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亩地里追风口：一个陕西农民的30年

秦冠换富士，富士挖了种粮，粮挣不来钱又栽桃栽李——逼近七旬的父亲在麦行间算着来年的账，桃和李子几年后还卖不卖得动，谁也说不清。

秸秆还田让农民多花了哪些钱？

禁烧令后，湖南洞庭湖区稻农为碎草、旋耕和除虫每亩多掏60至80元，稻茬里越冬的二化螟却一年比一年多。

猫山王、黑刺供应过剩引发今年马来西亚“榴莲海啸”，浮罗山背的甘榜老树小农也被波及：树熟鲜果保鲜期极短，最先被贱卖、丢弃，不少农民已砍掉老树改种名种嫁接苗。

在广西贵港百草园颜萍姐的生态农场劳作一月，与隔壁化肥果园仅隔几米，锄地、挑水、暴雨中烤火听山歌，身体渐渐进入土地的节奏，直到四月暑热把渴望自然的毕业生重新送回城市。

2025年秋，湖南洞庭湖区一村执行史上最严禁烧令，村干部日夜巡逻三个月、花去40万元，近千亩秸秆仍在铁塔摄像头盲区被村民烧尽。

荷兰人麦茨卡从占屋运动的素食餐厅起步，在肯特郡40亩重黏土地上用野花带调节生态、种当季蔬菜，每周六到北伦敦的有机农夫市集出摊。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的00后研究生贤子，与村民合伙建起有机肥厂，想把养殖户花钱清运的鸡粪变回田里的肥料，却发现拦路的不是技术，而是“一进一出”的现实账本。

食通社6月在团结湖畔连映四部与食物和劳动有关的影片——从外卖骑手到稻农、牧民、发酵匠人——每场映后邀请导演、主角和行动者到场交流，放映前另有农夫市集。

2016年起秸秆禁烧成为东北三省政治任务，黑龙江呼兰、巴彦、宾县的农户和村干部用十年证明：垄被外人打乱、打包留下碎茬、稻秆捞不完，最终只换来每年春耕前统一通知的“窗口焚烧”。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在美景市搭建Concentra平台，将合规认证、仓储物流等市场配套工作集中到组织手中，让分散的小农产出规模化入市。这套经验虽难照搬，却指向一条关键路径：把个体扛不动的能力变成集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