全球层面的保护目标和进展。
无论是自然保护地、还是OECM，这些概念都是由国际机构推动进入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议程，也就是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国际谈判的推动下，OECM正在成为被政府和国际组织们认可、使用的通行语汇。很多社区保护地有潜力申报为OECM——虽然并不像保护地那样可以得到直接的资金支持，但是靠着OECM的声誉，更容易得到国际合作、碳信用交易项目等外界支持。
但NGO和渔民却偏好更为草根的LMMA这一概念，换言之也就是更强调社区自主管理。Tab对OECM的漫不经心，让我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变化：草根NGO对国际环境治理框架中带有光环的宏大概念似乎不再感兴趣，转而更看重能体现自主权、能得到实际好处的方式。
五、拒绝碳汇“圈地”
起因是，这里的红树林曾被一家公司以经营木炭的特许经营权为由、占有了21年。在那期间，村民如果要用木材，必须得到公司批准，但这其实很难实现，所以他们只能偷偷砍伐。在此期间，他们发现，在红树林及周边越来越难找到食物了。他们将螃蟹和贝类视作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指示物种——不止这两个物种在减少，一些海产品甚至还消失了。
村民认为这和红树林被公司砍伐有直接关系。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是泥蟹，这种螃蟹挖洞在泥里栖居，没了树荫，泥被太阳烤得炙热，泥蟹就会热得无法存活，也就是说，没了红树林，就没有动物们的生存空间，海滩就会从一片生机勃勃的乐园变成一片荒漠。
因此，在特许经营到期之后，一些意识到问题的村民开始自发种树。5个村子组成一个红树林保育小组，向DMCR申请为社区保护地。
2024年，申请得到批准。他们成功获得了一块“社区森林”，这意味着被赋予10年的红树林管理权，为社区争取资源使用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2025年，泰国“知识促进发展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应对气候危机的背景下，泰国政府大力推行自愿减排计划，允许企业通过资助红树林恢复，来购买碳信用额度，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然而，该计划在基层的实施引发了严重的不公平问题。例如已有项目在利润分配上，企业拿走70%，社区仅得20%，DMCR拿走10%，但企业和政府从未向社区透明地解释过这种分配比例的依据。
又如DMCR和企业往往绕过广大村民，直接找村长或特定代表签字。村民甚至在受到政府人员施压、不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被迫签署协议。这种自上而下的暗箱操作也引发了社区内部的猜忌和分裂。
Tab在接受HaRDstories采访时认为红树林碳汇项目无法真正回应全球变暖问题。“联合国制定的原则是谁排放，谁承担责任来补救，却被扭曲成给我们一个碳市场的主意。”他说，“解决全球变暖是要减少排放，而不是用钱去攫取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如今，有了社区保护地，居民们更有底气对这样的圈地项目说不。
下期预告
这是食通社走访泰南小规模渔业社区的三篇走访手记中的第二篇，第一篇《齐齐护海三十载，团结才能有鱼吃｜泰南小规模渔业社区走访》讨论了沙墩府小规模渔民如何携手赶走商业拖网船，以及各地渔民协会进一步组织成全国性联盟，积极参与立法和政策倡导。了解本地渔业社区的保育与发展如何并存，请继续关注后续第三篇文章。
文中图片如无说明，均由作者拍摄
编辑：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