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护海三十载，团结才能有鱼吃｜泰南小规模渔业社区走访
食通社说
随着走访深入，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逐步清晰起来：由社区主导的保育力量如何嵌入国家多层级的生态保护体系（如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结成信任，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NGO合作，渔民得以自行决定符合本地的“发展”与“保护”——即使，面向复杂的市场与法律制度，过程也是困难重重。在这些地方，你会看见西西弗推石头般把抱卵母螃蟹投回大海的保护行动，极小金额的社区公益基金，和一个个兼具勇气与人格魅力的社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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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通社泰南渔村走访手记共三篇，这是其中第一篇。
今年1月，我们在泰国南部的沿海社区走访，顿顿都是鱼虾蟹，新鲜美味，简直是把海鲜当主粮来吃。坐在一旁的渔民还不断地热情劝吃，让人因过于丰馈而吃出了烦恼。就拿在沙墩（Satun）府的一顿晚餐来说：冬阴功海鲜，烤鱿鱼，油炸马鲛鱼，清蒸花蟹和革斧蛤——再加上一小碟泰式青辣酱，酸辣咸鲜，刚好放大海鲜的甜味，大热天里吃起来非常痛快。
这一套标准四人餐，均价250泰铢（人民币53元）。餐厅就在安达曼海的边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由当地小规模渔民合作运营，名字就叫“渔民餐厅”（Fisherfolk Restaurant）。过去几十年间，商业捕捞常用的破坏性渔具让安达曼海渔业资源锐减，靠一条小规模渔船为生的渔民家庭因此越来越难捕到鱼。
而且，小规模渔民身处价值链的最底端，纵然渔获经层层收购能在超市卖个好价钱，渔民能获得的利润总是很微薄。
这家餐厅就是一个想要改变现状的尝试——让渔民开餐厅，也让消费者享受到好吃不贵、新鲜捕捞的海味。
餐厅所在的位置，曾是一家NGO的办公室。餐厅条件颇为简单，就是门外空地的屋檐下，临时支起来的几张小桌子。如今屋内还堆放着曾经的办公用品。这样一个“非典型”餐厅的场景，恰好反映出某种符号意义——它是过去几十年，泰国南部小型渔业运动史的一个小脚印，而它的出现，不单是渔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民间社会对渔业社区的支持。
以这家餐厅作为回顾历史的起点，故事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
一、商业捕捞VS小规模渔民
拖网是一种非选择性渔具，会捕获大量幼鱼和非目标物种，必然限制海洋的再生能力。作为拖网中破坏性最大的一种形式，底拖网还会破坏珊瑚礁和海草床等关键海洋栖息地。
而且，使用拖网的往往是大型渔船，可以进入深水区并在海上停留长达数月，这样的渔获不再新鲜，主要是作为加工海鲜，或者成作鱼粉、用作饲料。
相比之下，由于船只体量小且发动机容量有限，小规模渔船仅限于近岸地区的隔夜捕鱼，目标是成熟大鱼，作为新鲜海鲜卖到市场。
也就是说，大型拖网渔船和小规模渔船的生计模式完全不同，前者是无差别捕捞，对海洋动物赶尽杀绝；而后者则以捕捞成年鱼类为主，相对来说，对幼鱼和栖息地有着更强的保育动机。
为了保护沿海生态，1972年泰国禁止在近岸海域（即距离海岸线3000米以内范围的区域）使用拖网。然而，每年获得捕鱼许可证的底拖网渔船的总数越来越多。这些船实际上会进入近岸地区捕鱼，监管却时常缺位。
二、渔民的反击
在沙墩的拉威南村（Ban Rawai Tai）的社区议事中心，Khon Khlan镇的渔民代表们向我们回顾了这段艰辛的斗争。这个议事场地宛如凉亭，就建在红树林腹地的保护区里。所有人（主要是中老年男性渔民）席地而坐，几个戴着头巾的妇女给大家准备椰子水、糖水煮小圆子等食物。在座的既有当地渔民协会的代表，保育小组成员，渔业加工妇女小组成员，也有政府官员，甚至连镇议会主席也来了。
他们说，当时拖网问题太严重了，渔民们就组织起来赶走入侵者。很快他们学会如何“合法”斗争——和渔业部门的巡逻队、海洋警察合作，协助执法者将这些非法捕捞船只进行逮捕，没收其非法渔具。
