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骑手搬上舞台:一个戏剧小组的《低空飞行》实验

“当一份外卖盘旋在时代的低空,我们抬头,发问,不再假装什么也看不见。”
今年3月份,一个年轻的创作团队决定将外卖骑手的故事搬上戏剧舞台。历经几个月的打磨,11月下旬,这部名为《低空飞行》的作品终于要与观众见面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外卖和外卖骑手无疑是公共领域中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为什么“在场”戏剧小组要以戏剧的形式介入这一话题?作为一部具有纪录性质的社会剧场作品,他们做了哪些筹备?创作过程中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惑?面对仍然还在吃外卖的大部分城市观众,他们要如何讲述骑手的故事?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点外卖吗?戏剧又为他们带来了哪些行动上的改变?
关于这些问题,剧组成员结合各自的生命经验和创作感受,进行了一场圆桌讨论。

– 讨论嘉宾 –
吴梦|艺术家、剧场工作者,上海民间剧社草台班的核心成员。创作涉及剧场编导、行为表演、绘画、摄影、影像创作及纪录长篇等,作品有《变形花园》《我被生活追赶着》《世界在我的生活里翻滚》等。
李唐辙(小塔)|教育从业者、写作者。作为骑手领域行动者,他和同道成立了“骑手有话说”志愿小组,曾组织骑手年夜饭、骑手饮食与健康、骑手亲密关系等活动与调研。
小曹|骑手,跑外卖五年有余。喜欢戏剧、跑步、阅读。
句恩|乙方牛马,在场戏剧小组成员
陈桥|暂时没有身份,也不再希望携带身份。
蔷薇|剧场实践者,创作者。艺术实践涉及表演、影像、电影、声音、装置等媒介。
小蔡|一个刚刚出山的游民!
进入一个骑手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电影、电视、新闻、纪录片等各种艺术和媒介形式,去讲述外卖骑手的故事。但在戏剧舞台上,相关作品的呈现还非常少见。是什么推动着“在场”戏剧小组去创作关于外卖骑手的戏剧?
吴梦:我们剧组里一直关注骑手的是小塔,我差不多是在疫情快结束的时候认识他的。
疫情期间,我参与的团队也一直在做戏剧创作,讲了很多那段时期的故事,比如《蛤蜊岛》《家园》。每次演出,观众都哭得一塌糊涂,甚至很多四五十岁的男性观众边看边哭,这在以前的剧场里很少见。有时候我真觉得,这跟演什么关系不大,观众更需要的是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讲讲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点点滴滴。

◉戏剧《家园》排练照。
吴梦:但之前的创作惯性,比如仅仅是让观众感到温暖,好像又缺少了什么。我们在演出现场离观众非常近,但又总觉得离他们非常远。从感性上说,我总觉得原来的作品已经够不到现在社会中最冲突的地方,但为什么,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我知道小塔他们在做骑手相关的事,比如写骑手文章、办骑手年夜饭和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了解他们具体在干什么。虽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进入这块,但我就是去接触他们、跟他们聊、跟着他们工作、参与拍摄,平时也看看书、多接触骑手相关的东西。慢慢我才捋清自己为什么想做了。
我关注的是那种特殊时期里,人和社会都特别紧缩的状态,尤其是外卖骑手在系统、算法下面的处境。也不只是骑手。这两年我跟身边年轻朋友一起创作,越来越觉得工作卷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大家都太累了,那种疲倦感很明显。关于时间怎么分配、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和意义,一切和我们之前相比都变了。所以我就想从骑手劳动入手,慢慢看看现在年轻人、城市劳动者到底是怎么生存的。