虽然主要是外来商业船只，但也有一些短视的本地渔民使用破坏性渔具。对于这些人，他们先是通过其亲属、村长进行劝说。有些渔民不服气，甚至扬言要杀了从事保育的渔民。但也有人改变了主意。例如，主席指着在座的一位成员，说：“他曾经是过度捕捞者中的一员，用两根竹竿之间撑出一张渔网，放在红树林的水道中间，落潮时就会网走很多鱼虾。当时很多人这么做。当他意识到这样做对生态的破坏时，就开始带头拆除这些渔网。”
这群渔民花了10年才杜绝当地的过度捕捞现象。直至今天他们仍坚持巡逻来巩固斗争成果，并构建网络来加强海洋保护。在发现需要正式注册为一个合法组织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后，两年前他们注册了渔民协会，从此开始用一种更为制度化的方式来保护海洋资源。
在赶走这些“海上强盗”之后，他们说，能感觉到渔业资源的恢复。特别是过去5年，每次出海都有收获。在NGO的协助下，渔民自己整理当地海洋物种的基线数据、生命周期日历，感受到资源量之充沛。他们这样比喻：连同红树林在内的这片海域就像一个所有人可以使用的ATM机——
“只要给我一条船，一个捞网，我就拥有了ATM机的密码。”捞网的英文是scoop，直译即“勺”，小渔船用于捕捞，手持网用于捡拾，是渔业最简朴的样态。
三、细网卷土重来
2025年泰国修订《渔业法》的立法进程中涉及一项核心争议条款，将允许小于2.5厘米网目的网具在12海里以外的特定条件下使用，包括夜间。这实质上是将过去10年被禁止的破坏性捕捞方式重新合法化。
泰国曾因其破坏性捕捞泛滥而受到欧盟和美国的警告。为了挽回声誉、稳住贸易，泰国在2015年加严《渔业法》，禁止这类细网在超过12海里之外夜间捕鱼时使用。但是商业捕捞公司一直在抱怨修法致其财务损失，持续游说政府放宽监管。
这一修订激起了环保组织、渔民协会和公众的批评。这一极具争议性的条款，此前曾被驳回、协商、修改，但最终还是在2025年9月被国会批准。目前该法案正在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如果没有反对，将被提交给国王御准，正式生效。
在我们与渔民代表席地而坐的闲聊中，一提到细网问题，大家连连摇头。“法律已经在国家层面批准了，但是还没开始执行。”他们说。我们走访正值泰国大选前夕，渔民也在观望。“我们昨天还在讨论，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法律？这还是取决于谁执掌权力。这样的法条只会让商业拖网公司获利。”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必须要联合其他地区渔民，形成全国层面的影响力。”Wichoksak Ronnarongpairee说。当地人都叫他Tab。我们此次和渔业社区代表的座谈，就是Tab组织的。
四、渔民能在制度里“走”多远？
这不是Tab第一次领导抗议游行了。他的人生故事相当精彩，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版的泰国小规模渔业运动史。Tab出身于沙墩农村，小时候经常下海捕鱼，帮助贫苦的家庭维持生计。1997年他毕业于宋卡一所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成为十个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Tab在一个渔村做志愿服务工作，他开始真正了解渔民的世界。
90年代末恐艾最严重的时候，他与一位艾滋病患者合作建立了艾滋病感染者网络。这让他获得了服务边缘人士、打造社群的宝贵经验，为日后他在渔民社区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Tab是那种很容易就让人感受到领袖魅力的人。他嗓音略微沙哑。虽然我一句泰文都不会，也能感受到他说话时的感染力。他只会几句最基础的英语，但还是会时不时地喊我的名字，问“Are you good？”他能叫得出每个来访者的名字，这并不是简单事。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他对于沟通、对于培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着肌肉记忆般的敏锐，是一位典型的社会运动领袖。