所以大家觉得骑手们面对的内卷、加速或者被算法控制的处境,是和我们当下社会的普遍状况是有共鸣的吗?
吴梦: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是被算法和大数据组织起来的,而外卖骑手这个工作所受到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可见的。外卖与我们生活状态的关联也越来越紧密,比如我们越累越要点外卖,我们越点外卖,又越使得外卖这种商业模式垄断我们的生活。骑手的单价越来越低,配送时间越来越紧,整个社会生活就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小蔡:我周围初中、职校或大专毕业的同学都涌入安保、保洁、保安、外卖这些基层行业。之前我回山里种地,也是因为在城市里打工干不下去了,想要探究能不能通过自给自足、依靠土地生活的方式获得生活价值的平衡,就是想知道像我们这样年轻的人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如何找到自身位置的问题。关于外卖骑手,我其实更关注他们作为青年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小曹与小蔡在乡村戏剧节的儿童图书馆里排演。
陈桥:我演的角色是时间,一开始拿到剧本,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去演这个角色,因为它太抽象了。但是随着我们慢慢排戏,我会在台上去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演,当他们在戏里去贴近那个角色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把自己放到那个角色里面,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这种在场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蔷薇:虽然我们的主题是外卖骑手,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各有各的困境,这些困境又是有一点共性的,包括每个人的困境又跟舞台上的每个角色的困境重叠。像小曹他是一个外卖员的角色,他实际的工作也是外卖员,在排练的时候,当我听到他说某一些台词的时候,我自己是会被触动到的。那是经过多少专业训练,也代替不了的一些台词,必须从他这样的嗓音里说出来,才是准确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剧场的魅力它可能就在于说,它能帮助你去展露那些我们难以言语的东西,不管是温情的部分还是愤怒的部分,或者没有办法说出口的部分,它可以代替我们去表达很多东西。

是的,如果说社会经验是多声部的,那么有关外卖的经验的确是最活跃的一种,它蕴含着很多能量,需要被表达出来。刚才吴梦有提到小塔一直在记录骑手的劳动和生活,可以介绍一下一开始你关注的是什么吗?
小塔:我是在2020年开始做一些骑手相关的调查,比如骑手的亲密关系与职业转型,以及他们的饮食与健康问题。当时我们发现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很像,都存在超重、肥胖的现象。那相比于网约车司机,骑手吃饭更加不规律,因为我们的饭点恰好是外卖骑手最忙碌的时候,很多时候骑手的早餐就是随便买一个包子,或者根本不吃,午饭差不多要到2点之后才开始吃,晚饭通常就变成了夜宵。
后来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了解到了骑手更深层的个人生命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去传递,这也是我参与这部戏剧的一个初衷。

◉大家在奉贤乡下的空间内排练。
我们可以不点外卖吗?

两位刚刚从艺术和社会观察的角度,谈到自己关注骑手的初衷。那在日常生活中,你们会点外卖吗?在点外卖这件事上,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吴梦:我女儿的学校离家里很远,所以我们在学校边上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我发现,我大部分外卖都是在小房子点的,在自己家里边,我基本上不太会点外卖。因为有一个家的感觉,在这样的场景下,自己做饭是自然而然的。早上什么时候去买菜,去哪里买菜,这些你都很熟悉,生活是比较自如的。但是在小房子那里,整个人就处于一个流动的状态。那里位置也比较偏僻,家里人又比较少,一两个人吃饭也不能做很复杂的菜,有时候就想着,点个外卖吧,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齐全,自己又知道去哪里买菜的时候,做起饭来畏难情绪少一点,就不会老想着点外卖了。句恩平常会点外卖吗?
句恩:我是大点特点的那种。晚上假如我6点下班,我20分钟到家,这相较于其他人已经快很多了,那6点半到家,自己做菜的话,就得7点半才能吃上饭,加上洗碗和收拾,我其实要到8点半甚至9点,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没有精力了,就会瘫倒在沙发上,而且我还不会只是6点下班。但如果我提前点好外卖到家里面的话,6点半回到家就可以吃上饭,就有大段的时间给我自己了。这个时间的诱惑太大了。

◉正在做饭的句恩。
蔷薇:人的确会随着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变化去适应和改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国外居住,没有这么廉价、便利的外卖系统,那几年我基本上戒掉了点外卖的习惯,基本上是自己做饭。很多事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没错,点外卖这件事情的确和我们的生活状态、工作节奏息息相关。那么戏剧创作是否会为你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句恩:在整个剧在排演前是共学阶段,我们也调研和探讨了很多。平台对外卖市场的争夺,比如各个平台的补贴大战,其实是导致骑手市场供大于求的,但是现在补贴大战的浪潮褪去,很多骑手其实也没有办法获得刚开始那样高的收入,单子也越来越难接。
以前我可能觉得不点外卖外卖员就没有收入,骑手们就会失业。但现在我会意识到,假如越来越依赖于外卖,平台对于日常生活的控制与影响就会更强,会要求骑手越来越快就要送到,也会让卖家的售价越来越低。
15分钟就能送到的一份15块钱的外卖,它会是什么样的饭?骑手的工作会因为点单的人变多而变得更好吗?假如一份职业只是带来便利,让大家都变得更差,骑手这个职业还需要存在吗?假如越是贪图便宜去点外卖,权力的失衡就越会加剧,而且吃到的食物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慢慢也就不想点外卖了。
好好吃饭,从戏剧开始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在场”戏剧小组的工作模式?
吴梦:我们是集体创作,每周会在上海七宝碰面,大家聚在一起读剧、共学。和从前相比,这次集体创作给我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的剧组成员经常会觉得累。我自己也是从青年的状态成长起来的,但不会像他们长期处于这样疲惫和不适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迟到时间也非常长。

◉剧组成员在七宝读剧。

在您调研的中国家庭中,营养摄入过剩的情况多吗?这其中是否也有一些性别差异?
吴梦:所以这次跟大家一起创作的时候,我就把大家弄到了奉贤乡下的农场,我在那边有一分地,8×8米的一小块菜地。我们每个礼拜有两天在那里集中排练。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排练,也是为了让大家更集中地把生活和创作放在一起。
我们也会一起做饭,每个人可以做自己的拿手菜。我做的懒人版红烧肉非常简单,但烧出来非常好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聊各自父母擅长做什么菜,然后再延展到家里的情况。我很喜欢这样的创作状态,戏剧只是一个手段,创作是一个过程,食物是一个中介,把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能帮助我们摆脱日常非常疲惫的生活状态。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作为戏剧的创作者,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员,你们并非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上,去演绎骑手的底层生活,你们本身也要面对倦怠、焦虑、内耗这些消极的情绪,剧组本身是一个行动网络在互相扶持。
小塔:是的,我跟梦姐的想法是一致的。相互扶持着好好生活和可能做出一个不错的戏剧,这两件事情是同等重要的。或许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去抵御所谓新自由主义式的工作伦理,抵御工作对个人生活边界的侵蚀。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一种倦怠的状态下,是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去尝试做一些消耗自己能量的改变的。那有没有很擅长做饭的成员呢?
小塔:小蔡做的菜特别好吃。
小蔡:我之前在山里的时候,就一直做饭,因为山里也没有外卖嘛!它对我来说,做饭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小蔡给大家做的饭。
吴梦:他会在一个菜里边放好几种辣椒,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炒,有的辣椒会先炒好了盛出来,最后再放进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辣,但会提升菜的风味。我们农场的另外一个姐姐,是一个做菜大拿,连她吃过小蔡做的菜之后都来问到底怎么做的。
陈桥:作为导演,吴梦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每天都在想给我们吃什么,我们睡得怎么样,要怎么从市区去农场,到的晚不晚,安不安全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很操心的。我甚至在她身上看到一种大地盖亚的感觉,她还会给我们吃她妈妈做的山楂酱,我觉得这些细节能让我看到她背后的生活,也特别打动我。
创作者有资格为骑手代言吗?

你们在创作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惑?
句恩: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小曹我们都不是骑手,那有什么资格去做一个关于骑手的讨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一直横亘在我们心间。我们需要想清楚我们跟这个骑手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用什么视角去创作。本质上我们是在讲骑手的故事,还是在讲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是一开始就需要讨论的问题。
陈桥:有的朋友看到这个题目会替我有些顾虑,觉得是不是太大了。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些顾虑。我觉得这个一个创作过程能够让我们去关心一个群体,就够了。
我自己也有去尝试做骑手了几天,不过我送的全部都超时了。但当我骑上电动车,上街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骑手,感觉眼睛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骑手的世界。我现在在路上骑单车,也会看到更多的骑手在我旁边。有的时候注意到两个盲人骑手在用手语说话,我会站在旁边看好久。就可能就这个过程已经潜移默化了,那这个过程本身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一种生命的经验。