他还因为对渔业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获选为2014年阿育王伙伴（Ashoka Fellow）——这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企业领袖支持计划。据阿育王伙伴官网介绍，Tab目睹了许多领导保护工作的渔民仍然在贫困中死去，还有一些保护工作以暴力告终，甚至包括一名渔民遭到暗杀。
海洋保护与小规模渔民的生计的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让Tab意识到，必须要让渔民从保育行动中获益，否则就是死局。过去近30年，他一直都是泰国南部小规模渔民的代言人，曾如此直言对工业化捕捞的反感：“双拖网渔船不应该在这个国家存在，甚至不应该在这个星球上存在……它是一种掠夺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渔业模式。”
1993年，泰国南部的13个渔民小组形成了泰国南部渔民联合会，后来又吸收了其他地区的传统渔民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在2009年注册为全国性联盟——泰国渔民协会联合会，简称FTFA。Tab参与创立了FTFA，并担任过经理。
这里需要说一下前面提到的渔民们的“协会”和“联合会”的区别。“渔民协会”往往是一个地区，比如几个村庄的渔民联合起来形成的自治组织，但是需要在政府登记，有自己的理事会、管理章程，来协调社区内部事务，例如前述接待我们的Khon Khlan镇渔民协会。
“泰国渔民协会联合会（FTFA）”则是多个渔民协会组成的全国性伞状机构，它将分散的基层力量汇聚起来，从而有能力和政府、大企业谈判乃至抗衡，是代表小规模渔民参与政策倡导、法律修订的关键力量。目前成员来自19个省份和55个机构。
2012年，Tab和数百个渔业社区合作，收集了1万多个签名，向泰国议会提交渔业法的修订草案，并呼吁权力下放，增加小规模渔民和地方政府在沿海资源管理政策中的参与度。2013年他们还成功阻止政府发放两千张新的双拖网渔船许可证。
正是靠着这种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立法和政策倡导的行动，FTFA为自己所代表的小规模渔民在一向封闭的、有利于工业化捕捞的渔业政策圈中撕开一道口子。2015年，迫于欧盟对非法捕捞问题的黄牌警告，不止前述加严《渔业法》，泰国也对渔业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设立了一个国家级的渔业政策委员会，并为FTFA设立了一个永久席位，这使小规模渔民第一次在法定地位上可以平等地与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谈判。
无论渔民协会还是FTFA，他们往往与NGO往来密切。争取沿海土地和资源权利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仅靠渔民组织自己很难实现。NGO代表的是渔民群体之外、来自公民社会的专业力量。他们为这些渔民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小额资金及其他社会资源，帮助渔民建立与消费者、学术界甚至国际社会的联系。这样的支持不可或缺。
NGO和这些渔民组织之间是千丝万缕，甚至你中有我的关系，从人事上即见一斑。例如Tab曾经是FTFA的经理，如今是一家从事渔业监督和政策倡导的NGO“泰国海洋观察协会”的负责人。
此行我们每当聊到政策、法律，以及渔民如何参与其中，气氛就变得沉重。在讨论细网问题时，“不要讨论法律啦，说到这个就没完没了，几天几夜也聊不完。”渔民代表们都露出一副“说这些简直是浪费时间”的无奈表情，“太技术，太复杂了。”他们说，“但是我们有应对的办法。”最后一句似乎是安慰、也可能只是打发我们。
回顾几十年的渔民抗争史，我们这次拜访的几家机构、渔民组织总是感叹：关于渔业法修订，政客和商业公司有着更大的话语权，所以法律总是代表这些人的利益。
“怎样才可以让法律真正为当地人所用呢？”他们问。
下期预告
这是食通社走访泰南小规模渔业社区的三篇走访手记中的第一篇。了解NGO力量如何参与保育本地渔业社区，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推送。
编辑：裴丹 天乐