◉陈桥在排练。
陈桥:但也有一次,一个网约车司机说的对我的冲击挺大的。他说即使你去送外卖,但你不像我们一样在这个生存线上,你也不会真的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体会的经历,我很难去评判他们的处境。
曾经我也想跟剧组里的骑手小曹搭伴去创作,想去跟他一起送外卖,走进他的生活,但我发现小曹有他自己的作息和生活,一个自转和公转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我在旁边看他演戏的时候,会觉得这份工作之于他,要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这份工作当然有被剥削、压榨,他自己也很辛苦,但也给了他骄傲,给了他可以把握的生活。
句恩:我感觉我的感受跟陈桥不太一样,就是我现在认为自己跟骑手是可以完全感同身受的。
我是做乙方工作的,经常被甲方折磨改文件改报告,网约车司机、骑手是为我提供服务的乙方。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循环,每个人都很辛苦。在收入、劳动时长、流动性方面,办公楼里面的人跟办公楼外的人其实是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像灵活就业,我自己现在就是外包制,我们是一个外企,它会说国外总部每年批的名额太少,先让你进入外包公司,承诺试用期以后会转正。我们这行也很累,每天工作时长每天10多个小时是基本,甲方随叫随到。
因为太累了,流动性也很大,熬不下去的人会被筛走。所以外包的方式就是要筛选出吃苦耐劳、能接受一人多岗的劳动力,企业不需要付出违约金和福利,就可以获得一个半年内的高强度劳动力。外包白领和众包骑手是一样的,当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底线一降再降之后,企业不会考虑待遇的问题。

你是参与到骑手的戏剧创作之后,才开始反向思考自身工作的性质吗?
句恩:因为我们要讨论骑手的处境,我们就要真实地看到自己。吴梦刚才提到我们中间充斥着非常强烈的倦怠感,以前我会觉得是自己能力的问题,但现在我是觉得我们这些客观付出很多时间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这种倦怠感,就会越来越强。
我还去翻美团历年财报,去算假如它给骑手缴纳社保之后,需要付多少的钱,这笔钱占他收入的多少。我想知道假如企业能赚到不少钱,能不能成为一家有良心的外卖企业。但算到后面我们意识到,它不是一个关于谎言和真相的问题,而是谁掌握话语权和权力的问题。

◉美团某一年的全年各业务板块的收入、成本和盈利情况。图源:《美团2023年财报》截图

南方周末》曾在一篇报道中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美团为120万骑手缴纳社保,将会增加216亿元成本。但我们仔细阅读美团财报发现,美团的整体利润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流向了对新业务板块的投资,目的在于进一步实现市场扩张。此外,对无人机、无人配送车等新技术的研发也烧掉了很多钱,2024年,美团的研发投入高达211亿元。
句恩:对于他们来说,觉得有助于企业增长的东西,他们就愿意投,哪怕可能完全亏进去,那些项目其实价钱都很虚高。这个钱发到劳动者手里就是实打实的钱,但是不管你发不发给骑手,骑手依旧会给你干活,所以就没必要发。社保也不愿意付。
小曹:这笔账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算的。单价相对于之前是有些下降幅度的。现在上海单价最低4块钱左右,以前是7-8块钱一单,你想想他们降了多少。即使交社保,平台愿意承担一部分,还是有大部分骑手在徘徊观望中。
吴梦:我补充一点,我们其实要特别感谢小曹。其实从3月项目开始,每一次我们的活动,从排练到演出他都会参加,然后最近的排练周期都超过了20个工作日。我知道他心里觉得时间太长了。我当时想的是能不能给他一些补贴,当时算的那笔账是小曹每天能挣300多,那我们是否可能每天补贴他200。但我没想到的是,其实这不仅仅是关乎钱的问题。因为小曹作为众包骑手,他的工作时长是跟他的派单量和收入挂钩的,这是由平台的算法决定的,所以这个损失是没法算的。

相当于你们在戏剧创作过程中,也触碰到了实际的算法问题了。像网约车司机也是如果你开不到一定时长,平台就给你减少派单或者给你派不好的单。
要不要有希望?
句恩:另一问题的争论更大,就是要不要有希望。因为我们是基于现实素材的作品,到后面就会发现对于结构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情,有一种徒劳的感觉。
有人觉得哪怕现实没有太多希望,我们是不是要给一点希望?作为一个作品,它要给人们一些有抓手的东西,不能大家看完之后,抱头痛哭说好惨啊,就结束了。但有人又觉得就停在残酷的地方似乎更有张力一些。
吴梦:我其实在跟陈桥排练聊天,聊到这个时间这个角色,我跟她说了我自己的感触,其实就是你面对那么大的一个问题,系统性的问题,作为个人,或者我们小的团队,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希望时间的这个角色能不能进入纵深里来看待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阶段。

其实近年来关于外卖的电影和报道挺多的,从2020年人物那篇报道开始,后边食通社也陆续观察到一系列的影片,比如之前徐峥拍的《逆行人生》,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叫《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是否可以说一下在你们这部作品中,更想给观众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和感觉?

◉剧组在一起共学。
句恩: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群体,警惕自怜,自说自话地过度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以及自恋——觉得自己碰触了某个社会命题就觉得多么有意义了。但我个人觉得我们没法通过戏剧去改变别人太多,它的力量很微弱,而且小剧场的观众人数也很少,我们只能用真诚的方式的探索。
这部剧的内容来自大家在探索某个问题时发现的真实材料。那些痛苦,那些焦虑,那些语言本身它其实都是真实的语言,而不是强加在这个题材的一些想象。但也不是把素材都拼贴在一起,还是靠吴梦做了很多工作吧,把这些材料都重新连接在了一起,彼此共振。
吴梦:我们其实还是一个以纪录剧场的方式来创作的作品,所以人物角色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参与者或者几位参与者的生活原型组合起来的。很多故事是来自我们的采访对象,真实度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到95%以上吧。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采访一些骑手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观察骑手生活的同时,他们也在观察我们。这是一个互相观看的过程。因为他们其实比平常人更能进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些毛细血管里边。

◉剧组的采访对象,在上海的马路上遇到车祸。

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打工人,还是很愿意看看这个剧是如何从骑手的视角去呈现大城市的生活节奏的,很想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自己生活的地方。
吴梦:这次我觉得这方面涉及了一些,但不是特别多。有各方面的原因吧,但我们既然想长期来关注这个话题,也会继续进行尝试。所以不管是希望也好,绝望也好,我们慢慢地去实现这些想法。
上个礼拜,我们最后走一个全场戏的时候,确实有被小曹打动到。他平常的状态总是巍然不动,没有情绪起伏,那天他在舞台上说的话,是我们故意刺痛他,他才说的。我们知道这样不好,但还是想碰碰他,所以看到他那时候说的话被搬到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真的有被打动到。所以我自己对现在这个戏还是蛮有信心的。到11月中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大家都很努力,还有最后的10次排练,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戏做好。

◉在潍坊参加乡村戏剧节。
– 演出 –
《低空飞行》
– “在场”集体创作者 –
曹成镇、陈桥、崔睿、可一、李唐辙、梨子、木木、蔷薇、秋爽、句恩、吴梦、徐云昊、赵添乐
– 音乐使用 –
夏杰专辑《为爱租一间房》
– 原创支持 –
活力壳运动城、乐田家庭农场、草台班
– 合作单位 –
食通社
*将于11月中旬在上海首次与观众见面。具体演出信息,请关注食通社后续推送
– 这是食通社第853 篇原创 –
– 关于“在场” –
向下 滑 动 阅 览
“在场”是一个戏剧小组,也可以不只是一个戏剧小组;如果可以,希望它能构成一些行动的起点。当一份外卖盘旋在时代的低空,我们抬头,发问,不再假装什么也看不见。
小组的成员构成是跨界的:有骑手、劳动者,也有做社会研究的写作者和年轻的人类学者。这使《低空飞行》的创作不只依赖舞台经验,也扎根于田野调查、访谈与持续的社会观察。剧场在这里不只是表演,也是研究、记录与行动的现场。
《低空飞行》是一个长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由吴梦与李唐辙发起的纪录剧场项目。
从2026年3月起,项目初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共学。共学期间策划了一系列讲座与剧场工作坊,包括:《骑手来了》草台班文化站;《漫长的过渡:何谓今日的工作问题》 讲者:汉娜(学者);《美团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以及平台算法的技术社会学问题》讲者:郑玉阳(北大硕士);《方便: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之一》讲者:Christopher Connery(加州大学教授);
纪录剧场《世界工厂》放映,讲者:赵川、吴梦(剧场导演);《AI简史:从早期人工智能到大语言模型智能体(LLM Agent)》,讲者:何天成(AI行业从业者);《骑手聊天局》,讲者:俞文瑾、曹成镇、陈子博等。
共学阶段主要参与者包括:艾莎、曹成镇、陈桥、顾甦泳、可一、李唐辙、秋爽、任燕琦、句恩、吴梦、小俞、徐云昊、赵川、赵添乐等,包括二十多位的线上参与者。共学还包括一系列关于骑手的采访。采访者包括:曹成镇、晨晨、蒋云翼、李唐辙、Liz、沈梦、夏杰、夏平昌、小陈等。
在此谨向所有参与者和受访者致谢。
如无说明,图片均由“在场”戏剧小组提供
编辑:玉阳
版式:小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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